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和道路“深化”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和道路“深化”
江苏省徐州第三中学教员　叶维四　朱金才
邵荃麟同志提出“中间人物”论来，有他的理论支柱，即“现实主义的深化”。
首先，他歪曲了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中所提出的典型化原理，说什么恩格斯没有讲“人物本身是不是消极的问题”，典型化就是“把平平常常的东西集中起来”，似乎恩格斯也赞成写工人阶级的消极面的。其次，他直接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以写出现实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为幌子，要我们的文艺去描写人民群众身上的“旧的东西”，概括“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最后，他又把“深化”了的“现实主义”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上去，说什么“现实主义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必须从他那种“现实主义”的“深化”中“去寻求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
邵荃麟同志的这一“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是不是对于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化？是沿着什么样的方向、什么样的道路“深化”现实主义的？
要解答这个问题，先要了解恩格斯典型化原理的基本精神。
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中说：“照我看来，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您所描写的性格，在您所描写的范围之内，是充分地典型的，但是关于环绕他们、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那就不能够这样说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显得是消极的群众……”
《城市姑娘》是十九世纪英国女作家马·哈克纳斯的一部中篇小说，它描写缝纫女工耐丽·阿姆布罗兹受“真正的绅士”阿屠尔·格朗特的诱骗和遗弃的故事。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对这部作品作了中肯的批评。
恩格斯仅仅批评《城市姑娘》的环境不典型吗？不是的。恩格斯只愿意承认“您的阿屠尔·格朗特先生是一个杰作”，但只字未提女工耐丽·阿姆布罗兹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从全文文意看，恩格斯显然有这样的意思：哈克纳斯所描写的性格在她所布置的环境中是典型的，但是，她所布置的环境是不典型的，在这种不典型的环境中产生的性格因而也是不典型的，所以恩格斯要求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恩格斯典型化原理的精神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一定的人物应该代表一定的阶级、一定的倾向、一定时代的一定思想。
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中指出，尽管“伦敦东头的工人比任何地方的工人都更不积极反抗……”，但是，整个工人阶级已经具有了五十年光景的斗争历史，已经在“解放工人阶级应当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这个原则指导之下，已经有了“对于压迫他们的环境的革命的反抗”，“想恢复自己的人的地位的紧张的企图”，因而要描写工人阶级就要描写这一“积极方面”，描写他们的革命斗争，描写具有这一“积极方面”的先进人物。恩格斯认为，这种描绘应该“在现实主义的领域中要求一个地位”。这就是说，文艺中描写的个人，不应当是脱离阶级的个人，而应当是代表阶级的个人；作家不应该布置一个不典型的环境，因为在这个不典型环境里产生的对这个环境说来是典型的性格，对于整个社会、整个阶级来说是不典型的。
第二、作家要善于根据整个阶级的发展情况描写在发展中新生的东西，善于发现不仅对于今天有一般意义的东西，而且要善于用发展的观点看现在，也就是说，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必须包含理想主义的成分。
就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巴尔扎克老人最伟大的特点之一”、“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便是“他看出了仅能在当时找得着的将来的真正人物”。而在对《城市姑娘》的分析中，恩格斯也指出，必须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工人阶级同十九世纪初圣西门、欧文时代的工人阶级区分开来，表现这个阶级的新生的“积极方面”，而反对描写它正在消逝的“消极方面”。因为这才符合于工人阶级发展的状况，能够反映工人阶级现状的新的发展。
第三、上述两个精神具体地归结到一点：反对一味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而“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因为革命的无产者才是时代的新兴力量，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本色，才是不仅是将来的而且是现在的“真正人物”。
恩格斯现实主义典型化原理的这三个基本精神是不能歪曲的。赞成着重描写工人阶级的消极方面，不要从将来观看现在，要大写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这决不是可以从恩格斯典型化原理中引出来的结论，而只能是对于恩格斯典型化原理的歪曲，这决不是对于恩格斯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化”，而是背道而驰的蜕化。
邵荃麟同志大胆地提出“中间人物论”来，反对描写形成时代主流的核心力量——日益发展、日臻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他们不仅不愿意看到“仅能在当时找得着的将来的真正人物”，而且不愿意承认毛主席所称颂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纯粹的人”已经不断出现而且还在大批地涌现。显然在他看来也只有有了与“英勇奋斗，大公无私，等等”相反的东西，才是“有益”的。
总之，他们在实际上否定了恩格斯典型化原则的精神，更反对必须与革命理想主义结合的革命现实主义。他们从十九世纪的左拉那里和二十世纪的“左拉”那里承袭了衣钵，而又根据阶级斗争的新的现状改换了旗号，为将来的“左拉”开辟了新的道路。十九世纪后半期没落资产阶级要求左拉做的是，用自然主义来阻止新兴的无产阶级英雄进入文坛，而二十世纪的没落资产阶级要求新的“左拉”做的是，用合二为一英雄论、中间人物论或其他更新更巧妙的旗号，把已经进入文坛的无产阶级英雄赶出文坛。
这些，就是邵荃麟等同志对于“现实主义”的“深化”，是现实主义沿资产阶级方向、自然主义道路所作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