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顶梁柱”办好生产队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依靠“顶梁柱”办好生产队
贫农下中农是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顶梁柱”。只有认真地坚决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其他中农，才能搞好生产队的集体经济。经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进一步认识了这个道理。
一九六三年以前，我们生产队一直是个后进队。“病”在哪里呢？有的干部和社员好长时期也没闹清。直到经过去冬今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才把“病根子”找出来。原来是贫农、下中农没掌握印把子，把“顶梁柱”给扔到一边去了。就拿一九六二年来说，那年是中农匡明元当队长，他走的完全是中农路线，这一年生产搞得很不好。一九六三年春，队长换上了徐德喜，可是队委会成员里，中农还占优势，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还很严重。春天，组织社员上山割柴，队里的定额是每天每人割七十捆。匡明元强调雪大，路远，道滑，嫌定额太高。他每天只割五十捆，有些人也跟着学，结果队里割七千捆烧柴的计划落了空，少收入一千五百多元。匡明元干集体活劲不足，割自己的烧柴劲头可挺大，每天都割七八十捆。去年有五户中农不仅自己打够全年烧柴，每户还到城市出卖三四百捆烧柴。种地时，中农匡明元和罗广发是扶犁手。队里规定一副犁杖一天种三亩，种一亩给四分半工。他们嫌分少，就吵吵活累费鞋，每天只种二亩。没办法就给长了半分工，每亩五分工。这回他们来劲了，一天都挣十七八分，大大超过定额，光种地这一段，就叫他们多挣去二百多分。一九六三年我们又减了产，同样的畜力和土地，三队水稻亩产四百斤，我们队只打了二百多斤。
我们俩是在去年下半年被选为队长和副队长的，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们和全体社员受到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进一步认识到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是党在农村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贫农下中农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在农村的社会基础。在运动中，我们建立了会议和工作制度，整顿和健全了队委会，新的队委会五名成员，都是贫农下中农。这样，进行生产和工作就有靠山了。我们在一次贫下中农会上，专门讨论总结过去丢了印把子扔了顶梁柱、让中农掌权的经验教训，我们在会上也表示，今后一切工作和生产都要坚决依靠贫农下中农这根顶梁柱，牢牢把住印把子。贫农下中农听了很受感动，都说这回就好办了，只要咱贫农下中农抱成团，拿出革命劲头来，后进帽子一定能摘下来。
要依靠贫农下中农，必须处处注意树立贫农下中农的优势。今年春天割柴时，队委会接受去年的教训，为了避免中农倒卖烧柴，提出不准社员个人出卖烧柴，如果要卖，得拿五元山底钱。这个意见得到了所有贫农下中农的支持，有力地限制了中农自发资本主义的发展。今年全队按计划割了七千捆烧柴。由于贫农下中农阶级觉悟提高了，有些事中农想拿一把也拿不住了。今年种地时，扶犁手匡明元，又想拿一把提高工分，这时贫农李德禄说：“他不干咱干，我们再不围着中农屁股转了。”今年队里缺了一万斤饲草，老贫农黄明久介绍了过去给地主扛活时，用豆秸裹草里铡碎喂牲口的经验，队里采用了这个办法，光这一项就节省了一百五十多元钱。队里买肥料和农具需要一百五十多元钱，国家准备贷款，贫农吴振才说：不能光靠国家，得自己想办法，并提出搞副业来解决困难的建议。后来队里派大车队出去拉脚，用拉脚的钱买了肥料和犁。
我们今年春耕和夏锄生产，比哪一年都搞得好，种地一开始，我们就依靠贫农下中农开展了学一队赶一队的比学赶帮活动。为了抢时间早种地，我们早晨三点就下地，早饭在地里吃，这样喂牲口也要跟上去，贫农陈福（饲养员）每天夜里一点就起来喂牲口，这就保证了耕地用牛。贫农妇女队长刘玉芝（党员）和贫农女社员王桂芝带动十四名妇女下地（全队共十九名社员），保证种地有足够的劳力。
贫农下中农在各方面优势树立起来后，中农也主动靠近贫农下中农。匡明元过去少给一分也不干，现在他向队里表示：“队里不给我分，我也干哪，把集体搞好了，也有我一份。”今年他一个工也没旷，老老实实干。真是贫农下中农和中农拧成一股绳，齐心追赶先进队第一队，上半年在拉柴、栽烟、拔稻子、割青蒿子垫圈等改造农田这些活都赶到了一队前面去了。今年的庄稼长得比哪年都好，呈现一片丰收景象。
辽宁省新宾县刘家公社郝家大队第四生产队
队长傅明振、副队长黄明久
（卢恩忠、孟风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