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苏共中央委员主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 刊载大量诽谤和攻击中共的文章材料 并鼓吹召开分裂国际共运的国际会议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由苏共中央委员主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
刊载大量诽谤和攻击中共的文章材料 并鼓吹召开分裂国际共运的国际会议
新华社莫斯科二十日电　由苏共中央委员鲁米扬采夫主编的、由苏联《真理报》出版社印刷的、刊载大量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文章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十一月号俄文版，十一月十四日在莫斯科开始发行。
在这一期杂志上，刊载了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苏共中央委员鲁米扬采夫、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团候补委员萨博尔契克的讲话，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隆哥、加拿大共产党主席布克、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和印度丹吉叛徒集团阿迪卡里的文章以及其他材料，集中地诽谤和攻击中国共产党，鼓吹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
安德罗波夫、鲁米扬采夫、乌布利希、萨博尔契克等人攻击中国的言论，是在“国际科学会议”的标题下报道的。
安德罗波夫说，“最近，有些地方传出这样的说法：党为了证明自己是民族力量，应当强调首先并且主要地注意解决民族任务，应当使人民群众了解，党完全只是作为民族利益的代表来行动的。”“讲到这一点，我们要强调指出，我们很清楚这些情绪的某些来源。大家都知道，许多兄弟党经受了并且正在经受着反共宣传的严重压力。顺便说说，现在，北京抓住它的一个主要论点‘莫斯科之手’，即共产党似乎是按照别国的指示行动的。这些臆造在一系列国家里严重地妨碍了党，使这些党同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变得困难起来，特别是当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某些表现赋于这些臆造以某种真实性的假象的时候。在这种条件下，兄弟党要在群众意识中表明自己是民族力量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
安德罗波夫说，“如果不是中共领导进行分裂活动，为了自己的民族主义利益，企图恢复被各国党摒弃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老方法，那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方针会产生更大的结果。”
乌布利希在会上说：“中国党的领导要求党员去发誓相信这种提法：即一分为二。这就意味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而给它造成损失。为了这一政策，中国领导人丧失了主要前景。他们不去为和平事业服务，不去尽一切可能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却挑起了一个又一个的边境冲突，开始是反对印度，后来又反对苏联。现在，他们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东欧和巴尔干形成的边界。这意味着，他们直接为西德帝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效劳。”
乌布利希说，“现在提到首位的是教条主义危险和左倾机会主义危险。中国领导人宣布了自己的独特的、宗派主义的方针。我们了解中国发展进程的特点。它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保持着国内战争年代和战后经济建设年代形成的领导方法、而且唯心主义哲学在起着作用，这一切妨碍着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为教条主义提供温床。中国领导人拒绝关于召开起草委员会来筹备下一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共同会议的建议，而这是早在一九五七年就达成协议的。”
乌布利希还说：“所有参加一九六○年起草委员会的二十六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已被邀请在平等的基础上和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地在十二月参加制定共同声明的工作。我们认为，制定出的声明草案将交给各党研究。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共同讨论和维护共产主义运动及工人运动的一致有一点点兴趣的话，他们也应当参加根据一九五七年的原则召开的有一九六○年的成员参加的起草委员会会议。”
萨博尔契克攻击“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政治统帅一切’的公式，这个公式是由于轻视经济而产生的，它表明了对解决经济问题的主观主义的、唯意志论的态度。”
意共总书记隆哥的题为《意大利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中说，陶里亚蒂备忘录“全部贯穿着对今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局势的不安和寻找最好的斗争手段来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错误政治立场和分裂活动。从陶里亚蒂和我们全党的观点来说，这种寻找应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我们反对中国立场的全部斗争，应当是作为争取团结的斗争来进行’”。他还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目前进行的“辩论要有礼貌地、互相尊重和有客观论据地进行，而不是象阿尔巴尼亚人和中国人那样下流和粗鲁地进行！”
隆哥要求“足够充分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对由二十大开始的这个转变的进攻的严重性。”他说，“我们党在一九六三年十月就指出应该回击并粉碎中国同志对二十大路线和苏联领导人士的攻击”。他说，“反对中国同志的教条的、闭塞的和宗派的立场的必需的政治斗争，应当依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愿望和能力进行，并勇敢地和以完全负责的精神来对待摆在运动面前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斗争的新的问题”。
隆哥说，“自然，我们的这种立场并不意味着放弃同中国纲领的斗争。相反，陶里亚蒂同志和我党的全部研究工作（这一点已在备忘录中卓越地概括了）的目的在于，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寻找同中国立场进行斗争的最好的方法。陶里亚蒂同志在备忘录中提醒说，我们党为有效地反对中共的错误的政治立场和分裂活动而提出了一项计划，它同现在执行的计划所不同的主要在于以下各点：任何时候也不中断反对中国人的原则立场和政治立场的论战；在进行这场争论时——跟中国人的做法不同——不在口头上骂绝，不进行一般性的谴责，而是在具体问题上论战；用客观的和有说服力的方法，对论敌保持一定的尊重；同时分批组织各国党举行一系列会谈，以便更深刻地研究和更好地确定摆在我们运动的各个部分（西欧、拉丁美洲各国、第三世界各国以及它们同资本主义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接触、人民民主国家等）面前的任务。”
隆哥说，“只有在进行了这样的准备工作（这可能需要进行一年或一年以上的工作）以后，才能研究召开可能真正成为我们运动的新阶段的国际会议的问题，才能表明我们的运动在新的正确立场上的真正巩固。这样做我们才能更好地孤立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面前摆出一条更团结的阵线，联合这条阵线的因素不仅是对中国的立场运用共同的定义，而且是更深刻地了解我们整个运动的共同目标和我们运动的每个部分所面临的具体任务。但是，一旦每个部分的任务和政治路线业已确定，也可以放弃举行国际会议，如果这种放弃为避免正式分裂所必需的话”。
隆哥说，“必需考虑今天的现实和明天的前景来看待这个问题，特别是假如事情不幸发展到‘随着中国的国际中心的形成和它在各国建立自己的分部而使运动公开分裂’的话。这不仅‘会使群众气馁，会对我们运动的发展产生严重的阻碍’，而且，除此以外，还会产生这样的危险：那些在世界这一部分尚未对本国政治生活起有效影响的共产党，不得不进行相当多的工作来同中国这些‘分部’论战，从而损害为克服其相对的孤立、‘积极而可靠地参加政治实际和社会实际’、‘掌握政治主动性’、‘成为真正群众性的运动’所必要的活动。”
布克在题为《团结问题和共产党会议的必要性》的文章中谈到了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的问题。他说，“低估中国共产党领导所采取的立场同召开国际会议的必要性之间的联系，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布克诬蔑中国领导人“企图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来解释自己破坏团结的立场和实际行动”，并诽谤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及中国政府“遵循着这样的目的，执行着这样的国策：这一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植对苏联的成见和敌意”。
布克无中生有地说，“中国领导人需要的是，建立一个维护他们的民族主义野心的国际网。”
布克说，“拖延会议将对中国领导人有利”。“中国领导人为了阻碍国际会议的举行而施用的方法本身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一当必要的筹备工作结束，就应该召开会议。”
布克接着恣意歪曲和攻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举行国际会议以前需要进行认真的准备和充分的协商的主张。他说，这一正确的主张“实质上是对其他党的侮辱”，是“在耍手腕，以便赢得时间”。他说，“遵循宣言和声明的路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应当有充分的可能性同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讲理的政治辩论。可是，拖延召开国际会议并不能促进这点。相反，会议本身可以成为很好的论坛来同中共领导人就彼此关心的问题进行有成效的政治辩论和在集体制订的不容置辩的立场的基础上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这一点也迫使必须召开会议”。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题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的文章说，“现在最尖锐的问题就是中共领导人所提出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坚持着左倾的、教条主义的方针，指望靠着这种方针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进行思想和政治领导方面取得垄断权。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某种类似禁欲主义的和好战的教门。对我这个西班牙人来讲，这种教门在某种程度上类似旧的西班牙封建社会、即‘征服者和宗教裁判所的社会’的理想，这个理想用一句格言表达出来是：‘应当一半是和尚，一半是士兵’。”
卡里略说，“中国领导人拿出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词句，不顾其实质，把它们变成一系列的教规。当他们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问题进行争论时，他们就把这种争论搞成一种好象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会议在讨论教理那样。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共产党必须避免走上述这种道路。问题不是要把一些引文与另一些引文对立起来，而是要以创造性的活泼的形式，本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来研究现代革命运动中的问题。这正是即将举行的兄弟党会议的任务。”
卡里略说，“召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代表会议的必要性，今天已得到了绝大多数构成这个运动的党的承认”。
“显然，这个会议将要召开。在这个会上将公开地、创造性地讨论摆在我们运动面前的当前的问题。这个会议不会作出任何判决也不会进行什么开除，而是尽一切努力，寻求并指出道路，来克服由中国领导人所引起的危机。”
印度丹吉集团的阿迪卡里在他的题为《印度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及民族民主国家》一文中重弹印度反动派的反华滥调，大肆诬蔑中国“侵略”印度。他写道，“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侵犯了我国领土，这些分歧尖锐起来了，党内的情况严重恶化。中国领导人想以武力来解决同印度发生的边境冲突，这对我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种做法加强了印度反动派的阵地，加剧了我们党内的分歧，使党面临着分裂的威胁。”
他说，“当中国领导人开始公开宣传他们在对待我国情况、对待印度共产党应运用什么战略和策略的问题方面所采取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态度时，情况更加复杂化了。他们公开地谴责我们党的领导是维护资产阶级政府的修正主义领导，并公开号召分裂党。中国领导人对我党事务进行的这种粗暴干涉在印度共产党分裂的事态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分裂主义者建立了平行的党，并提出了自己的纲领。”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十一月号还以《共产党报刊关于共产党国际会议》为题，发表了二十二个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主张召开国际会议的言论，其中有的指名攻击了中国共产党。
此外这一期杂志还以附页的形式登载了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主席贝尔纳就中国试验原子弹发表的“声明”的全文，攻击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