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彩农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南彩农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南彩村史编写组
南彩是北京顺义县的一个村落。前靠顺张（顺义—张镇）公路，后依箭杆河水。一千五百多勤劳勇敢的人民，就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生活。南彩人民经历了漫长的灾难岁月，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但是，南彩人民是不甘心当奴隶、做牛马的。半个世纪以来，他们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反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统治阶级，但是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根本命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南彩人民的斗争才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是几千年来压在南彩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
南彩全村共有四千八百亩土地，但属于贫苦农民的只有五百七十亩。有许多贫雇农连一垅地也没有。大片的良田沃野都被张、马、田等几姓地主霸占着。大地主张子元一家六口人，就有青堂瓦舍的砖房五十七间，而王成森等十一家贫雇农却连一间草棚子也没有。全村一百四十多户贫苦农民，被迫给地主扛活的就有七十户。地主阶级还拥有健壮的牲畜和齐全的农具。土改前南彩村共有大牲畜四十二头，其中地主富农就占有三十九头，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二点八；大车十五辆，地主富农就占有百分之八十。
地主阶级就靠着占有这大量的生产资料，用“碾盘租”、“驴打滚”等手段，对广大贫苦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占南彩全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八的贫下中农，全年占有的粮食只占全村总数的百分之十一点八；而占全村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地主，却占有全村粮食全年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
先看看地主榨取农民的“碾盘租”。
南彩的地势低洼，解放前几乎年年闹水灾，粮食亩产量仅在一百五十到二百斤之间。还有许多沙地，产量就更低了。而地主收租一律是“上打租”，每亩平均要合四斗（约八十斤左右）；粮食贱的时候，他们就改收租钱，因而农民把农产品卖掉，还得再受一层商人的中间剥削。农民们辛苦一年，到秋收以后，要把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粮食交给地主，除掉种籽、肥料和一切费用，就只剩下极少的粮食。
贫农张世贤租了地主张子元四亩半地，而张子元却以九当十，照五亩地收租。实际上那块地只有三亩八分，而且地里还有九个大坟头，至少占地三分。张世贤明明知道地不够数，也不敢申辩，要不然地主根本不把地租给你！
一九三六年，农民田克仁租了张子元六亩地，租钱是二十一元，言明惊蛰以前必须交上租钱。可是地还没种，哪来的租钱预交？只好以三分的利息向地主马洛春借了三十元的高利贷。这样一来，租钱就不止是二十一元，而是二十八元五角。
如果说地租是套在农民头上的一条绞索，那么高利贷就是插在农民身上的一把刀子。三十年前，仇宝元全家十口人，种着二十亩地。这一年儿子娶媳妇，向地主马明凯借了一百元，婚后为儿媳妇治病又借了一百元。利息二分半，以土地做抵押。第一年的利息是五十元，第二年光利息就是一百一十三元五角，挨到第三年这利息就成了一百九十一元九角，逼得他家忍痛卖出了十亩地。
更可恶的是狠心的地主凭借他们的势力对农民进行敲诈掠夺。一九三一年，贫农高希富害病，向地主张介南借债，他满口应承，开了一张二十元的借据。第二次借了五十元，又开了一张七十元的借据（累计数）。后来又借了三十元，张介南又给开了一张一百元的借据（也是累计数）。到年底还债时，本钱一百九十元，利息五十七元，总共二百四十七元。高希富的父亲大吃一惊：明明借了一百元，怎么变成了一百九十元？可是，张介南有钱有势。高希富知道这笔阎王债越拖越重，只得把仅有的五亩地抵给了张介南。
被“碾盘租”、高利贷盘剥得一贫如洗的农民，只好靠给地主扛活来维持生活。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受地主的剥削，而且在人身上受地主的奴役。长工从五更到黄昏，被支使得屁股不沾地。平常一个长工要种五十多亩地，每年给地主生产近万斤的粮食，可是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被地主剥削去了。
贫苦的南彩农民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在地主豪绅的压榨下挣扎。再加上反动政府的搜刮，军阀土匪的掠夺，使得已经穷困不堪的南彩农民几乎要走上绝路。但南彩的农民要生活下去，到实在活不下去时，就只有起来反抗。于是在南彩不断燃起斗争的火焰。
自发的反抗斗争
六十四年前、即一九○○年，山东河北一带闹义和团。南彩也有不少人参加了。后来由于清朝政府的出卖和帝国主义野蛮的镇压，终于失败了。但这颗反侵略反压迫的火种，却深深地埋在南彩人民的心坎里。
五十一年前、即一九一三年，箭杆河水涨上两岸，南彩村遭受到从未遇到过的大水灾。财主们仍然丰衣足食，粮囤堆得满满的。而穷人们向他们借，他们不借；向他们买，他们不卖。
穷人们感到只有和财主们斗，才能求得生存，于是就在贫苦农民王合的带领下，来到地主马维告家里借粮。恶毒的地主从后门溜走，到县里告王合“聚众造反”，并且花了一千八百吊钱，买动了县官。在那样的社会里，当官的都是地主的保镖。县长受了马维告的贿赂，立刻派兵把王合抓进大狱。
穷人们这下可火了，就在一个叫王成海的贫苦农民的率领下，集合了一百人声势浩大地来到县衙门保人。县官害怕激怒群众打翻他的官位，只得答应把王合放出。
穷人们抱成了团，从县上回来以后，就把马维告的粮食给分了。贫苦农民这次分粮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南彩的地主没有一个是“善良”、“慈悲”的。不管年头的好坏，也不管农民的死活，他们都千方百计地在农民身上敲骨吸髓。但南彩的穷人是有骨气的，他们要反抗。当他们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斗争道路的时候，他们就以消极怠工和故意破坏农具等办法同地主对抗。
党的领导是胜利的可靠保证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鬼子闯进了辽阔的华北平原。日本少佐乔山多郎，经常借着“观察”的名义来南彩要款要粮，抓人打人，无恶不作。
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并没有吓住南彩的人民。就在一九三九年春天，南彩、杨镇一带出现了一支叫做“抗日救国军”的农民武装。当时南彩有高凤齐、雒友兰等二十六人参加了，成立了一个中队。他们的口号是：抗日救国。为了充实自己的力量，他们经常向地主征粮捐款、要马要枪，打击日寇的散兵游勇。这支农民武装几乎控制了全村的实权。地主富豪和汉奸们恨透了，便勾结日寇多次向他们进攻，并且想方设法从内部进行瓦解。这支农民武装因为没有党的领导，最后失败了。
他们虽然暂时失败了，但斗争并没有停止。
一九四四年阴历正月初十，鬼子守备队的一个班十几人窜犯到南彩村。与此同时，伪警备队的一个中队也开了进来。
鬼子来到村中以后，几乎每天打人骂人。日本侵略者所豢养的伪警备队，也在这里胡作非为，任意欺压甚至杀害南彩人民。他们一来到南彩，就在村子东南角修建炮楼。修这座炮楼所用的土地、砖瓦、木料等都是掠夺来的；石匠、瓦匠、民工也都是从南彩和各村强迫抓来的。民工们虽然在叱骂、皮鞭和枪托威逼下服着劳役，但是他们用窝工、怠工和捣毁修建材料的办法来对抗敌人。
面对着日寇和汉奸走狗的摧残和迫害，南彩人民勇敢地同敌人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斗争。这时因为有了党的领导，他们已经不是过去那样进行自发的斗争，而是有组织地对敌作战了。
八路军和县支队、区小队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他们在南彩和附近各村建立起情报联络网。他们破坏敌人电线，铲除敌人据点，打埋伏，抓汉奸。八路军的活动得到了南彩人民的多方支持。农民在日伪的逼迫下站岗放哨“防八路”，但是他们处处掩护八路军游击队的活动，并且利用“防八路”的岗哨来防汉奸。农民被迫去看守电话杆，却和八路军一道将电话杆锯倒。在一九四三年的一次扩军中，农民赵德海等参加了八路军。
从东南炮楼建立起，八路军就开始在南彩建立起情报联络站，联络员是景全、崔春余、李福庆。他们名义上是敌人的差役，实际上是八路军的情报员。
有一次，党派王大可来到南彩，交给景全等一个任务：为八路军征集军粮和鞋袜。穷苦农民听说要给八路军征军粮、捐鞋袜，纷纷把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粮食拿出来，把自己整年舍不得穿的鞋袜献出来。就这样，任务第二天就完成了。
南彩的秘密情报站，每天要向我军桥头送一次情报。情报员景全等白天和敌人周旋，通过内线——给日本人剃头的王兴和在炮楼里的王喜廷——搜集情报。
但是，情报站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顺义县的伪县长不知从哪儿知道了南彩情报站，便在南彩进行查找。景全暂时离开了村子。由于穷哥儿们的掩护，敌人费尽心机，也没有找到一丝线索。景全回来后，照常每天向沟北村送情报。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投降了。南彩东南炮楼里的伪军失去了靠山。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八路军包围了炮楼。但是，这批亡命之徒仍拒绝向人民交枪。十天以后，八路军再一次包围炮楼。大军压境，他们才竖起白旗。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了八年多的南彩人民，暂时地舒了一口气。
挖掉封建主义的老根
但是，一个魔鬼倒下去了，另一个魔鬼又钻了出来。就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的二十四团二十多人来到南彩骚扰。跟在顽军屁股后的还有伪警备队的一些兵痞和反动的地主武装“伙会”。他们与顽军一道，企图长期占据南彩。
党为了解除南彩人民的痛苦，决定解放南彩。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晚上，八路军的一个团包围了这批匪徒，经过一场激烈的夜战，终于打败了国民党匪军。南彩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早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党就派人来南彩，领导南彩贫苦农民进行了减租减息、增资保佃运动。贫苦农民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成立了农会，跟财主们进行了说理斗争。
在减租减息斗争中，长工们的工钱增加了。如长工陶忠衡给地主扛活，原来每年只挣八块钱，经过增资保佃斗争后，他的工钱增加到十五块钱。一般长工都按原工钱增加了三分之一，有的地主把拖欠长工的粮食也补交出来了。减租减息运动在南彩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为了彻底挖掉封建主义的老根，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党决定将减租减息转为土地改革运动。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党派王治成、王大可、王雄飞（公安助理）等八个同志组成土改工作组来到南彩领导穷苦农民闹翻身。在党的领导下，贫苦农民勇敢地投入了打碎封建枷锁的革命斗争。在这场暴风雨中，地主阶级被打垮了，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每人三亩一分）、房屋（一百五十二户贫雇农分得二百二十六间）和其他财产。土地改革这个伟大深刻的革命运动，在南彩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地主阶级被打倒了，但是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图谋复辟，梦想变天。地主田希庆在被看管期间，总要借机跑到屋外看看，是谁搬了他的东西，分了他的财产。他要把这些一一记在心里。
还有好几户地主、富农，没有交出按照法令应该交出的财物。对于这些不法地主、富农分子，在政府领导下，贫苦农民组成临时人民法庭，对他们进行了审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力下，他们才乖乖地俯首认罪，交出了隐藏的财产。
反革命分子赵德江在土改时被政府镇压了。赵德江的爷爷赵子祥在埋葬赵德江时，将棺木四周垫上砖头，并对他的两个重孙子说：“你们爹的棺木还没落实呢！甭叫他们穷小子欢，等老蒋回来后咱再说。你们应当记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们要好好念书，将来得个一官半职的，也好为你爹讨还这笔血债……咱家的希望就挂在你们身上了。”阶级敌人正在梦想变天！他们可没有睡大觉啊！
解放了的南彩人民也没有睡觉。他们为了粉碎阶级敌人的垂死挣扎，又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一场更为剧烈的战斗。
为保卫胜利果实而继续战斗
土改结束后，解放战争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顺义境内，还有大批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主恶霸还乡团——“伙会”（又名“复原队”，意思是要“复”土改前之“原”）。他们互相串通勾结，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那时，以箭杆河为界，河西为白区，河东为解放区。南彩正处于解放区的前哨。取得了土地革命胜利的南彩人民，决心要保卫胜利果实，组织了自己的武装——民兵中队，监视河西敌人的动静。
一九四八年阴历二月二十六日，河西杜各庄民兵中出了一个姓萧的叛徒。这个叛徒投敌后，泄露了中共顺义县委在杨镇的秘密。二月二十七日清晨，国民党反动军队一个团和二三百个“伙会”匪徒向河东南彩方向进攻。防守在小河边的南彩民兵，在中队长、共产党员国顶中的率领下，已经作好战斗准备。国顶中和民兵王占廷两人共同守住桥头堡。他们见河西敌人向这边逼近，国顶中便打响了第一枪，随后民兵李希祥等也打响土炮。敌人顿时大乱，抱头鼠窜。但是敌人马上整理队形，向民兵开枪，并且发射了迫击炮。迫击炮弹在土堡前炸开了，国顶中、王占廷两位同志一个震昏，一个受伤。
这时，一股敌人已突破箭杆河下游的前薛各庄西的防线，向北插过来。敌人突破了大桥，往正东方向跑去。地主还乡团“伙会”在叛徒的带领下，窜到地堡跟前。国顶中、王占廷被匪军抓了起来。叛徒花言巧语地劝诱他们投降，却受到了国顶中的严厉痛斥。叛徒见劝降无效，就把国、王二同志绑架在附近的一个窝棚上，点起了熊熊烈火。两位同志视死如归，他们高呼着“共产党万岁！革命一定胜利！”的口号，英勇就义了。他们虽然牺牲了，但是他们的英雄形象，永远矗立在箭杆河边。
匪徒们杀害了国、王二同志后，又象恶狼一样扑进村来。这批强盗在南彩共抢掠了三天三夜。
南彩人民早在匪徒们来村前就撤离了村子。正当南彩人民撤退到杨镇以东地区时，一部分地主、富农知道敌人在村中还没有走，就跑回村来。正当匪徒们得意洋洋地“满载而归”的时候，南彩的民兵和区小队已经设下天罗地网。匪徒们一出村，埋伏好的民兵和区小队队员立刻包围上来。一部分“伙会”还乡团赶紧向村北逃去。民兵鲍荣喜等追赶上去，逮捕了那个投敌的叛徒。
二月二十七日惨案以后，坚强的南彩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埋葬了烈士们的尸体，擦干了眼泪，收拾好被匪徒们践踏过的破落的村庄，重新组织了革命队伍，准备继续战斗。
这时，村里的地主纷纷投敌。尽管地主、富农嚣张一时，但南彩人民的战斗决心是用屠杀慑服不了的。
三月十二日，正是国、王两位烈士牺牲后的第十五天，南彩人民决定公祭这两位烈士，并且处决叛徒。那天上午，太阳刚刚升出来，几百个群众聚集在烈士的墓前，他们向烈士宣誓：决心继承烈士的遗志，彻底消灭敌人，保住胜利果实，为烈士报仇！正当这个时候，河西的“伙会”，又偷偷越过箭杆河。南彩的群众和民兵立刻处决了那个叛徒，然后奋起截击前来抢劫的敌人。他们用自己英勇的战斗实践了他们对烈士的誓言。
五月十三和八月二十三日，“伙会”又两次洗劫南彩。在残酷离乱的日子里，南彩人民高举斗争的火把，战斗在箭杆河边。地主武装“伙会”的反攻倒算没有吓倒南彩人民，也没能拯救他们的命运。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他们就全部完蛋了。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六二一班一组、南彩村团支部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