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能武能文的连队演唱组——记武汉部队某部侦察连演唱组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鲜艳花朵
——战士业余演出队、演唱组演出介绍
一个能武能文的连队演唱组
——记武汉部队某部侦察连演唱组
本报记者　朱树兰
英雄的解放军战士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继承和发扬了老红军的光荣传统，逐渐成为能武能文的新的一代。武汉部队某部侦察连演唱组的成员，就是千万个这样战士中的六个。他们的名字是：蒋真慈、徐克强、刘明亮、陈德先、尹利扬和涂德安。这些青年人是一九六一年参军的，他们中间有一个是从农村来的，只念过两年高小，其余五个人都来自大、中城市，念过中学或技术学校。他们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就锻炼成为五好战士、神枪手和战士们喜爱的群众艺术家。
“十一号汽车加油站”
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这批青年人心情激动地来到连队。还没来得及上第一堂军事训练课，就接受了紧急的生产任务：第二天和全连同志一起到离营房五、六十里地的黄河故道去种麦。紧张的劳动，对这些城市出身的年轻小伙子，已经是一场严格的考验，何况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除了三座帐篷外，看不见村庄，听不到鸡叫。但是青年人是朝气勃勃的，他们象一团火，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燃烧起来，沸腾起来。在这一望无际的万亩沙田上，每当他们干完了一天的活，坐在帐篷外休息的时候，蒋真慈总是吹起自己心爱的笛子。《社会主义好》的笛声引起了三三两两的歌声，划破了天空的宁静。一次，指导员在路上拾回一把人家不要的破秦琴，同志们立刻用蛇皮把它修补好，又找来一节旧电话线的钢丝，配上琴弦拉起来。党支部看到了战士任务繁重，生活艰苦，需要开展文娱活动来活跃文化生活和鼓舞士气，立刻把蒋真慈他们几个会吹打的人组织起来，进行宣传鼓动。一到晚上，人们拿油桶当桌子，把马灯挂在树上，围成一大圈，就演起临时编的节目。条件虽简陋，却也很受战士们的欢迎，大家都管这叫“露天晚会”。黄河滩上有了歌声和琴声，战士们的干劲更大了，种麦的成绩由原来每天十七亩上升到了三十二亩。他们开始从实践中体会到文艺工作的重要性。在党支部的领导和具体帮助下，连队建立了文娱小组。
但是，要真正做到文艺活动为连队服务，并不是件简单的事，这中间是经过不少斗争的。例如，在生产的时候，他们曾为战士们演出一些形式短小、内容结合部队中心任务的节目，这些节目，很受战士们欢迎；但是等到回营房再组织晚会时，他们在城市里熟悉的专业团体演出的那一套，不知不觉地又跑出来了。一准备演出，就想到灯光布景。节目越演越大，人也越弄越多。为了演相声，涂德安借了十多次大褂，剃了不少次光头。演出的内容和形式，也越来越脱离部队的实际，因此他们的演出就不那么受战士们的欢迎了。看到这种情况，指导员立即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毛主席的指示里明确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他们这才批判和放弃了搞大节目、穿舞台服装、弄布景等等的念头和做法，开始从实际出发，从生活出发，编演一些反映自己连队生活的小节目。这样，他们的演出，又受到战士和领导的欢迎，自己也搞得更有劲了。一九六三年，军委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在连队建立演唱组的指示以后，使他们进一步明确了连队文艺活动的方针和任务。文娱组改成了演唱组，在不断的实践中，他们有了更加迅速地成长。
有一次，天气很热，为了赶到一百二十里外的地方去抢收麦子，他们连从晚上八点出发，赶了一夜的路。尹利扬的脚起了不少水泡，越走越痛，但是，想到演唱组担负了鼓动的任务，自己怎么能掉队呢？这时候，其他五个人也给他打气，使尹利扬忘记了脚痛，咬紧牙关和大家一起前进。由于演唱组同志的宣传鼓动，使得全连没有一个人掉队。之后，在亲身体会的生活基础上，他们创作了《攀高峰》。这个小演唱中的行军鼓动组打着一幅横旗，上面写着一行大字：“十一号汽车加油站”。《攀高峰》在武汉部队演出后，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从此，这一幅鼓动标语就成了战士送给他们的外号。
能武能文之间的斗争
这个演唱组的六个人，不但是五好战士、神枪手，又是战士喜爱的群众艺术家。他们能获得这样的光荣称号，并不是轻而易得的。一九六三年秋天，连里举行了一次攀登技术考核。攀登，这是侦察兵必须具备的一项本领。那时，他们刚从军区参加会演回连队。很多同志担心他们的技术拉下来了，会影响全连的成绩。有的人建议演唱组不参加这次考核。可是，他们六个青年人信心百倍地向党保证：一定能完成任务。他们的信心是有根据的。因为，即使外出演出，从来也没有耽误过训练。一次，他们到二十里以外的地方去演出，本来可以乘公共汽车，他们没有乘，而是背起背包、乐器，徒步出发，为的是沿途作侦察兵的战术训练。这一回的攀登考核，经过刻苦的努力和连部派来的专人的辅导，他们在攀登十五米高、八十七度的陡坡时，仅仅两分钟就到达了目的地，比原规定的三分钟还少了一分，结果全都获得优秀。
演唱组的六个演员，正象在军事技术上刻苦锻炼一样，用顽强的钻研精神，攻克了文艺活动的许多技术关。原来演唱组只有三个人会演奏简单的乐器，他们就采取了能者为师，互教互学，互相取长补短，向多面手发展的办法。如今组内有三人学会了二胡、板胡、笛子等乐器，两人学会了演奏手风琴。原来只有三个人识谱，现在有了五人，其中有三人还可以创作歌曲。另一个不会演奏乐器的演员，是全组一致公认的“小导演”。现在，这个组已成为能编、能演、能唱、能奏的比较全面的演唱组。
在能武能文的过程中，他们每人有着不同的经历。象涂德安吧，刚加入演唱组的时候，他的训练成绩是“良好”，后来却慢慢下降了。水上训练时，人象秤砣，一到水里就往下沉；射击呢，也只能得个及格。要评上五好，技术这一条就过不了硬。涂德安想：搞好军事技术可难，自己说个相声、演个角色却容易得多，不如在这方面加把劲，将来也许能得个演员奖。指导员发现了他的问题后，立刻找他谈话，亲切地问道：“演唱组的人军事技术不过硬，能够宣传鼓动别人争五好吗？”这一问，引起了他的深思。在指导员启发下，他重新学习毛主席的《愚公移山》一文。他想：愚公还有移开两座大山的决心，我，一个青年战士，难道就被军事技术这一关吓倒了吗？不行。经过忘我的苦练，前年也被评上五好战士了。
蒋真慈遇到的问题，和涂德安不同。他到连队以后，不但训练成绩一直不差，在班上的其他表现也不错。班长很想培养他成为班里的骨干，不愿意他搞文艺活动，但连部的决定又不好反对。这一下可难坏了蒋真慈。他是班里的机枪副射手，每当他搞完文艺活动回班，班长的脸色总有点不好看；他去擦枪，机枪射手也不让他擦。蒋真慈真有些苦恼了，怎么好呢？还是向指导员汇报吧。指导员听了他的话，提了一个问题：“你自己先想想，在班里还有什么缺点，为什么同志们对你有意见？”蒋真慈仔细想了想最近在班里的情形，自己的确有不少缺点：忙着演唱组的排练，在班里的业余时间减少了；排练回来又比较累，打扫卫生、提水等班务事自然干得少些；特别是和同志们谈心少了，也不能及时将班里的好人好事投稿给黑板报，和同志们之间的感情就疏远了。问题还得靠自己解决。蒋真慈决心改正自己的缺点，虽然排练和演出够累的了，回到班内仍是积极地找事做，还主动地向同志们征求意见。这样，他很快就同大家的感情密切了。班长和同志们不但不反对他去演唱组，还从各方面支持他、鼓励他，他自己也干得更起劲了。
依靠群众编好演好节目
连队演唱组的文艺节目，要做到在内容上紧密配合政治任务，形式上短小精悍、多种多样，尤其是能自编自演，还是有不少困难的。但是这并没有难倒他们。毛主席指示的“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的道理，使他们认识到：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才是唯一的道路。他们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真理。
先说他们编演的快板剧《一只鞋》。当党支部希望演唱组以七班一位同志在演习中丢鞋的事为题材，编一个关于思想不能松懈的小话剧的时候，他们仗着自己有点儿文化，就关起门来写。过了两天，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什么原因呢？他们六个人都不在那个班，对那个班的具体情况了解得不够。于是，征得连部的同意，派了两个人去参加那个班的作业。有了实际的生活感受，他们才编出了《一只鞋》的初稿。这个小戏刚拿到群众中演出时，战士们认为：剧中的班长拾到了新战士的一只鞋，不但没给他，还让他出勤完成任务，这不符合人民军队的官兵关系。他们接受了群众的意见，把拾鞋的情节放到最后，演出才合情合理了。
再说小演唱《攀高峰》，虽说是根据演唱组的经历编演的，第一次演出时，战士们也提了一些很宝贵的意见，指出行军鼓动组的人一个也不背枪，却带了个鼓架子，是不真实的。他们问：“你们的枪让谁背？”这才改成三个战士背长枪，行军鼓动时，将三枝枪架起来代替鼓架子。这样，既符合生活的真实，演出效果也好。他们编演的节目能够受到战士的欢迎，是和领导的具体指导、群众的帮助分不开的。现在，他们的编写活动已不局限于演唱组内部，而是发动各班都搞，使全连的群众文艺活动红火地开展起来。他们从群众中吸取了许多内容生动的节目，学会了一些战士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经过进一步加工提高，再为战士演出时，更受大家欢迎。他们连已按照总政治部的指示，做到了“处处有歌声，月月有晚会，经常作游戏，假日有活动”的要求。演唱组的活动，也达到了活跃部队生活、对战士进行阶级教育、提高战斗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