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艺术的社会作用？——驳周谷城的谬论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怎样看待艺术的社会作用？
——驳周谷城的谬论
王朝闻
一
艺术的社会作用如何，要看它是隶属于哪一个阶级，是宣传哪一阶级的思想，要看它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正确反映现实，对现实的革命变革起推动作用，还是相反。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
（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反映人和人的关系，反映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的艺术，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但是周谷城抽掉了艺术的阶级内容，把不同阶级艺术的社会作用抽象地说成是什么“填补不足”、“纠正错误”、“发扬优点”；这是非常反动的美学观点。
艺术的社会作用决定于作品的思想内容，所以说思想是艺术的灵魂。革命艺术所表现的思想，应当是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中来的，应当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应当是经得起再实践的证明和考验的。它应当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符合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表现革命阶级的思想感情，而不是主观随意性的产物，也不是周谷城所说的什么“自我与客观相违”，“心身不能统一”，“痛苦难安”的情感状态的表现。
是的，艺术作为反映现实的特殊形式，它具有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例如科学）不同的特点；它不是采取抽象的概念的形式，而是采取具体的感性形象的形式；它不只表现人的思想，而且表现人的感情；但是，不管作者自己觉得不觉得，承认不承认，他的认识过程总是不能离开理性因素的，不能离开作家艺术家对现实的看法的。因为艺术对现实的各种方式的反映（包括离奇的神话），总要表现一定的思想内容，所以不能认为在艺术中只有情感的地位，而没有思想的地位。周谷城抹煞艺术创作的理性活动和革命的思想内容，提出“使情成体”的论调，是和无产阶级艺术用共产主义教育群众，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要求针锋相对的。
革命文艺的思想内容，不仅是与生动的艺术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而且是和革命的情感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正如毛泽东同志的那些伟大诗篇，用完美的艺术形象概括了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人们反复阅读时总是受到新的启发和鼓舞。这些诗篇，表明了革命文艺和革命理论在思想上的一致性。既然文艺和政论都是现实生活在人的头脑中加工的产物，都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艺术以形象再现生活，表现情感，就否认它所体现的思想，也是一种理性认识的结果。如果说毛泽东同志的诗篇《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里的诗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体现了宇宙间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要走向死亡、旧制度不可避免地要被新制度所代替的深刻哲理，那么，这句诗和《矛盾论》的“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这句话是有一致性的，两者都是对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的理性认识；区别只在于前者是含蓄地由抒情的具体形象来表现，后者是直接用论理的判断的形式来表现。这诗句与毛泽东同志《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的思想更是一致的。因为两者都反映了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客观现实，两者都体现了不断革命论的伟大思想，两者都不仅使人受到一定要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消灭反动势力的热情的鼓舞，而且两者都是对现实的认识的飞跃，两者都教人理解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真理，可见片面强调文艺和革命理论的区别而否认其联系，那是完全错误的。
就创作过程而论，艺术概括现实的基本方法——典型化，是以革命现实为基础，以革命理想为主导的，是不停止在印象和感觉阶段的理性认识的产物。如果在认识上没有由感性到理性的飞跃，就不能发现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就不可能创造社会主义时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如果不是高度集中和概括反映出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没有塑造出李双双这样激动人心，发人深省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而象《北国江南》写的银花那样，把这个女党员写成在原则斗争之前采取温情主义态度，用眼泪来作为解决矛盾的“武器”，那就意味着在文艺领域里取消了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谈不到深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和规律，这样的作品就不可能产生推动现实前进的巨大作用。但是，李双双这个人物的塑造，离不开作家艺术家对复杂的生活现象的阶级分析。如果他们表面地片面地把李双双与孙喜旺的对立斗争，看成一般的没有社会意义的夫妻吵架，而看不见或忽视其思想斗争的深刻内容，那么李双双这个形象也就会丧失深刻的教育意义，那就不能促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这样的文艺作品，怎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呢？
一切文艺都必然表现一定的思想观点，任何反动的文艺作品也必然要表现一定的思想观点，不过这种作品对现实的选择和评价是错误的，在歪曲现实的形象中体现资产阶级没落、腐朽的世界观，因而它和革命文艺的社会作用完全相反，对人民群众的意识起腐蚀作用，对历史发展起阻碍作用。
周谷城认为艺术应当只表现情感，不表现思想，认为理性活动在艺术创作中是多余的，有害的，应当反对的。这种论调的目的，是为了给他的抹煞阶级区别的艺术社会作用论制造根据。而这种社会作用论，不过是给资产阶级文艺开路，为腐蚀、危害社会主义社会的反动文艺的存在作辩护。周谷城排斥理性活动和超阶级的艺术创作论，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在美学上的反映，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在艺术领域中的垂死挣扎的表现，是企图使文艺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而这是一种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理论。二
革命艺术怎样通过欣赏活动，教育群众，产生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作用呢？周谷城关于艺术欣赏的理论，是不是正确呢？
我们认为：不论是艺术创作还是艺术欣赏，都无例外地体现着对立统一的客观规律。仅就艺术欣赏而论，情感与理智，感觉与思维，体验与理解，也都是互相依赖又互相对立的。而其中的理智、思维、理解起着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周谷城在艺术欣赏问题上和在艺术创作问题上一样，把情与理绝对地对立起来，把情感活动当成接受艺术影响的唯一的心理因素，排斥理智在欣赏活动中的作用，说什么“艺术品之发生作用，在于以情感人：一件艺术作品，一方面体现情感，一方面动人情感”，说什么“真正的艺术作品，不是以理服人的，而是以情感人的，以情感人，被感动者全人格受到震动，而不知其所以然”；这就不仅否认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艺术创作中的指导作用，也根本否认艺术对群众的思想教育作用。
当然不能否认：艺术欣赏和学术研究，艺术欣赏和艺术批评，是两种不可混淆也不能互相代替的精神活动。人们在演算一道数学题时的心理活动，当然和看戏或读小说时的心理活动不同。但是，理解和思索，也是接受艺术所包含的正确思想的必要条件。人们欣赏艺术的时候，情感与理智的作用相互交错着，互相推动着。情感上的喜爱或憎恶，赞赏或反感，理智上的分析和综合，估计和判断相互交织，欣赏者才可能避免被思想反动的作品所迷惑，同时才可能深入领会革命艺术的思想内容。不论包含在艺术形象里的思想多么正确、深刻、新颖，如果它不通过群众自己的体会和理解，只凭他对形象的感觉和印象，那么应当说作品还没有在人们的思想中产生深刻的教育作用。
在艺术欣赏活动里，联想、想象、体验的作用当然重要，但是这一切都不能纯粹是感情的活动，而没有理智的活动。恰恰相反，自觉或不自觉的理解以至思索，不仅是认识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的一种必要条件，也是艺术引起感动的前提。歌颂英雄的评弹《长空怒风》的演出，有一个看来很有趣的表演动作。按事实来看，人民志愿军飞行员在高空的机舱里，不能不把身体固定在座位上，可是演员唐耿良是怎样表演的呢？冲出敌机包围圈的志愿军空军英雄牟永刚，从白云的边沿朝下观察，观察美国空中强盗，寻找有利时机打击对方。这时候，唐耿良表演“飞行员”竟自离座，站前来，背贴着桌子，手扶着桌沿，好象企图悄悄接近野兽的猎人那样，身子朝一边轻轻地移动着，机警地窥视着。这种表演，就调动了艺术欣赏者的感性和理性的交错活动，使观众体验了空军英雄保护自己、消灭敌人的内心活动。这种体验，既和联想、想象交织着，也和理解、推测、思索交织着。这种把娱乐作用和教育作用统一起来的艺术品，决不是鼓励人们不动脑筋，只求感情满足的东西。如果欣赏活动根本没有理性因素，而只有感性的因素，那么，演员这种表演，怎么可能使人觉得它的形象是真实可信的，怎么可能让观众深刻体验战斗英雄勇敢、机智，坚决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思想感情呢？
经验表明：人们面对着某件艺术作品，不一定自觉到自己进行了迅速的分析和判断，但是由衷的感动和清醒的认识，感情与理智经常是互相依赖的。如果观众不是对革命军队与革命群众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有一定的理解，那么，《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炊事员关于军队与人民的血肉相连的关系的那一席激动人心的话，《革命自有后来人》里的老祖母关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的那一席激动人心的话，《红灯记》里的英雄李玉和同敌寇鸠山的激烈论辩，对他说来就根本不再有那么激动人心的强大力量。经验表明：当观众深受角色那种充满阶级情感的行动所激动时，不论他自己是不是觉察，他对出现在舞台上的矛盾冲突，都有一定理智的判断。如果象周谷城那样把情与理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被感动者全人格受到震动，而不知其所以然”，那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歪曲现实的电影《北国江南》既可能引起某些观众的赞赏，也可能引起先进观众的厌恶。对同一作品的这种相反的情感的出现，基于人们不同的立场、观点，同时也表明艺术欣赏不是纯直觉的。当然，在人们的欣赏活动中，仿佛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是存在的。人们在看戏时不都是要求自己立即说出个所以然来，这是因为一般人暂时还不可能对于自己的感受作系统的理性的分析。但是，如果因而否认理智因素在艺术欣赏中的作用，实际上就否认了艺术对人民的思想教育作用，也就是否认革命艺术的战斗性、革命性。
出现在银幕或舞台上的李双双和孙喜旺之间的斗争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提倡集体主义、批判个人主义的正确思想。这种思想，要真正成为观众自己的血肉，不经过观众的体验、理解、感受、思考是不可能的。这一切当然是和反映在文艺中的矛盾斗争相联系的，当然是由舞台上或银幕上所再现的矛盾冲突所引起的，但是它对观众精神上的影响如何，观众自己的感受和理解都十分重要。当观众看了李双双与喜旺的冲突，不只有由此及彼的联想和想象，也有由表及里的理解和思考，体验到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从而由肤浅到深刻，由错误到正确地理解了这些矛盾斗争的社会意义和思想的性质，理解了李双双这些新人是怎样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那么，角色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他说来，不仅不是和他自己的思想感情漠不相关的东西，而且他也相应地认识了自己周围的环境和他自己。这时候，观众对角色的爱和憎才是正确的，也才是较为深刻和较为持久的。当观众通过认识活动，深入理解了李双双敢于斗争的态度和孙喜旺遇事妥协的态度，理解了存在于他周围的人和他自己精神面貌中什么是值得肯定、有待于发扬的东西，什么是应当否定、不容许继续存在的东西，这样，他不只在情感上受到感染，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受到较为深刻的思想教育，从而积极作用于他尔后的社会实践。
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革命文艺的社会作用，就在于它通过艺术欣赏，使它的正确思想为群众所理解所接受。但是只有不仅承认艺术以情感人的特点，而且结合艺术接受者的思维活动，才能理解革命艺术的正确思想为什么能够为人们所掌握，才能理解革命艺术为什么是改造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的工具。“管得宽”的李双双是社会主义时代先进人物的典型，当她的高贵品质为广大观众所理解所接受，这就意味着提高了广大观众对现实的认识能力，这样的艺术品就帮助群众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实际生活中出现无数的“管得宽”。如果观众漫不经心地面对银幕或舞台上的矛盾冲突，对于这一切只凭周谷城所谓的直觉而丝毫没有相应的思维活动，那么，作品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作用就不免落空。三
革命文艺推动革命实践的伟大作用，就它本身而论，在于正确反映社会阶级的矛盾斗争；就欣赏活动而论，在于深刻认识这种矛盾斗争。我们知道：“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实践论》）欣赏过程作为认识过程，也是充满矛盾与斗争的过程，是思想上的矛盾与斗争的发展和转化着的过程。不论是要向先进人物的精神看齐，还是要向落后人物的行为决裂，不论是要加强对革命人物的热爱，还是要加强对反动人物的憎恨，这都是艺术促使它的接受者主观世界的矛盾斗争的转化，而不是周谷城所宣扬的“无差别的绝对境界”的实现和到达。
就文艺的教育作用而论：一方面，只有高于普通实际生活的艺术形象，才能够成为人们的认识的启发和诱导，促进主观世界的改造，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接受艺术里的正确思想，也就意味着肯定他自己正确的或先进的思想，否定他自己错误的或落后的思想。当观众看话剧《千万不要忘记》时，仿佛自己经历着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从而进一步认识了与作品反映的生活有联系的实际生活，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加强了从事革命斗争的自觉性，革命戏剧的政治目的才是真正实现了的。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人们的主观世界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改造，但是当人们的主观世界得到了改造之后，又能够反过来促进客观世界的改造。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可能直接改造客观世界，但是《霓虹灯下的哨兵》等文艺创作的社会作用充分证明，革命文艺是帮助人们进行主观世界的改造、从而促进客观世界的改造的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革命的艺术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群众，也就是帮助群众认识现实和认识自我，促进无产阶级的革命自觉，意识到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力量和历史使命。正如社会主义教育中的忆苦思甜，使新思想战胜旧思想，达到自我改造的目的。艺术正确而形象地反映社会阶级矛盾，帮助群众认识现实的矛盾，也就是为了促进群众思想的革命化，从而更好地从事革命实践，而不是什么为了“缓和身、心矛盾”。
人们的自我改造是一种思想斗争，自我改造必须通过形式不同的思想斗争；因为正确的思想和错误的思想，在人的思想改造过程中是互相对立的。毛泽东同志在论事物内部矛盾的斗争时曾说：“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又说：“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矛盾论》）关于矛盾的斗争性和矛盾方面的互相转化的真理，无例外地和思想斗争、思想改造的实际相符合。作为促进思想变化的外因，革命文艺的正确思想，促成艺术接受者的错误的或落后的思想向它的对立面转化。就艺术自身而论，只有当它正确而深刻地揭露了敌我之间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揭示了人民内部关系中的进步性与落后性之间的矛盾，它才能够帮助群众认清什么是新事物，什么是旧事物，什么是能够胜利的革命的事物，什么是一定要灭亡的反动的事物，从而产生对有利于社会主义和群众的事物的热爱，对不利于社会主义和群众利益的事物的憎恶和警惕，提高了为促进新生的革命的事物取得胜利而奋斗的热情和自觉性。
还要指出，提高认识为了更好地参加社会实践，而且人们总是在反复的实践中提高自己的认识，所以过高地估价艺术作品对群众的教育作用也是不正确的。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思想很落后的人，看了一个革命的戏剧或读了一部革命的小说，用不着反复参加较之艺术欣赏重要得多的革命实践，就立刻变成一个新人。但是认识是实践的前提，而文艺对改造思想和提高认识具有巨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文艺创作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
周谷城认为个人“生活陷入不稳定，甚至很痛苦的境界中，主观与客观相分离，心、身不能统一，统一的活动受到阻挠”，为了找出解决“客观情况”“与自我相违”的矛盾的“可行之路”，“诉诸情感”便产生创作。这种美学理论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当他的这种理论受到批判之后，又说什么“痛苦难安，发出怒吼；这是行动的先兆，终必化怒吼为力量，凭主观能动性，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计划，从事行动，以改造客观现实，获得较高的新现实。”很明显，既然他不要求作家艺术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要求艺术反映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而只是要艺术创作以自我为中心，要和一切“与自我相违”的客观现实相搏斗，从而达到所谓“无差别境界”，当然就谈不到发挥主观正确反映客观，并推动现实前进的主观能动作用，而只能阻碍客观实际的革命变革。周谷城这种反动的理论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根本对立。
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重要武器，它总是在宣传着符合于特定阶级的政治、经济所需要的思想。历史上的任何阶级，都力图使它所掌握的文艺武器为它服务，因而文艺都有团结自己和反对敌人这两个方面。不论就哪一方面而论，其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特定的阶级的利益。
无产阶级的文艺，也要发挥团结自己、反对敌人的政治作用；团结自己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反对敌人的斗争，而团结自己也是在斗争中进行的；即在肯定、发展无产阶级思想，否定、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中进行的。周谷城所谓艺术生活达到“无差别境界”的美学理论，在今天出现，它不仅和无产阶级的美学观点根本对立，实际上是厌恶、反对我们现实生活中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反对灭资产阶级思想、兴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因为社会主义革命使他们感到“自我与客观相违”，“心、身不能统一”，“痛苦难安”，所以他们力图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改造现实，来“发扬优点”，“填补不足”，“纠正错误”。因而他所要“纠正”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他所要发扬的是与他的主观世界没有矛盾的、因而使他感到心情舒畅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在这种反动理论指导下的文艺，其社会作用必然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阻碍社会主义改造，对反动的资产阶级有利，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不利的。
关于文艺的社会作用问题，是关系阶级利益的重大问题。要让文艺为哪一个阶级服务，通过什么方式起作用。周谷城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观点完全相反。这个分歧既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美学观点的分歧，也是两种不能相容的世界观的尖锐对立。为了革命艺术能够起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的革命的作用，我们必须向周谷城的反动观点进行坚决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