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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的本质
日共《赤旗报》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评论
本报讯 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的本质》的评论员的评论，全文如下：
自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决定以后，已经有一个月了。直到现在，苏共新领导还没有公布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真相。但赫鲁晓夫并不是因为“年迈和健康情况恶化”而退职的，而是因为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苏共的国内外政策面临到严重的破产局面而被迫下台的。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在促使苏共领导决心采取“非常手段”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政治背景中，赫鲁晓夫在对外政策上的“失败”曾经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赫鲁晓夫路线问题，决不仅仅是苏联共产党的问题。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们把无原则地向帝国主义势力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让步和投降的路线叫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路线，企图把它强加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和平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从而不仅造成并越来越扩大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而且给全世界整个反帝和平力量带来了严重的损害。赫鲁晓夫的所谓“和平共处”路线，在反党修正主义者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支持下，给我国的和平民主运动也带来了有害的影响，阻碍了它的正确的统一与发展。赫鲁晓夫的责任是极其重大的。
正因为如此，在赫鲁晓夫下台的时候，重新批判地总结赫鲁晓夫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路线，说明不仅把苏联的政府和党引导到今天这样的困境而且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混乱和带来有害影响的根源所在，也是日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极为重要的任务。为了从我国和平民主运动中清除赫鲁晓夫的所谓“和平共处”路线所造成的有害的机会主义影响，为了不使赫鲁晓夫下台仅仅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过程中的一时的插曲，而使它成为克服现代修正主义和恢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的积极因素，这样做都是必要的。
（一）什么人赞扬赫鲁晓夫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自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赫鲁晓夫就竭力歪曲和平共处政策，并企图把它强加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后，他总是给对他所主张的“和平共处”政策采取批判态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扣上反对和平共处、希望打热核战争的“好战主义者”的帽子，并且说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意见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是要选择和平共处道路，还是要选择热核战争道路之间的对立。
“某些教条主义者滑到了托洛茨基立场上去，并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向发动世界战争的道路。”他们“企图把历史推向战争的爆发，企图通过战争的道路，通过消灭千千万万的人的道路，解决关于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胜利的问题。”（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众所周知，在赫鲁晓夫担任第一书记期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给我们党中央的信中，甚至诬蔑我们党“放弃了争取和平共处政策的斗争”，“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进行战争，进行新的世界大战，也就是热核战争”。但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着反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提倡打世界大战的党和潮流的说法，是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的无耻的捏造。
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所同意的莫斯科声明在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致支持下指出，必须把维护和平共处、防止战争的斗争作为全世界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按照具体地体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万隆会议通过的和平十项原则等方面的和平共处原则以建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斗争。莫斯科声明的这个原则性观点，同时也是我们党一贯的观点。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日本共产党纲领，就我们党为保卫世界和平、争取各个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而斗争的基本立场作了下述明确的规定：
“党要为争取实现世界和平以及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斗争。党要要求禁止核武器，并且要为普遍裁军而斗争。党要为使日本同一切国家的邦交正常化，为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为扩大日本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亲善关系而斗争。党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我国卖国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准备对社会主义各国和亚非各民族进行侵略战争，反对一切准备原子战争的活动。”
中央委员会提交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草案”进一步具体地阐明纲领的这一观点，把“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争取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任务”作为我们党当前的六项斗争任务之一，并且提出了如下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的具体内容和方向：第一，“进行斗争，反对以垄断资本为核心的卖国反动势力所推行的依附美国的、反共的、侵略的外交政策，粉碎‘日韩会谈’，恢复日中邦交，缔结日苏和约”；第二，“必须同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团结起来，加紧展开斗争，要求全面禁止核武器和核试验、缔结普遍裁军协定，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反动势力在世界各地进行的一切侵略战争和备战活动。”
把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规定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一根支柱和为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重要目标之一的莫斯科声明和我党纲领的同一观点，今天仍然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全世界共产党人和我们党的工作的共同指针。只要不是存心粗暴地歪曲事实、进行毫无根据的诽谤，就不会把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而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诬蔑为和平共处政策的“敌对者”。
但是，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一致确认的这个和平共处问题，现在在国际争论中已经成为引起最尖锐的意见分歧的、最大的问题之一，这也是事实。但是，这决不是象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所说的那样，因为出现了拒绝和平共处、提倡打世界大战的“好战的”党和潮流。相反地，这场争论的引起是由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在和平共处问题上根本背离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原则性立场，堕落到放弃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的斗争，而向帝国主义投降这样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这就是说，今天围绕和平共处问题的争论，并不是赞成和平共处还是反对和平共处的争论，而是关于是否正确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的争论。
列宁曾经“提醒”普列汉诺夫说：“请你告诉我，赞扬你的是谁，那我就能告诉你，你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三百六十八页）这个“提醒”完全适用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的消息发表后，受到最大打击的不仅有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而且还有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反动势力。他们异口同声地强调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的高明，一致表示“期望”苏共新领导也务必坚持这一“和平共处”路线。
例如，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十月十八日向美国全国发表的临时广播演说中，大肆赞扬赫鲁晓夫在“古巴危机”以后，对过去的“错误”进行了反省，走上了同美国合作的道路，并强烈地号召苏联的新政府继续沿着赫鲁晓夫的路线前进。他说：
“赫鲁晓夫曾犯了进行危险的冒险的过错。美国曾需要采取非常坚定和理智的态度（首先在柏林、后来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以便在不进行战争的情况下击退他的威胁和行动。然而，他从错误中得到了教训，他对现实不是盲目的。在过去两年中，他的政府表明它知道在核时代需要头脑清醒。他参加了禁止核试验条约。他参加了能够帮助防止由于意外情况发生战争的热线。他同意不在空间设置核武器。在这些行动中，他表现了理智和头脑清醒的判断。……
“现在苏联有两个人分担最高责任。……我们可以希望他们将同我们共同抱有我们的伟大目标：防止核战争。”
在我国，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早已得到站在彻底反共立场上一贯支持美国世界政策的民主社会党右翼领导的共鸣。民主社会党的西尾委员长发表了“欢迎赫鲁晓夫的现实政治路线”（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在神户的谈话）等等赞颂之词。赫鲁晓夫下台后，资产阶级报纸一齐发表社论，赞扬赫鲁晓夫，希望新政府继承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自由民主党和经济界的领导人也几乎全都异口同声地发表了同样内容的谈话。
“他提出了以美苏解冻为中心的和平路线，在国内问题上也一个接着一个地解决了悬案，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富士银行总经理岩佐凯实）“赫鲁晓夫推行了和平共处路线，他似乎是一个可爱的人。”（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石坂泰三）“因为赫鲁晓夫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对此感到遗憾。”（经济团体联合会副会长植村甲午郎）“我们期望苏联新政权更加强有力地推行和平共处政策。”（自由民主党干事长三木武夫。以上均见十月十六日《日本经济新闻》晚刊）
赫鲁晓夫完全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甚至加以阉割，使之变质成为约翰逊等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以及以自由民主党和垄断资本为中心的日本臭名远扬的反动势力举起双手表示欢迎的东西。
（二）屈服于核讹诈的投降主义
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在哪些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立场呢？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主要论点。
第一个问题，赫鲁晓夫说，在出现了恐怕会毁灭人类的核导弹武器的今天，维护和平共处已经成为人类的压倒其他一切任务的“首要任务”，他以核战争的威胁为借口，企图使屈从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路线合法化，而且还进一步要求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也服从“和平共处”的任务。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二年秋天发生的所谓“古巴危机”之后不久所做的两次演说——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和一九六三年一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以最有系统的方式表明了他的观点。赫鲁晓夫在两次演说中首先就热核战争的危险说：
（1）今天的世界“好象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热核武器的火药库上”，帝国主义者在世界上各个地区所建立的“侵略策源地”都“潜藏着可以燃起全面的火箭——核战争的火星”。（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2）世界核战争一旦爆发，那就不仅会使资本主义体系灭亡，而且会使整个人类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从而丧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前提。“不能设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废墟上、在荒无人迹的和被热核尘埃污染的土地上建立共产主义的文明。”（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肯尼迪曾经把在热核战争将会造成的毁灭的危险之下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的生活，比作“在达莫克利兹的核剑之下的生活”，并且说这个核剑“是用极细的线系着的，而这条线，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也许由于偶然、由于计算错误或者由于疯狂而被割断”（一九六一年九月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上的演说）。赫鲁晓夫几乎原封不动地重复了肯尼迪的这种论调，把今天的世界比作是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爆发的“装满热核武器的火药库上的生活”。
乍看起来似乎非常认真地考虑了核战争危险的这个所谓“核战争毁灭人类论”，实际上不仅违反了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观点，而且也违反了赫鲁晓夫自己过去的主张，可以说是赫鲁晓夫的投降主义的出发点，这种论调如实地表明了赫鲁晓夫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的俘虏。
不言而喻，在已经出现了具有极大破坏力量的热核武器的今天，帝国主义者所准备的世界战争即使是一种最后将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帝国主义的自杀行为，但是也会给社会主义各国造成巨大的破坏性的后果，给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因此，防止世界战争、争取世界和平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的斗争，已经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任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有一个人会否认这一点。
然而，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根据热核战争可能造成的“毁灭人类”的危险这一点，得出这样的结论说，只有在今天不管付出任何牺牲也要防止全面热核战争，才是“头等”重要的，在热核战争的“毁灭人类”的危险的面前，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已经失去意义，而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早已变得只具有次要意义，那么，这种结论必然会导向这样一种投降主义的道路：在以毁灭人类相威胁的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屈膝下跪，而无止境地实行退让。这正是帝国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目的。很明显，在核讹诈面前吓得胆战心惊的投降主义，不但无助于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的危险，恰恰相反，它越来越助长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的气焰，使帝国主义得以顺利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从而造成增加核战争的实际危险的结果。
莫斯科声明强调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目前正在准备的热核战争，对全人类说来，是可能给亿万人带来毁灭和破坏的严重危险，并且号召全世界人民展开阻止核战争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对帝国主义者发出严正的警告说：如果帝国主义势力胆敢发动热核战争，被毁灭的将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明确地表示了决不向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低头的坚决态度。“如果帝国主义狂人发动战争，世界人民将清除和埋葬资本主义”。
反帝和平力量只有坚持这种战斗的态度，才符合下述唯一的原则性观点：只有坚持这种态度才能够挫败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并且成为展开在实际上防止核战争的斗争的前提。与此相反，如果反帝和平力量对核讹诈有丝毫的屈服而放弃这种战斗的态度，那么就不能完成防止核战争的任务。要防止核战争，决不能害怕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必须依靠全世界人民的斗争来粉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
过去，赫鲁晓夫有一个时期也曾经坚持过这种观点，他说，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只会给资本主义带来崩溃”，社会主义即使遭到巨大破坏，但仍将继续存在，而且将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胜利。他说：
“我们说，新世界大战的结局只会使资本主义崩溃，这完全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战争中不会遭到损失。然而我们深信，社会主义将继续存在，而资本主义却不能保持。因为，尽管损失巨大，人类不仅会仍然存在，并且将继续发展。……战争一旦爆发，人民就要一次地，永远地结束产生战争的社会制度，在本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一九五七年十月《同〈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的谈话》）。
放弃了自己曾经主张过的这种观点而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屈膝投降的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变成一条企图通过回避同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进行斗争，一味向帝国主义让步来“维护和平”的投降主义路线，这是理所当然的。
赫鲁晓夫从他的“核战争毁灭人类”的论调所得出的第一个实践上的结论是，核战争时代的“和平共处”不能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核战争政策的积极斗争来实现，而主要应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基于对热核战争有将毁灭人类的危险这种共同认识而进行“明智的”协商和“互相让步”来实现。赫鲁晓夫极力攻击主张应该坚持通过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来保卫和平这种根本立场的人是帮助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势力，“企图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向发动世界战争的道路”的托派分子的冒险主义。他说：
“我们共产党人，具有先进思想和信念的人，不应当犯冒险主义，从而使对自己制度胜利丧失信心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有机会发动世界战争。”（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然而，正如赫鲁晓夫面临着美帝国主义进攻古巴的危险时采取的行动所表明的那样，以使美国统治阶级“进一步实际地感到热核战争的危险”（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为唯一目的，而把核导弹运进古巴，陷入了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有的冒险主义的，不是别人，正是赫鲁晓夫。而且，不依靠人民的反帝和争取和平与独立的力量，而企图用核导弹威胁帝国主义者的冒险主义，当美帝国主义摆出一副即使引起同苏联进行核战争也在所不辞的姿态，而以企图强行进攻古巴的核讹诈政策进行反击时，就立刻变成最大的投降主义，借口什么“理智的胜利”，什么“互相让步”，而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要求，甚至一直退却到不同古巴政府进行必要的事前协商，就在美苏之间决定了要进行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视察”。赫鲁晓夫所说的
“互相让步”，实际上只是单方面的让步。
赫鲁晓夫所得出的第二个实践上的结论是，在核战争时代，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也是不可分割地同防止核战争的任务结合在一起的，并借口只有避免核战争才是现代的绝对要求，结果使这些斗争从属于他的“和平共处”政策，认为应该通过在和平共处环境下进行和平经济竞赛来确保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而把这当作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基本方针。
赫鲁晓夫曾说：
“我们时代的情况是，争取和平的斗争已经成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极其重要的条件。现在，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能不同争取和平和争取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斗争联系起来看。从最近加勒比海地区事件中所得出的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策略的最重要的教训正是如此。”
“现在，由于战争性质的改变和世界舞台力量的新对比有利于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和平共处政策具有远为重大得多的目的和任务，并在实质上补充着新内容。和平共处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和平经济竞赛中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提供最有利的条件”（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赫鲁晓夫企图强加给社会主义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样的方针，是在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的借口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篡改成似是而非的机会主义的方针。
第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并不是以帝国主义放弃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从本质上转变为和平爱好者为前提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即以破坏社会主义和压迫其他民族为目的的侵略倾向，是由帝国主义的本性所决定的，假如想从根本上把它消灭，那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本身。为了在实际上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必须针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进行真正强有力的反帝斗争。因此，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所谓和平共处，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展开斗争，制止它的侵略的魔爪才能实现。因此，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所谓和平共处，并不是“和平的帝国主义”与和平的社会主义友好地相处的、取消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新的世界秩序。即使在依靠全世界人民反帝和平斗争的发展，迫使帝国主义者接受和平共处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功以后，如果不继续对醉心于战争和侵略政策、无时不在企图破坏和平共处关系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不断的斗争并予以粉碎的话，就不能维持和平共处的局面。通过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进行斗争来实现和确保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的核心。
而赫鲁晓夫却用提出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量这个问题的办法来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平共处政策这个革命核心，并把它篡改成为对帝国主义进行妥协和投降的方针。但是，无论怎样强调核武器的破坏力量，也不能由此而使赫鲁晓夫的投降主义合法化。
既然用核战争的危险来威胁世界和人类的罪魁祸首是为了实现统治世界的野心而热中于准备核战争、实行核讹诈政策的帝国主义，那么显然，防止核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实现和平共处的任务，只有以那种通过全面发展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斗争，并结成反帝和平力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办法来粉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的方针为基础，才能够完成。“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必须建立保卫和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所鼓吹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莫斯科声明）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谈判或“互相让步”，也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保卫和平运动等全世界的和平与民主力量的斗争，挫败和粉碎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的过程中，同全世界人民的这一反帝和平斗争的发展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够对和平共处和保卫和平的事业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才能够在实际上限制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政策，迫使它签订这种或那种有效地打击战争计划的协定。
赫鲁晓夫的路线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并且污蔑这是刺激帝国主义者而挑起核战争的“冒险主义”，在这种借口下，压制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一味地企图通过同帝国主义国家以对“热核战争的危险”的共同认识为基础的“明智”的谈判，来确保和平共处。这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全面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要求全世界人民向帝国主义让步和屈服的路线，这条路线不但不是真正争取和平共处的道路，恰恰相反，它只能加强帝国主义的立场，促使它加紧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
而且，根据这种投降主义路线，即使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紧张局势”，但既然这种“紧张局势”的“和缓”不是通过在实际上打击并粉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而赢得的，而是在向帝国主义进行妥协和追随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么就决不能把它看作是朝和平共处方向真正地迈进了一步。不仅如此，这种“缓和”反而会在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实际上仍然继续威胁着真正的和平的时候，散布一种似乎“和平共处”已经实现的危险的幻想，从而削弱世界人民的反帝和平斗争，起着帮助帝国主义玩弄欺骗性的“两手政策”的作用。
第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和平共处政策既不能代替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也不能在世界人民的斗争中优先于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而占“首要”的地位。莫斯科声明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声明明确地把下述革命的观点归纳成为一个公式，即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等当代的一切革命力量汇成了一股洪流，正在冲击和摧毁着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这才是当代的根本问题。今天，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及其条件，从根本上来看，正如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和欧洲一系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所创造出来的这种可能性及其条件所表明的那样，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世界和平的前景，从全局来看，是由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各国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三种主要力量形成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力量同帝国主义的战争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来决定的。
但是，赫鲁晓夫在和平共处和革命运动的关系问题上，也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所当然的原则立场，仍然以避免核战争是当代的至高无上的任务为借口，企图使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从属于他的“和平共处”政策，主张社会主义通过和平的经济竞赛战胜资本主义乃是当代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基本性的前提。这是一种维持现状的立场，即：事实上把社会主义革命抛到九霄云外，并且把民族解放斗争控制在帝国主义所容许的范围以内，而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观点背道而驰，结果仅仅把通过无原则地屈从美国来保持“美苏”间的和缓当作当代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任务。
不言而喻，这种大谈特谈为了“和平”的利益必须牺牲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的论调，是同把当代看作是帝国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观点根本对立的机会主义的论调。但是，赫鲁晓夫的这条“和平共处”路线的消极作用并不止于此。
即使仅就赫鲁晓夫事实上当作唯一至高无上的任务的和平共处这个问题来看，通过这种维持现状的政策，也不可能使帝国主义者接受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更不可能在将来确实实现和巩固世界和平。
不言而喻，以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为转折，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由于全世界的反帝和平力量的斗争，已经防止了帝国主义实现世界战争的计划，产生着实现各国间和平共处的现实的可能性。但是，美国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核战争政策，发动世界战争的实际危险依然存在，从最近印度支那的局势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决不容许过低估计世界战争的危险。任何人恐怕也不能否认在防止这种危险、确保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起着极其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些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面对面地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这种政策在它的重要据点遭受到直接的打击。因此，积极支援民族解放运动，加强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团结，是争取世界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的基本内容之一。在“和平共处”的幌子下，压制民族解放运动或者对支援民族解放运动采取消极态度的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违背了争取世界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的真正利益，在实际上增加了世界战争的危险。因为，假如没有民族解放战争、没有革命运动，全世界的人民运动仅仅变成赫鲁晓夫之流的“和平共处”运动的话，那么不仅将大大地削弱制止帝国主义者执行战争政策的力量，而且保证了帝国主义者能够更加容易地继续它的侵略。
而且，在今天的争取世界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中，不仅提出了防止世界战争的任务，同时还提出了消除世界战争危险、进一步巩固地实现和确保和平共处的任务。但是，如果实行赫鲁晓夫之流的维持现状的政策，那么，甚至接近这一任务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要完成这一任务，恰恰就必须变革现状，不仅必须加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力量，而且必须通过帝国主义国家内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革命运动的胜利以及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驱逐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赢得绝对优势。
莫斯科声明关于和平问题的阐述也是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变革的观点，指出必须从争取解放斗争的胜利中展望。声明明确地指出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斗争的远景：（1）在目前的力量的对比情况下，如果全世界的反帝和平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就“能够防止世界战争”；（2）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同资本主义各国和殖民地、附属国革命运动的新的胜利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和和平的力量”“占绝对的优势”的时候，才
“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3）为了“最终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保证持久和平，必须争取“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这种观点才是关于确立和平共处、关于和平共处与革命运动的关系的唯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世界形势的本质决不会因为具有空前破坏力的核武器的出现而发生变化。
如上所述，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是一条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面前吓破了胆而陷入双重的投降主义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如果用这样的方针来领导全世界的人民的斗争，那么，既不可能赢得世界和平、把全世界从热核战争的威胁下真正地解放出来，也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开辟出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和巩固世界的和平。（三）和平共处政策被篡改成为
追随美国的政策
第二个问题是，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政策篡改成为“美苏合作”政策，而且，通过把美帝国主义的主流美化成为“和平共处”力量的办法，特别把和平共处的口号变成了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口号。
赫鲁晓夫在那个宣布和平共处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已经开始在“和平共处”的幌子下一味地宣扬“美苏合作”路线。他说：
（一）世界形势，归根到底取决于“在工业方面是世界上最雄厚、在军事方面是最强盛的大国，同时都拥有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以及雄厚的常规军备”的美苏两大国的关系（赫鲁晓夫一九五七年五月答《纽约时报》总编辑问）；（二）只要确保美苏两大国间的“信任”，就“能够长久保障持久和巩固的世界和平”（赫鲁晓夫一九五七年十月答赖斯顿记者问）。尤其是，赫鲁晓夫在一九五九年访问美国的时候，竭力向美国的统治阶级兜售这个“美苏合作”计划。他说：
“只要想一想，如果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苏联相互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尤其是那种我们希望它会发展为友谊的合作关系，那时，国际关系将会成为什么样子。
“我同意艾森豪威尔先生这样的话，他曾经写道，‘美苏之间有了相互信任以后，国与国之间的任何其他分歧都不能成为对普遍团结和普遍和平的威胁。’
“我们这方面愿意尽一切努力保证美苏之间的相互信任，从而有助于保障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匹兹堡市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赫鲁晓夫甚至还进一步主张，如果苏联同美国实行联合，那末，以它们的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就可以防止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侵略计划，并且起到所谓世界人民的“卫士”的作用。他说：
“如果美国和苏联之间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关系，那么未必有谁能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因为他不得不考虑我们两国的立场而放弃自己的侵略计划。”（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九月八日在苏联印度友好大会上的讲话）
赫鲁晓夫热中于宣传和兜售这项事实上追随美国的“美苏合作”计划，几乎完全放弃了揭露和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活动。而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为和平而斗争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警觉地注视战争挑拨者的阴谋诡计，唤起世界人民对那些坚持战争方针的人的神圣愤怒”。
显然，赫鲁晓夫的“美苏维护和平”计划，赤裸裸地反映出那种只有苏联才是代表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大国、而且通过大国间的磋商来决定世界形势的大国主义，以及只要确保苏联的安全那末其他地区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争端也不会影响世界和平大局的苏联中心主义，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这种计划已经完全摒弃了社会主义国家用来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所应坚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且，赫鲁晓夫企图通过与之合作来保障“持久和巩固的和平”的那个对手，是美帝国主义。这个美帝国主义业已成为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以及世界上的所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头目，它把英国、法国和西德的帝国主义者变成依附于自己的同盟者，把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区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拉入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星罗棋布的军事同盟和军事基地，疯狂地准备对社会主义阵营发动核战争，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了军事侵略。莫斯科声明明确规定“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并且反复强调，各个国家间的和平共处首先只有通过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才能够实现。莫斯科声明的这种立场同赫鲁晓夫推行的通过同和平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结盟的办法来“确保世界和平”的这条路线，是绝对不能够两立的。
赫鲁晓夫为了使那条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格格不入的追随美国的路线合法化，把这条路线同“核战争毁灭人类论”联系起来，提出了核战争的危险使具有“现实感”的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朝着接受和平共处的方向转变这样一种“理论”，开始赞扬美帝国主义的头子是“和平共处”力量，并且已经开始宣传只有同帝国主义的头子举行首脑会谈才是争取和平共处的最重要的方法。
也就是说，赫鲁晓夫的说法是：
（1）在苏联拥有在遭到美国的核攻击的情况下能够立即进行反击、并且对美国本土进行毁灭性的核报复的力量的目前，对于美帝国主义来说，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政策已经成为“当代唯一现实的政策”。（一九六○年五月在全苏共产主义劳动队和突击手竞赛的先进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
（2）因此，在美帝国主义的领导集团中，坚决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与和平共处、“坚持尽快地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发动战争”的，只是那些丧失了理智的“狂人”（“好战派”），在同一个领导集团中也有这样的人们（“明智派”），他们
“对时局的估计比较冷静，从当前国际舞台上力量的对比出发，明确意识到，美国如果发动战争，并不能获胜，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愿意接受和平共处。（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3）世界形势的现实会使那些最顽固的分子清醒起来，结果“明智派”将战胜“好战派”，“并将推选出能理解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必要性的领导人”作为美帝国主义的领导人。（一九六○年六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4）这些美帝国主义的“明智派”的领导人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进行“首脑会谈”和直接接触，才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可靠的道路。
根据这种观点，赫鲁晓夫首先把艾森豪威尔看做为和平而操心的美帝国主义的“明智派”的领导人，称赞他是一位“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估计表现了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明智，表现了勇气和意志”的总统（一九五九年九月，在欢迎尼·谢·赫鲁晓夫访美归来的莫斯科劳动者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并且大肆宣传“戴维营精神”，竭力想通过同艾森豪威尔的合作走上“美苏合作”的道路。
由于一九六○年五月发生的U2型飞机事件，已经使得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的合作成为不可能了。在这以后，赫鲁晓夫就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任总统候选人肯尼迪身上，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同新总统在维也纳举行会谈以后，就立即开始宣扬肯尼迪是一位“理解到两个强大国家政府所担负的重大责任”的总统。（引自关于《维也纳会谈的成就》一文）在经过一九六二年十月发生的所谓“古巴危机”以后，赫鲁晓夫越来越加紧颂扬肯尼迪。尤其是，当肯尼迪于一九六三年六月在美利坚大学发表了演说的时候，赫鲁晓夫认为这篇演说是根据对国际形势的现实估计谈到了“必须寻求道路，使人类摆脱军备竞赛，摆脱世界热核战争威胁”而大加欢迎，并且反复强调说他在战争与和平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上同肯尼迪有着“相同的意见”。（引自《加强和平事业，发展合作！》一文）而且，过了一个多月以后，赫鲁晓夫就全面地接受美国政府关于禁止核试验的要求而缔结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肆无忌惮地加入了他梦想已久的“美苏合作”体制。
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丧命，对赫鲁晓夫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赫鲁晓夫利用这个事件进一步加紧颂扬肯尼迪是“和平政治家”，并且开始称赞新总统约翰逊是“明智派”的第三个政治代表。今年四月赫鲁晓夫访问了匈牙利，他在包尔绍德化学联合工厂发表的演说中，就他赞扬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的演说这件事为自己辩护，并且指出约翰逊、腊斯克和富布赖特等人是肯尼迪的“和平共处”路线的继承人。他说：
“我曾经由于称赞肯尼迪的这个讲话而受到批评。但是，可不能简单地对待事物。可不能认为我们都是聪明人，而我们所有的敌人都是傻瓜。可不能闭眼不看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方向的变化所引起的现象。
“在这方面还可以援引去年年底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的讲话。我确认，美国总统约翰逊也是采取这种立场的。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不久之前也发表了理智的看法。
“所有这一切当然不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好感。这是现实的表现：承认我们的存在，承认我们的发展和拥有最伟大的威力。”（塔斯社一九六四年四月八日消息）
归根到底，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这几任美国总统及其政府，都是“冷静地”估计目前的力量对比，一直探求“当代唯一现实的政策”——和平共处的方向的“明智派”的政治代表。
赫鲁晓夫这样把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美化成为“和平共处”力量的唯一实际根据，在于他们这几年来改变策略，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对苏和好”政策。不错，美帝国主义的这些领导人，特别是肯尼迪、约翰逊，为了回答赫鲁晓夫的“美苏合作”的呼吁，改而采取了“对苏和好”政策，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如果他们象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真的是正在从战争政策转向和平共处政策，那么，为什么在这些总统的指挥下，继续推行和加强了象U2飞机事件、攻击古巴、在印度支那和刚果进行侵略战争这样一些核讹诈政策和对亚非国家的侵略政策呢？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简单的。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这是美国统治阶级内部“暗藏的复杂的斗争”的结果，是“明智派”的总统屈服于否定和平共处、始终坚持战争政策的“好战派”的压力的结果，而不是“明智派”本来的立场。（例如赫鲁晓夫关于U2飞机事件的说明）。因此，为了保障世界和平，必须同帝国主义的“明智派”合作，孤立帝国主义的“好战派”。这就是赫鲁晓夫编造出来的和平共处的“基本战略”。
但是，赫鲁晓夫把美帝国主义的“对苏和好”政策同把亚洲作为一个中心的核讹诈和军事侵略政策看成是本质上互相对立的善恶两个方面，并且断定负责这两个方面的“明智派”和“好战派”正在美帝国主义内部进行着“暗藏的复杂的斗争”。赫鲁晓夫的这个假设，是他任意杜撰出来的，而且，只能暴露出，他已经完全忘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别是关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的基本观点。
肯尼迪和约翰逊等人的“对苏和好”政策，是美帝国主义旨在破坏社会主义体系和扼杀民族解放运动的“世界战略”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同赫鲁晓夫一味地认为是因为受到“好战派”的压力而进行的残暴的军事侵略和核讹诈政策，在本质上并没有矛盾。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推行“对苏和好”政策这件事情，只是表明：第一，美帝国主义“现实地”考虑到目前的力量对比，在当前已经改而采取了一面避免同拥有最强大的防御力量的苏联发生全面核战争、一面逐一地各个击破中国以及除去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略方针；第二，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已经产生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潮流这样一种情况，企图使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内部演变”，并且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就象许多军事评论家论证的那样，美国的军事战略也以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为转折点，有了巨大的改变，制订了这样的战略方针（有限局部核战略）：（一）把中国、朝鲜、越南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当前直接的攻击目标，（二）为了防止在亚洲的侵略战争扩大成为对苏全面核战争，要把巨大的核攻击力量针对苏联，抑制苏联的核报复。根据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一方面采取“对苏和好”政策，另一方面以“遏制中国”政策为中心，变本加厉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推行侵略政策，而且，实际上丝毫也没有放松目的在于确保对苏联的核优势的扩充核军备这个事实，也非常充分地证明了上述情况。
如上所述，所谓一方面“对苏和好”的政策以及另一方面准备核战争、实行核威胁和侵略亚洲的政策，从根本上说，是美帝国主义企图破坏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和扼杀民族解放运动的统治世界计划的、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方面，是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象赫鲁晓夫那样，对这种情况作出错误的估计，立即美化美国今天推行的“对苏和好”政策，说它是从根本上转变为和平共处政策的表现，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为美化躲在“对苏和好”政策后面推行着最残暴的侵略政策的美帝国主义和它玩弄的整个“两手政策”。
不言而喻，在美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内部，还有以戈德华特为代表的那种反对“两手政策”、赞成推行露骨的战争政策的极右派，当然不应当忽视这一派和美国垄断资本的主流之间的种种矛盾和对立。但是，决不能因此而说赫鲁晓夫的“基本战略”是正确的。这是因为，赫鲁晓夫的论调是说，这个“好战派”才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势力的真正代表者，并且否认“明智派”和“好战派”都是代表帝国主义的利益和政策的势力（哪一派更加反动，暂且不谈），不仅如此，甚至为目前一面利用“好战派”的说法，一面在实际上制订、并且竭力推行着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那个负责人肯尼迪、约翰逊和美国垄断资本的主流涂脂抹粉，把他们装扮得好象是在制止“好战派”的爱好和平人士集团。这种做法只能是拼命帮助美帝国主义戴上“和平”假面具的做法，这一点完全不需要多费唇舌。
不论赫鲁晓夫怎样进行诡辩，都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他所谓要同“明智派”实行合作的“基本战略”，在客观上已经变成美化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并从背后支持这个“世界战略”的有力支柱；这个“基本战略”转移世界人民的视线，使他们看不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并且造成了最便于美帝国主义一面欺骗各国人民、一面推行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形势。（四）对爱好“和平的”帝
国主义的幻想
第三个问题是，赫鲁晓夫根据“美苏合作”的前景，认为世界上已经实现和平共处，而且散布毫无根据的幻想，说什么在帝国主义象目前这样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企图使反对美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人民丧失警惕性。
首先让我们看看赫鲁晓夫是怎样估计世界现状的吧。赫鲁晓夫一九六○年九月在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上谈到和平共处的意义时说：
“显然，接受和平共处原则，并不意味着需要怎么样完全重新开始建立国际关系。实际上，和平共处已经成为现实，并在国际上得到了承认。……现在的问题实质上在于，如何使和平共处变得可靠，如何不容许背离和平共处，因为这种背离行为往往产生危险的国际冲突。”
但是，如果正视今天的世界形势，难道能够说什么和平共处“已经成为现实，并在国际上得到了承认”吗？难道赫鲁晓夫没有看到美帝国主义现在正在老挝、南越、刚果等地继续进行侵略战争，拒绝承认中国、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世界各地加紧推行核备战和核讹诈政策这样一些危险的事实吗？明明看到这种世界形势，而宣传什么和平共处不是今后世界人民通过斗争来争取的目标，而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现实，而且竟然说什么剩下的问题只是进一步巩固和平共处和设法防止“背离和平共处”和偶然性战争。说这种话的人只能是彻头彻尾的苏联中心主义者——这种人认为只要美苏之间保持和平，世界就是和平的，如果美帝国主义实行一定的“对苏和好”政策，就立即认为美国统治阶级接受了和平共处政策——，只能是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者。在赫鲁晓夫看来，美帝国主义针对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侵略战争的准备活动和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的军事侵略等活动，同世界和平大局无关，只不过是暂时和部分地“背离”和平共处而已。但是，很明显，从这种狭隘的“苏联中心主义”的观点出发而轻视美帝国主义目前推行的侵略政策，其最后结果，将会使苏联本身的和平与安全也受到威胁。
赫鲁晓夫既然认为目前的形势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实现了“和平共处”，那么，他对未来形势的前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是不足为奇的。
赫鲁晓夫闭眼不看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更加肆无忌惮地发展了他的“和平共处”论，说什么在今天的世界形势下，已经有现实的可能性从社会生活中排除一切战争。他说：
“我们说，在我们的时代里，已经有现实可能最后地、永远地把战争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这种可能性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力量的新的配置而产生的。”（一九六○年二月在印度尼西亚的加渣玛达国立大学发表的演说）
那么，怎样才能从社会生活中“最后地永远地排除”一切战争呢？赫鲁晓夫的回答很简单。他说，通过执行他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全面彻底的裁军计划”的办法，即通过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彼此都废除军备、从地球上消灭一切武器的办法，就能够实现。他是这样说的：
“保障和平的根本手段是完全销毁战争的物质力量。”“全面彻底裁军的实现将成为人们生活中从战争时代转向世界巩固和平时代的真正历史性的转折点。”“当然不能期待帝国主义者先生们自愿裁军。……但是现在世界上有力量能够迫使他们裁军。”（一九六二年七月在“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上的讲话）
就是说，不仅是在打倒帝国主义以前，甚至在以美帝国主义为盟主的帝国主义阵营强有力地继续存在的形势下，也能够通过世界人民的和平斗争来施加压力，解除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夺取他们用来进行战争和压迫人民的一切暴力机器，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进入永久和平的时代。赫鲁晓夫的这种“展望”，第一，陷于同“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侵略战争的土壤”（莫斯科声明）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不相容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观点；第二，无视“一切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国家权力问题”（列宁的话）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根本理论，散布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就是说，掌握着政权的帝国主义者会对人民的压力让步，并放弃统治本国人民和把其他民族置于从属地位的决定性武器——名副其实地构成国家政权基础的暴力机器。
当然，在今天这种形势下，和平力量提出实现普遍裁军的方针，为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扩充核军备政策而斗争，在揭露和孤立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方面来说，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人民的反帝和平斗争发展和前进的过程中，也有可能挫败帝国主义者的扩军备战，争取建立无核武器地区、签订禁止核武器协定以及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普遍裁军协定。但是，彻底废除军备、从社会生活中消灭一切战争、保障永久和平的现实可能性，只有在最后打倒帝国主义、确保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才能出现。放弃这种原则性的观点，幻想在存在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废除军备、实现永久和平，必然会变成下述这样一种最极端的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论调：梦想帝国主义国家在保持着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会“最后地永远地”放弃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以及统治本国人民和其他民族的物质手段，“进化”为“和平的”资本主义。
在为帝国主义辩护这一点来说，赫鲁晓夫不仅曾经幻想帝国主义通过废除军备的途径而“进化”为“和平的”资本主义，而且甚至描绘出这样一种牧歌式的前景：帝国主义将会转化成为放弃殖民主义、用自己的一部分财富来为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自主服务的“非侵略性的”资本主义。就是说，如果实现了“美苏合作”，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就能实行合作，援助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和工业化，引导这些国家走上经济独立的道路。例如，赫鲁晓夫在一九五九年访问美国的时候，曾经强调美苏两国的经济合作在“援助后进国家”方面所具有的意义。他说：
“我们和你们的经济成就将受到全世界的欢迎，整个世界都在期待我们两个大国去帮助那些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了数世纪的人民更迅速地站起来。……我们最好公正和人道地想想办法，如何帮助这些国家摆脱它们的处境。”（《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讲话》）
赫鲁晓夫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援助后进国家的设想同废除军备的计划联系起来，宣传只有废除军备才是从根本上解决所谓“南北问题”的最好的办法。他说：
“如果能签订裁军和削减军事预算的国际协定，苏联还会愿意同其他国家一道参加对所谓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办法是利用苏联和其他国家内部所形成的资金的某些部分。”（一九五九年九月在第十四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上的讲话）
“裁军会创造必要的条件来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世界军费总额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如果从中仅拨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用于这个目的，那末，在二十年内就可以消灭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饥馑、疾病和文盲状态。”（在“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上的讲话）
如果认为这番话是为了谴责和揭露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对后进国家的几亿人民的饥饿和贫困置之不理而把巨额的军费浪费在备战方面的新老殖民主义和扩充核军备政策，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赫鲁晓夫在这儿却“一本正经地”说，如果走上以“美苏合作”为主的赫鲁晓夫式“和平共处”的道路，废除了军备，那末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就能共同援助“后进国家”。事实上，在去年十二月举行的联合国财经委员会会议上，苏联代表竟然同“今天殖民主义的主要支柱”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一起提出“关于和平利用全面裁军节省出来的资金的联合提案”，竭力宣传赫鲁晓夫关于美苏联合、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合作解决“南北问题”的计划。
把发展后进国家的问题单纯地归结为由先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款额问题，宣传把裁军节省出来的军费作为“共同援助”后进国家的财源的这种设想，完全抹煞了这样一个事实：帝国主义国家对后进国家的“援助”是新殖民主义企图“用新方法和新方式保持对旧殖民地的各民族的殖民剥削”（莫斯科声明）的工具。实际上，即使实现了裁军，取得了有利于世界和平的重要进展，从而使美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增加了“援助后进国家”的资金，而对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来说，也只会直接有助于新殖民主义加强经济和政治的统治，仅仅依靠这种做法是无助于后进国家的经济独立的。即使“援助”是通过联合国等机构同社会主义国家“共同”进行的，仅仅这一点也不会改变事态的本质，这只要看看派遣联合国军到刚果去的情况，也是一清二楚的。这支联合国军是根据包括苏联在内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决议派遣的。但是，联合国这个“正式”的权威和苏联的“共同”行动，也没有能够阻止联合国军成为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工具。然而，赫鲁晓夫却根本不看帝国主义“援助不发达国家”的侵略性质，也不谈彻底消灭新殖民主义的斗争，而在宣传说什么通过裁军节省资金，不论由哪个国家提供“援助”，只要投入必要的资金，后进国家就会消灭贫困，实现经济独立。归根结蒂，这只能是为帝国主义者的新殖民主义进行辩护，使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民脱离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真正的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道路，走上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妥协的道路。
至此，任何人都会看清楚，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论在本质上是为帝国主义进行辩护的论调。他提出的所谓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实行的废除军备和通过同帝国主义合作来援助后进国家的这套主张，归根结蒂，是以这样一种最极端的现代帝国主义“变质”论——在即将到来的“和平共处”的新世界，帝国主义将会最后地放弃战争政策，脱胎换骨地变成同新老殖民主义毫不相干的和平的非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而且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在发生这种变化——为前提的论调，也是同他那种福音式的说教相反的、企图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论调。
（五）彻底清算赫鲁晓夫路线
上面所说的是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的主要内容。归根到底，这条路线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要把追随美国作为当代的首要任务，付出一切牺牲，执行追随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和平的敌人联合起来，确保和平”。就象已经就它的每一个特点研究的那样，这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所坚持的和平共处政策毫无任何共同之处的、对美帝国主义实行合作和投降的路线。而且，赫鲁晓夫为了遵循这条路线，取得美帝国主义的信任，实现“美苏合作”，在执行他的对外政策时，不断地采取了反人民的行动，牺牲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压制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的斗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特别是从“古巴危机”经过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直到暂时实现了“美苏合作”体制这样一个推行他的“和平共处”外交的整个过程，说明了这个情况。
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们，在“古巴危机”以后，开始更加热心地执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方针，与此同时，比过去更加露骨地开始强迫世界和平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支持各种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论调和追随美国的外交方针。而且，尤其不能容许的是，在任何人都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把亚洲作为推行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一个主要战场、把“遏制中国”政策作为“世界战略”的基础这种形势下，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全面地越来越加紧推行“反华政策”。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们，在以前就借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无理地恶化了中苏两国间的国家关系。而在这一时期，他们进一步加紧推行他们的“反华政策”；同美英两国签订了把阻挠中国拥有核武器作为主要目的之一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且对于在同美国事实上结成军事同盟的情况下对中国反复进行着军事挑衅的印度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等等。就象这样，他们竟然从背后配合美帝国主义的“遏制中国”政策，并直接和间接地帮助美帝国主义推行这一政策。而且，他们不想积极地支援正在反对美国的军事侵略和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越南、老挝人民的斗争，一再地采取不顾人民要求而同帝国主义妥协的态度。赫鲁晓夫等人的这种行动，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以及同民族解放运动的团结的。不过，毫无疑问，他们的最主要的动机之一，就是要取得美帝国主义的领导人的信任，巩固“美苏合作”的政治基础。
那么，赫鲁晓夫的这种“和平共处”路线，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呢？牺牲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推进同美帝国主义合作的政策的结果，是否使国际形势朝着和平的方向多少改善了一些呢？
关于这一点，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赫鲁晓夫本人的评价。赫鲁晓夫在今年七月和八月，总结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以后一年来的世界形势的发展，颂扬说他的“和平共处”路线已经建立起包括美苏在内的各国之间的互相“信任”，并且强调说，就象削减军事预算、缩减核裂变物质的生产等等事例所表现的那样，这种“信任”现在已经增强到这种地步：以没有签订正式协定而主动地互相显示“榜样”的方式，也能够推进和平政策（“互为榜样的政策”）。而且，他还极力主张，珍惜这种“信任”，并加以扩大，就能够逐渐改善国际形势，保持和加强世界和平。
“这个条约的签订使国与国关系中的信任有所增加，为未来开辟了更加良好的前景，对于促进逐渐使国际局势健康化的‘互为榜样的政策’起了一定的影响。当然，为了缓和紧张局势的共同利益，对这种正在产生的相互之间的信任必须合理地加以利用，使之有利于紧张局势的和缓，必须珍惜和加强这种信任。”（一九六四年七月六日赫鲁晓夫《对意大利和平委员会信件的复信》）
“我认为，缔结莫斯科条约以来的一年以新的经验丰富了国际生活，这个经验就是：如果积蓄某些信任，就能够朝着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在各方面达成协议继续前进，而且不仅可以通过缔结正式协定，还可以在‘互为榜样’政策的基础上这样做。因此，特别重要的是保障这个信任的积蓄，不让它耗尽，而是相反地，千方百计地巩固和扩大它。”（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条约签订一周年答〈真理报〉和〈消息报〉编辑部问》）
按照赫鲁晓夫的话，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开辟了各国之间的“互相信任”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旧殖民地国家都已经能够互相“信任”，和平共处了。但是，这是同现实的世界形势相差过于悬殊的“世界观”。不错，由于去年七日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赫鲁晓夫得以大大地接近他所希望的“美苏合作”体制，同美帝国主义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关系”。而且，在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后，由于采取了建立美苏直通“热线”、美国向苏联输出小麦措施、削减一些军事预算、禁止把运载核武器装置射入轨道、缩小核武器所需裂变物质的生产等等措施，逐步建立了美苏领导人之间的“信任”，至少是逐步建立了赫鲁晓夫对美国领导人的信任，这是事实。但是，问题的核心不在于美苏领导人之间有没有“互相信任”，而在于美苏领导人之间的这种“互相信任”究竟对保持和加强整个世界的和平是不是有所贡献。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后，世界形势的实际的发展，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完全否定的回答。
第一，在美苏领导人“互相信任”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丝毫没有放松推行准备核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继续执行核扩军计划，并且在全世界派驻北极星核潜艇。在欧洲，赫鲁晓夫认为柏林问题和德国问题是世界和平的根本问题，竭尽全力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每年都说“今年要解决”，但是没有任何进展，相反，通过推行多边核力量计划来实现西德核武装的计划却被推进了。特别是在亚洲，扩大对老挝、南越、柬埔寨的军事侵略，变日本本土和冲绳为核攻击基地，把印度拉进军事同盟，派第七舰队进驻印度洋，根据在南朝鲜、冲绳、台湾发生核战争的假想举行大规模演习等等，这种把中国作为主要攻击目标之一的侵略战争的准备活动已经进一步加强，今年八月甚至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野蛮地进行了公开的军事攻击。在这里必须重视的是，由于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形成的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或约翰逊的“互相信任”，不但没有能够抑制美帝国主义把亚洲看成当前主要战场之一的侵略政策，反而起到了鼓励和助长它的作用。《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在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那一天，写了如下的一段话，突出地表明了美苏之间的“互相信任”的政治本质。他写道：“约翰逊总统一直在说，不论美国在越南、古巴、刚果、法国方面有多少问题，只要有赫鲁晓夫在，至少也能够使美苏关系比较稳定。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据《朝日新闻》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报道）就是说，所谓美苏之间的“互相信任”，是在下述双重的“信任”的基础上成立的：苏联“信任”美国政府不对苏联立即发动核战争，美国政府“信任”苏联不对苏联以外的地区的“纠纷”进行军事干涉。因此，在赫鲁晓夫领导苏联、而且美苏之间存在“互相信任”的期间，美国可以不必害怕会同苏联发生全面冲突，而放心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采取侵略行动。很明显，这种“互相信任”是一种“危险的关系”，它非但不能使世界接近于和平共处，反而使美帝国主义越来越狂妄地推行侵略政策，进一步增加了包括核战争在内的战争危险。
第二，美苏之间的“互相信任”，是牺牲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牺牲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的力量的团结而建立起来的。赫鲁晓夫为了确实取得美帝国主义的“信任”，在事实上破坏苏联同被美帝国主义当做推行它的“各个击破”政策的当前主要攻击目标的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关系，抑制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的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攻击那些坚持同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立场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越来越扩大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但是，莫斯科声明明确地说，唯一能够阻止企图发动世界战争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阴谋、保持世界和平的力量，是“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共同努力，是结成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的国际统一战线。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由于背离和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反帝和平力量的团结，就造成了有利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相应地推迟实现真正的和平共处的结果。
目前，尽管在反帝和平力量方面存在着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这样一种非常困难的情况，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政策面对着站在前列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斗争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对立的尖锐化等等情况，正从根本上发生动摇。美帝国主义在南越、老挝、南朝鲜接连遭到失败，他们做为“世界战略”基础的“遏制中国”政策，也由于中国和法国建立邦交、中国核试验成功、亚非各国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加强团结、印度由于推行“反华”政策陷于孤立等等情况而接连遭到打击和破产。这个事实最雄辩地显示了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和如下的情况：尽管赫鲁晓夫对它实行无原则的让步，但是从大局来说，国际形势正向着不利于帝国主义方面而有利于人民方面的方向发展。而且，显而易见，如果赫鲁晓夫的“追随美国”路线被彻底清算，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全世界反帝和平力量的团结得到恢复，各国人民争取独立与和平的力量正确地集中地打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那么，毫无疑问，争取世界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也会取得更大的成功，世界形势的发展也会对争取和平、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更加有利得多。
以结论来说，赫鲁晓夫领头推进的“和平共处”政策，给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和侵略势力帮了忙，同时打击了以社会主义阵营为首的反帝和平力量，在这个双重的意义上说，给争取世界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困难。这个政策是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的苏联，由处于党和政府的领导地位的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长时期以来推进的，而且，利用依靠在列宁领导下第一个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苏联在国际上的威信，一直企图强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接受这个政策。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给世界反帝和平力量造成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应当说，美帝国主义和世界反动势力对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表示惋惜，衷心地呼吁苏联共产党今后仍然要继续执行赫鲁晓夫路线，这是很自然的。
这个事实表明，从保卫和平，免受帝国主义的核战争威胁，并且击败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正确的和平共处的观点看来，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克服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和向美帝国主义投降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恢复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团结的任务，也是最紧急的任务。
我们党以及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已经坚决地展开了反对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最大支柱、推进追随美国的“美苏合作”路线的主要人物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矛盾和破产的表现，而且，已经给争取克服现代修正主义和恢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斗争造成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但是，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所犯的对外政策上的错误，不能单纯地归结为赫鲁晓夫独断独行和他个人暂时地背离基本上正确的路线的表现，根本问题在于，企图用追随美国的办法来确保世界和平这样一种赫鲁晓夫式的“和平共处”路线本身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和平共处政策，既然如此，那就显而易见，克服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的课题，不是单纯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而能加以解决的。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课题，必须按照党中央委员会将向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草案”所表明的原则性的方针，进一步始终如一地、系统地加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第一，应当从思想和理论上，对追随美国和美化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处”论以及现代修正主义的一切表现进行有原则性的不调和的斗争。第二，应当在国际民主运动的领域，竭尽全力，按照各种不同的运动的性质，根据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的迫切要求，发展统一行动，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应当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对美帝国主义的一致看法，为促进当前各国兄弟党的统一行动而奋斗，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具体地揭露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帝国主义和实行分裂的路线。第三，坚决同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和盲目追随它的我国各种反党修正主义者对我们党进行的破坏活动和捣乱活动进行斗争，并且予以粉碎。我们只有坚持这个原则性的态度和方针，继续发展和加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才能把赫鲁晓夫下台变成这样一种更加积极的因素：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无原则的“和平共处”路线，恢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取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而且，这才是加强全世界反帝和平力量的团结，全面地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独立的斗争，以便对确保世界和平和实现和平共处作出积极的贡献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