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的文章 [复制链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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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的文章
新华社十九日讯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十八期（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付印）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的
“革命主义”》为题，以《弗·伊·列宁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史片断》为副标题，发表了克·瓦尔拉莫夫和恩·斯拉米欣的一篇文章，摘译如下：
我们共产党一向为自己的队伍的团结，为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而斗争。弗·伊·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仔细探讨了真正的革命政党的战略战术的根本问题，他揭示出，必须同理论上的教条主义、政策上的冒险主义和实际活动中的宗派主义，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或者象列宁讽刺地称呼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强调指出，我们党为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纯洁性、为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极丰富的经验，应当成为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财富。党反对“左派共产主义”的斗争对革命的命运、对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左派共产主义”继承了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派（民粹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等）的思想和策略，对党是一个巨大危险。
在苏维埃政权初期的复杂情况下，“左派共产党人”集团（布哈林、奥辛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起来反对列宁的政治路线。党同这个集团深刻的原则性分歧的实质在于：对世界革命运动发展的性质和前景以及——相应地——对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对加强国际工人阶级的兄弟团结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策略的估价完全不同。
对分析帝国主义本质、评价它的历史作用的反科学态度是“左派共产主义”追随者们对发展国际解放运动的观点的基础。他们简单化地对待帝国主义的矛盾，忽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在各国中革命不是同时成熟的客观规律的作用。“左派”看不到帝国主义时代社会关系的复杂矛盾和各种性质的对抗程度绞在一起，因而不能理解辩证的发展过程，滚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上去了。
“左派”的折衷主义公式是以对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典型的这样一种错误预想为基础的：似乎历史的运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完全取决于某些政治家和党的主观愿望和想象。“左派”不考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号召立即在其他国家中发动革命，而不考虑斗争的具体条件。对待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教条主义态度、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实质，使“左派”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托洛茨基的关于必须依靠“革命战争”来“推进”解放的、反帝的进程的论点。他们认为苏维埃国家的国际主义先锋作用就在这里。
左倾词句的信徒不能够科学地、马克思主义地评价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忽视或者不正确地解释由于胜利的十月革命而发生的根本的社会变化，看不到十月革命为世界解放过程的深化和发展打开的广阔前景。左倾学究们的错误的根源不仅在于他们弄不清楚具体的历史环境，而且分析新时代的任务和性质的态度本身也不正确。左倾概念的毛病和致命害处在于，“左派”使已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陷于消极等待或者采取冒险主义行动的状态，这是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原则根本矛盾的。
“左派共产党人”以及托洛茨基分子也开始攻击列宁的和平与和平共处政策。“左派”所谓立即进行“革命战争”的主要策略口号和托洛茨基“不和不战”的公式，其目的不仅是反对缔结布列斯特条约，而且从整个来说，反对列宁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左派”断言，“一般地说，无论什么样的和平，其中包括基于民族自决权的和平，不仅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原则上也是不允许的。”
“左派共产党人”不了解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列宁的关于单独媾和与兼并媾和问题的提法。同时，“左派共产党人”的首领们（布哈林、奥辛斯基等人）利用群众对德国向苏维埃俄国提出的掠夺性条件的愤慨进行投机，指望以“革命战争”的口号吸引普通党员、工人、士兵和农民。他们叫喊不容许对帝国主义作任何让步，断然摒弃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硬说，实现同帝国主义的妥协就意味着背叛国际主义事业，“放弃积极的无产阶级政策”，甚至“毁掉工农共和国的成果”。
“左派共产党人”曾经叫喊说，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左派”和托洛茨基的行动却使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得到了好处。
斯大林在同“左派共产党人”和托洛茨基的论战中犯了严重的动摇和错误。在同反对列宁路线的人的激烈搏斗的时期，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九日（二月一日）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斯大林说：“对媾和问题还不明确、不肯定，因为有着各种各样的派别。这种状况必须结束……中间派观点——托洛茨基的立场给我们指出了摆脱困难处境的出路。”在那个时期，滑向托洛茨基的“中间派观点”是特别危险的。二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委员会的群情激昂的会议上，在党和国家非常困难的时刻，斯大林再次动摇。他建议不签订和约，但是开始和谈，即实际上是赞同托洛茨基的招致毁灭的策略。弗·伊·列宁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立场，后来，斯大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赞成列宁的建议。
弗·伊·列宁教导说，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的活动的主要内容应当是发展生产力。
“左派共产党人”的主张完全相反。他们说，在一个国家建立了自己专政的无产阶级，它的主要任务不是“巩固和发展生产力”，也不是“有机的建设”，而是“对全世界资产阶级进行公开的武装起义、阶级战争”。他们歪曲了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的实质，认为无产阶级的领导的意义不在于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在于使他们参加革命战争，把农民阶级只看成是无产阶级的军事同盟者。在“左派共产党人”看来，“只有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下”，才能保住农民由于十月革命而获得的土地。
按照“左派”的逻辑，对于苏维埃共和国来说，解决经济任务是次要事情。例如，奥辛斯基曾写道：“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国际范围内取得完全胜利后，物质生活建设才将成为头等任务”。托洛茨基也这样主张。左倾空谈家曾攻击党的“有机的内部工作”，指责党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措施。同时，他们使政治脱离经济，把政治作用绝对化，他们认为，通过政治措施，即展开宣传鼓动工作，立即把所有生产手段公有化等等，就能“施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左倾“社会主义”方案的拟订者同样是以农业生产手段立即公有化的可能性为出发点的。而这是在一九一八年的条件下！“左派词句”的信徒洛鲍夫在第八次彼得格勒全市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时，曾建议宣布私有制已不存在，建议组织农村国民经济委员会来领导农村生产。按照“左派”的计划，当时农民应当被卷入把农业、手工业组织和普遍武装结合在一起的公社内。空洞计划是奥辛斯基的特点。他在许多文章中描绘了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分散管理的社会方案。由武装劳动者组成的“大型的（州的）和较小型的生产消费公社”是他的方案的基础。在斯米尔诺夫、奥辛斯基等人的文章中宣传取消货币，实行直接的以物易物，立刻废除税收制度和银行信贷制度。
“左派”在国内政策上的冒险方针，是同他们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布哈林反对列宁关于苏维埃国家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整个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的论据，例如，他声称，决定社会主义命运的不是“俄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德国工人的高”，而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按照他的论断，没有必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没有必要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只要发布指令和等待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到来就足够了。布哈林及其追随者攻击了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计划的所有基本论点。他们大肆反对与外国缔结经济条约、反对为了工人阶级利益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反对租让、反对列宁关于农民阶级逐步自愿地进行合作化的思想和列宁的普遍核算和监督的原则。
“左派共产党人”猛烈攻击列宁关于科学地组织劳动的思想，反对吸收旧专家和科学界人士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左倾蛊惑宣传的影响下，有些地方出现了轻视专家的态度，反对民主集中制、一长制和经济核算等原则。“左派”认为社会主义竞赛是资产阶级竞争的残余。他们到处辱骂物质利益原则，反对按劳付酬的原则，建议改为平均分配。奥辛斯基说过，从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观点看，计件工资是完全不能允许的。他称计件工资是对工人的“资本主义诱饵”。
弗·伊·列宁同“左派共产党人”斗争时，曾警告说，歪曲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学说是修正主义、也是教条主义的根源之一。列宁指出，他们玩弄科学性，提到从恩格斯著作中读到的关于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进”这个片断，而“庄重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放上“跃进”一词。但是他们并不懂得它的意思。列宁强调说，大跃进时代的最大意义在于，在摧毁旧的和建立新的过程中看到、找到，并突出最本质的和最根本的东西，而且在党的战略和战术中考虑到它。（《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三十六卷第二○四——二○五页）
弗·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出版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和政治意义。读了列宁的这一著作后党员们明确了，“左派共产党人”已把马克思关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学说和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原理置诸脑后了。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作用的思想成了党的武器。但是“左派共产党人”并没有停止进攻。布哈林对弗·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作了评论。他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的实质，把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任务仅仅归结为破坏和强制行动。
列宁指出，“左派共产党人”的错误原因之一是不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作用。
争取革命理论的纯洁、反对“左派共产党人”的斗争是特别艰巨的。列宁当时谈到左倾分裂主义者在我们党内制造的最大危机，这不是偶然的。在对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外政策的根本问题上的论战中，“革命词句”的信徒不考虑起码的党的道德，不惜选择各种言词和政治标签，运用肆无忌惮的斗争手法。“左派共产党人”、托洛茨基分子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国家内外政策的许多问题上的思想立场是吻合的。他们的立场有着共同的社会根源。用列宁的比喻来说，“左派共产党人”是“早产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滚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立场上去了，开始表现出“疯狂的小资产者的心理”。“左派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是并不新奇的，也远非独创的意识形态。“左派共产主义”也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主张一样，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变种。
列宁和党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经验是十分有教益的。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对一切背叛列宁主义的行为——不管它用什么革命词句来掩饰——的不调和精神，是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进一步成绩的必要条件。历史狠狠地嘲笑了那些喜欢作出脱离实际的仓卒结论和醉心于行政命令、主观主义的人。
革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驳斥了背叛列宁主义的形形色色叛徒的虚假观念。我们党执行列宁遗训，为了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不懈地为革命理论的纯洁而斗争。党的政策的力量就在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