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新英雄，才能塑造好新英雄人物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熟悉新英雄，才能塑造好新英雄人物
昆明部队战士　袁国腾
周谷城说艺术创作的源泉不是生活，而是情感。我们不同意这种谬论。革命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如果不了解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光靠作者所谓“真实情感”的自我表现，能坐在屋子里凭空写出反映工农兵的好作品来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跟周谷城的看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就是生活。拿我编写的评书《刺杀场上》来说，就是在部队轰轰烈烈开展的一帮一、一对红运动中产生的。书中的主人翁“不服输”取材于我们部队某连的五好战士刘谋昌。他个子不高，年龄不大，刚入伍时连背枪跑步都很吃力，可是经过忆苦思甜教育后，提高了阶级觉悟，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所以拜刺杀猛将陈先林（即书中的陈打铁）为师，带着阶级仇恨苦练硬功。陈先林教得认真，刘谋昌练得展劲，手上的血泡磨破一次又一次，老茧脱了一层又一层，但他从没被困难吓倒，并且，练对刺时还专找“棒”的干，摔倒了，爬起来连灰都不拍又杀得一股劲儿。就这样，在陈先林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和他自己的顽强钻研下，终于练出了一身过硬本领，原来团里好多拔尖的刺杀老将，也常输在他的枪下。去年，刘谋昌光荣地被立为全团刺杀标兵。《刺杀场上》就是根据这些素材编写出来的。自己最初写的时候也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尤其是刺杀技术性较强的地方和一些细节问题，往往就写得空空洞洞。因为自己干的是炮兵，虽说自己也生活在步兵部队，但摸枪时间少；虽说刘谋昌和陈先林我都认识，但相互接触不多，所以写不好。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很明显：缺乏这方面的生活。问题又是怎样解决的呢？我除了向步兵同志以及懂得的人请教外，一碰到练刺杀就经常去看、去听，有时还拿着枪杆学着刺。就这样，从取材到构思，从写作上碰到难题，到难题的解决，无不是在首长的指导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不断丰富了自己的生活所完成的。创作的唯一源泉是生活。并且，生活缺乏一些都不行。如果作者不熟悉要写的生活，能凭脑子一热就写得出来吗？谁都不会相信。
再拿我们的演出来说吧，记得在云南大理时有位老大爷看了之后说：“小同志，你们演得扎实好，演哪样，象哪样，真正把戏演活了。”难道是我们具备有较高的表演水平吗？不，我们的水平确确实实很低，也没有什么表演技巧。演得好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生活在沸腾的军营，扎根在连队，我们所演出的节目就是我们部队生活中的事。我们在舞台上塑造的每一个英雄、模范形象，就是我们部队在“四好”“五好”“三手”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这些人物都是我们周围的同志，有的是我们本团、本营，甚至本连、本班的战友，我们熟悉他的一切，了解他的一切，所以演得象。而这些来自什么呢？也是来自生活，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个革命熔炉之中。当然，我们在生活中的锻炼还很不够；演出上，节目与节目之间也存在着差距。而这些差距又是同生活密切相连的。经过多次演出证明：凡是观众所喜爱的节目，都是我们在生活中感受较深的东西。比如：我们演出队在团里忆苦教育时创作并演出的合唱《旧恨新仇记心上》，在开展一帮一、一对红运动中创作并演出的《两个好战友》，在大学雷锋和好八连时创作并演出的打岔《红色管家人》，在掀起水上练兵高潮时创作并演出的诗朗诵《江河湖海把兵练》，以及在行军途中现编现演的许多小节目等，都是受到部队干部战士喜爱的。
我们革命战士从来就讨厌那些脱离工农兵的生活实际，想入非非、软不溜秋的“催眠曲”。我们喜欢的是切合工农兵的生活实际，有利于党、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好作品好戏，因为它起到鼓舞斗志的作用。当然，无论我们自己写作品、自己演戏，或者是看别人写的作品，看别人演的戏，也绝不是没有感情，而是非常富于感情的，但我们讲的感情是对同志的爱，对敌人的恨的阶级感情。而不是周谷城一再宣扬的什么超阶级的“真实情感”。周谷城说阶级感情太抽象、太不具体，绕来绕去就是想叫我们不分阶级、不分敌我，表现资产阶级的情感。很显然，这不是在给修正主义的“人性论”帮腔吗？
艺术创作的源泉是生活，只有来自人民生活的好作品，才是广大劳动人民所喜爱的。任何歪曲事实的谬论，都会遭到群众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