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共《政治月刊》的社论和文章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美共《政治月刊》的社论和文章
新华社二十日讯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号的美共《政治月刊》就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原子弹爆炸发表了一篇社论。
这篇题为《两个重大事件：最初的一瞥》的社论写道：“赫鲁晓夫突然出人意外地辞职了。”
“我们深信，历史将以赫鲁晓夫在他任职期间所取得的许多重要的成就归功于他……在这些贡献中，突出的是在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和使和平共处成为现实方面所取得的重要进展。”
社论说：“目前的苏联领导人已经表明，苏联在谋求和平共处方面的对外政策总方针仍旧不变。”
社论接着谈到中国核试验说：“正如我们现在对法国的试验继续毒化空气感到不安和当初对苏联在禁试条约签订前不久的大气层试验感到不安一样，我们对中国政府的原子弹试验感到不安。我们并不认为中国的试验是一个走向和平的步骤。苏联的核力量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把保护伞，没有必要再独立发展核武库。”
社论认为：“应该支持中国领导人的召开最高级会议讨论核武器问题的主张，虽然中国人的激烈反对部分禁试条约的态度仍旧是妨碍进一步取得进展的严重障碍，这种态度同以前一样必须放弃。”
社论还认为：“同时，有一些虽然是有限的迹象表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已更多地认识到有必要结束把人民中国排除在联合国和其他世界机构之外的局面。这是表明气氛改变的值得欢迎的表示……”
社论说：“最近的这些发展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争论以及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恢复团结的前景所产生的影响特别令人不安。当然，这场意识形态争端的性质和内容并未因为苏联领导的变动而改变。勃列日?夫的演说表明新领导在这方面的立场并未改变。他说：‘苏联共产党将为召开一次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会议积极进行努力，我们深信这样一次会议能够而且应当为实现这些目的作出贡献。’”
社论还说：“我们党已经表示过支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我们现在仍旧支持。同时，必须继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意识形态立场进行论战——冷静地、不加恶意谩骂地进行——，作为有可能最终恢复团结的唯一基础。”
社论最后说：“我们觉得，总的说来，那些企图靠宗派主义和闹分歧来养肥自己的人在这些情况下是找不到什么生存条件的。同时，目前的事态也使人有理由对于苏联领导的变动的基础和方式感到不安。我们希望——而且也有理由期望——这种不安不久就能消除，希望不让企图制造分歧的人在目前局势中找到他们一直能够找到的养料。”
这家刊物在同一期上还刊登了拉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文章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引起的意识形态争论，体现了不仅在国际范围内而且在我国左派内部在一些最基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问题上的尖锐分歧。”
文章认为，“这不只是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支持他们的美国人的错误立场进行论战的问题”，“事实上，围绕着目前的争执的主要问题是正确理解现代社会的矛盾问题……中国党的错误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于对这种矛盾的分析有毛病。”
文章写道，随着社会主义在世界三分之一的地方得到胜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大大加剧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一部分地区的胜利，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这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是争取新社会和防止核战争的一种手段。“当前所有的其他矛盾正是在这种范围内进行活动的。一切都受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中心矛盾的影响。”
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错误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他们不理解关于基本矛盾的观念。”它说，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谈到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时直接违反八十一党声明，不加区别地简单地把矛盾加以罗列，使所有矛盾具有同样的意义和地位。如果说他们向我们提醒什么的话，那就是提醒我们不要过分重视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尽管这个矛盾很尖锐。这种提法也暴露了他们把关于基本矛盾的观念同在一定时候哪一种矛盾最尖锐的问题混淆起来了。”
文章说：“在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观念指导下，就不再根据社会结构客观地决定基本矛盾，而是根据眼前的环境把一个矛盾或另一个矛盾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今天根据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情况，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而使帝国主义和被压迫国家之间的矛盾具有‘主要’矛盾的地位，而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降到第二位。”“因此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按照阶级状况划分的，而是按照地理状况划分的。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再引用的格言所说的，‘东风正在压倒西风’。这最后导向把世界上的基本矛盾说成是有色人种和白人之间的矛盾，这样一种看法造成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这样一来，中共就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实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设法把解放运动代替工人阶级作为世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领袖”，从而“贬低了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这样他们就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采取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中国的立场是“按照民族的界限分裂国际工人阶级运动，把民族解放斗争孤立于这个运动之外，并且破坏被压迫国家本身的阶级斗争。”
文章还说，“中共的民族主义也表现为其他的形式”，“中共领导取消了社会主义国家合作互助的原则”，“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局限于贸易，并取消援助和合作关系”；执行“狭隘民族主义的经济自给自足政策”，“中国政府越来越拒绝苏联的援助”，并对苏联进行“粗暴诽谤”。
文章接着说：“中共领导还强调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认为这种矛盾在今天也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更尖锐。它特别大大夸大了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间地带’的概念。”文章认为，这个概念“包含一部分真理，因为美国金融资本争取世界霸权的冷战计划是一个现实。但是它进而夸大了这些计划，使它们同其他因素不成比例，从而作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关于‘中间地带’的概念使得敌人不是整个帝国主义，而只是美帝国主义。”
文章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的立场实际上为同其他帝国主义者结成的各种各样机会主义的联盟打开了大门，这种联盟表面上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实际上是主要针对苏联，硬把苏联说成是美帝国主义的主要盟友和支持者。”
文章最后写道：“从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名义上是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实际上是走上了直接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他们抛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任务，而采取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因此目前的国际冲突不是苏联党和中国党之间的争执，也不仅仅是就策略问题进行的一种辩论。相反地，这是一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
“中共领导在它的意识形态路线的基础上已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这个运动现在有完全破裂的危险……。
“现在按照在具体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方针寻求这种团结可能是有成果的。但是不能沿着意识形态妥协的路线寻求这种团结。在这方面，双方是不能合在一起的；同机会主义妥协就会变成机会主义者。因此只有在坚决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拒绝一切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基础上最后才能实现重新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