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就文艺创作中革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问题与邵荃麟同志辩论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革命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
——就文艺创作中革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问题与邵荃麟同志辩论
谭霈生
从当前的文艺创作看革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问题
邵荃麟同志在宣扬“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资产阶级文学主张时，不只一次地攻击我们的文艺作品是“革命性高，现实性不足”。他说：“现实性不足”的缺陷，最根本的问题是“只写英雄模范，不写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所以“小说的现实主义就不够。”他极力把文艺创作中的革命性与现实性对立起来，他极力主张少写或不写英雄人物。更反对创造“完美”的英雄形象，说它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是‘拔高’，‘拔’出来脱离泥土。”
邵荃麟同志对革命性和英雄人物的创造问题如此大作文章，大加反对，是有原因的。人物形象的创造，是文学艺术的中心问题。强烈的革命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革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特点，而这一特点，也主要是通过英雄人物的创造得到充分的体现。坚持还是反对把工农兵群众的革命英雄形象放在文艺的主位，这是关系着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和方向、以及它的革命性的根本问题。
在社会主义时代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两条道路、两种思想意识的斗争还大量存在着。然而，在这些对立矛盾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正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力量。正是由于这种革命力量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我们才能不断地取得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影响的胜利，推动历史的前进。社会主义的文艺，并不是帮助群众从落后事物上“照见自己的身影”的“镜子”，而是促进三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胜利，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武器。这就是要求作家站在矛盾斗争的主导方面——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方面，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表现现实生活发展的历史趋向，展现革命势力对反动势力斗争、胜利的过程，揭示时代的革命精神。而掌握现实发展趋势，最能体现时代的革命精神的，正是工农兵英雄人物，革命的作家自然应该大力描写这些英雄人物。
我们很多作家的创作，特别是近两年来出现的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话剧创作，显然在努力向这方面突进。以话剧《丰收之后》为例，靠山庄大队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战胜了自然灾害，获得了丰收。在丰收之后，围绕着如何处理余粮问题，展开了一场复杂的斗争。不同阶级和具有不同思想的人，对待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抱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人用各种手段损公肥私（王学孔、王老四），有人则根本不顾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主张把余粮分给个人。这种复杂的斗争也反映到党员和干部中来：代表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副大队长王宝山，借口维护群众利益，坚持分粮到户；大队长赵大川则在坏分子的煽惑下，为争得小集体的利益，不惜违反国家的政策。剧本通过这场矛盾冲突，反映了在新形势下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丰收之后》的主要成就在于，作家能够站在时代的前面，在展开这场矛盾冲突的时候，着力塑造了具有共产主义觉悟、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赵五婶的形象，并把她放在矛盾斗争的焦点，使她成为决定这场斗争发展的主导力量。正因为如此，这场复杂的斗争才能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取得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胜利。这部剧作不仅能够帮助观众认识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的面貌，更能引导人们以赵五婶为榜样，象她那样用“先国家、后集体”的社会主义思想能够启发干部和群众正确地来处理实际工作中的各种矛盾。
象赵五婶这样比较完美的英雄形象，是不是“脱离现实，‘拔’出来脱离泥土”呢？任何一个了解我们广大农民群众的新的思想的面貌、又能用无产阶级观点来看待事物的人，都不会提出这样荒谬的问题。
实际生活中的矛盾斗争是多种多样的，在生活和斗争中的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作家，面对不同的题材，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艺术的表现，也更可以而且应该创造不同的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的形象。《龙江颂》中的林立本，则是一个有缺点的先进人物。在剧本中，林立本面临的也是一次怎样处理国家、集体之间关系的考验。起初，本位主义的思想，蒙住了他的视野。他的思想与现实的要求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差距。然而，作家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林立本身上的本位主义思想，又怀着极大的热情表现了他性格的主导方面，他对集体忠心耿耿，能够执行党的指示，勇于正视并克服自己的缺点，等等；正因为有了这个主导方面，他才不失为一个先进人物。而且，在剧本中，作者不仅写了林立本，又创造了能够高瞻远瞩、心怀全局的党支部书记郑强的形象。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林立本在党的帮助和教育下，在郑强的影响下，一次又一次地经受住严峻的考验，逐步成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革命者。
赵五婶和林立本这些先进人物的形象，都有着革命的教育作用，同时，也都具有比较深厚的现实基础。我们提倡作家多多创造象赵五婶这样的英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林立本这样的先进人物形象的意义。然而，如果作家真的象邵荃麟同志所主张的那样，或者抛开赵五婶这样的英雄形象，把王宝山和赵大川放在戏剧冲突的主导地位；或者抛开林立本性格中主导的方面，热中于挖掘他内心深处的“错综复杂”的“心理状态”，那么，不仅剧作的革命性会丧失得一干二净，并且会歪曲我们社会生活的面貌，又哪里谈得到什么现实性呢？
邵荃麟等同志曾经把赵树理同志的创作鼓吹为“在现实性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的榜样，短篇小说《卖烟叶》就是在他们鼓吹之后写出来的一篇新作。这是一篇什么样的作品呢？小说里的中心人物贾鸿年，是一个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者。他的处世态度是“看客下菜，看风使船；他身居农村，却不事劳动，终日忙于‘创作’”，以此为“生财之道”；他死死追求王兰，也只是要王兰“为他服务”。最后，他在“创作”失败之后，终于和投机商人（他的父亲和舅舅）一起，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把这个人物的“阴暗心理”和犯罪的过程描绘得淋漓尽致。可是，统观全篇，我们却找不到真正的革命力量。王兰、李老师、前任大队长是作品中比较重要的人物，他们之中有的是整天沉溺在个人感情之中，没有一点革命朝气的青年（王兰），有的是只以取人、不问政治的“好好先生”（县委委员李光华），有的则是恃功自傲，蜕化变质的干部。正因为如此，在这里，我们只看到资本主义思想、势力的泛滥，却看不到社会主义思想对资本主义思想斗争的胜利。最后，作者为了解决矛盾，让公安局出面破获了那个犯罪的案件，可是，在艺术表现上，这是十分无力的。只要严肃重视现实生活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卖烟叶》这篇小说，决不能反映当前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作者用这样的态度来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其结果，正是对现实生活的严重歪曲。
我们说是很有现实性的，邵荃麟等同志却说是“现实性不足”，我们认为缺乏现实性的，邵荃麟等同志却说是最有“现实性”。原来，他们所说的“现实性”或“真实性”与我们所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是毫不奇怪的。对于文艺的现实性或真实性问题，我们与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向来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总是顽强地用它们的世界观来看待社会生活，在它们看来，只有那些充满“阴暗心理”的“小人物”才符合它们的理想，才是“真实的”，只有描写这类人物的文艺作品才具有“现实性”；它们看不见、不能理解、也不敢正视具有革命品格的社会主义新人，因而，就极力攻击描写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文艺作品，说它是“不真实”的，缺少“现实性”的，企图以此把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排挤出文艺阵地，而代之以“中间人物”和“小人物”。可见，对于“现实性”和“真实性”不同的看法，正反映了两种世界观的对立。
以革命性为灵魂，革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特点
表现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需要新的艺术方法。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文艺的实践经验，根据时代对文艺的要求，为社会主义文艺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这个艺术方法最显著的特点是突出了革命理想主义在创作中的地位，以求得进一步增强文艺作品的革命性。在今天，面对着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意气风发的广大群众，面对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日益千里，飞速前进的伟大时代，如果作家不掌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就不能深刻地把握住现实生活发展的历史趋向，也就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甚至会歪曲我们时代的面貌。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旧的矛盾不断克服，新的矛盾不断出现。革命者就必须认真对待这些矛盾，坚持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武器，不断地克服矛盾，推动历史的发展。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巨大的飞跃，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仍然存在种种矛盾。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的存在，是错误的；只承认矛盾存在的现状，而看不到矛盾斗争的必然发展趋势，因而没有远大的理想，不能以不断革命的精神，在斗争中解决矛盾，推动时代的发展，也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我们既反对那种排除革命理想的所谓“现实主义”，也反对那种脱离现实、回避矛盾斗争的主观幻想。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植根于革命的现实，又指导、推动革命现实的不断发展。革命的理想与革命的现实是辩证统一的，它们统一于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之中；通过这种革命的实践，使革命的理想变成现实，在这种实践中，又会产生更高的新的革命理想。
这种革命的辩证法，反映到文艺创作中来，就要求作家在创作中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求实精神，把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与体现无产阶级的伟大理想有机地统一起来。这就是说，作家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时候，既要敢于正视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又要成为时代的鼓手，作革命的促进派；既要真实地揭示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艰巨、复杂的斗争过程，又要热情歌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生事物的发展和胜利，展现革命的前景。只有如此，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帮助人民群众把握社会生活的规律，提高他们的革命热情和胜利的信心，以此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和深入。
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写出了很多具有革命理想的、深刻反映了现实斗争的作品，《创业史》就是其中之一。在小说《创业史》中，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就是一个革命的新生事物。作家用满腔热情表现了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巩固、发展的过程，使小说充满了强烈的革命精神。可是，作家并没有回避社会生活中那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可以看到，在梁生宝互助组的周围，还存在着相当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这股势力以富农姚士杰、富裕中农郭世富以及具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党员干部郭振山为代表，他们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的老路，就用尽力量攻击、破坏这个刚刚成立的互助组。这是一场相当激烈的两种势力、两条道路的斗争，作家正是通过这场艰苦、复杂的斗争过程，塑造了梁生宝、高增福等几个英雄人物和先进人物的形象，揭示了广大贫下中农群众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自然，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在我们很多作品（也包括上面提到的这些作品）中，也还不能说革命性已经都是“很够”了。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极为激烈、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的今天，不断增强文艺的革命性，正是党对文艺工作者的根本要求。面对这样的形势和要求，革命的作家就应该站在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最前线，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反映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在文艺作品中充分体现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影响，把文艺创作当作“兴无灭资”的战斗武器。不如此，我们的文艺就不能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也就不能很好地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要实现这样的任务，作家就必须象毛主席所指示的那样，以彻底革命的精神要求自己，不断深入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并在这个过程中，努力掌握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有了革命的理想，掌握了革命的创作方法，才能写出具有强烈的革命性的作品。
邵荃麟同志要排斥文艺的革命性，极力歪曲、攻击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我们认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是辩证统一的。然而邵荃麟同志却提倡在“现实主义深化”的“基础上”去“产生革命浪漫主义”。他企图用这种逻辑制造混乱，把这两者的关系说成是主从的关系，让革命的浪漫主义包括在他们的“现实主义”之中，实际上正是要排斥革命浪漫主义（即革命理想主义）在艺术创作中的地位。这不正是与毛主席所提倡的艺术方法相对抗吗？
那么，邵荃麟同志所主张的现实主义又是怎样的货色呢？
“现实主义”并不是超越时代、没有阶级内容的东西。不同的阶级对“现实主义”有不同的理解。毛主席讲过“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这些口号是要赋予现实主义以革命内容。它们和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有着根本不同的含义。可是邵荃麟同志却故意抽掉这个革命内容，只讲“现实主义”。这不又是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相对立的吗？邵荃麟的错误观点，决不是偶然的。在二十年前，他在短篇集《英雄》的《题记》中就曾说过：“一个现实主义者是不容许那样天真地去幻想，以为播下种子立刻就可以收获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种种艰苦与悲惨状貌必须现实地去认识，因此所谓描写光明面与黑暗面的问题，也就不是那么机械。光明与黑暗是互相交织在现实中间，不从整个现实生活上去挖掘，只是一味的夸张光明，或暴露黑暗，都未见得是最忠实的艺术态度。整个的人民生活，今天仍然带着浓重的灰色影子，这是不必讳言的，只要我们不是悲观论者，我们自然能够从灰色中间去看出鲜明健康的生活和嗅出年青新鲜的生命气息，……”邵荃麟在这里提倡作者要有“忠实的艺术态度”，而他所谓的“忠实的艺术态度”，就是要作家到所谓“光明与黑暗是互相交织”的“现实”中去“挖掘”“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种种艰苦与悲惨状貌”，即使要写健康的生活和新鲜的生命气息，也不一定要离开对“浓重的灰色影子”的描写。他本人正是按照这样的“现实主义”去反映现实，从而写出了一大堆“最委琐最卑微的人物”，这种人物当然没有一点高尚的理想，更不用说革命的理想了。高尔基曾经对这种“现实主义”作过一针见血的批评，他指出，“它只强调生活中的消极方面，便认为消极的东西根深蒂固在人类记忆里，而且常常把人物描写成在黑暗势力的混乱中束手无策，所以可能引人陷于悲观主义，神秘主义。”（《俄国文学史》）
时间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可是，邵荃麟同志对“现实主义”所持的观点，却丝毫没有改变。不是吗？请看，他一面反对作家歌颂“英雄模范”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敢想敢干，英勇奋斗、大公无私等等革命品格，一面又大力提倡去写所谓“艰苦性、长期性、复杂性”；实际上正是反对作家歌颂我们时代生活的“光明”，而主张着力“挖掘”“人民生活”中的“黑暗”，反映“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表现他们社会主义道路上“思想意识的改造”的“苦难的历程”。邵荃麟同志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歪曲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又要作家向他们心目中的“现实生活”去“突进一步”，企图通过文艺实践来改造我们的现实世界。如此一来，不仅文艺创作中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根本就不会存在了，而且，社会主义文艺也将一变而成为资产阶级的“暴露文学”。这样的作品，只能使社会主义的敌人看了高兴，使人民群众看了丧气，哪里还谈得到革命性呢？
资产阶级和坚持资产阶级立场、观点的人，由于他们害怕革命、更害怕社会变革。因此，他们就不敢正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更不敢面对革命现实的发展趋势，总是抱残守缺，妄图拖住时代的脚步。邵荃麟所提倡的现实主义正是这种政治观点在文艺创作问题上的反映。他们自己就没有革命的理想，也没有革命的气味，自然就要反对文艺创作中的革命理想主义。他所提倡的“现实主义深化”，不正是一种既反对革命理想主义，又排斥革命现实主义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变种吗？作家真的按照他们的现实主义去实践，那么，由于抛弃了引导人们前进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在文艺作品中，社会生活将成为一潭停滞不动的死水，革命的现实也就不再有什么发展了。不仅如此，对于作家说来，如果接受了邵荃麟同志的主张，必将把自己置于与革命现实相对立的位置上，从而走上反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坚持还是抛弃文艺的革命性，是两条文艺路线斗争的焦点
革命还是不革命，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坚持还是抛弃无产阶级的斗争原则和革命精神，这是区别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根本界线。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同样如此。坚持还是抛弃文艺的革命性，向来就是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斗争的焦点。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到文艺界资产阶级右派，都曾不厌其烦地在这方面大作文章。他们所讲的语言虽然不同，目的却是一致的。他们从作家、题材、典型、创作方法等等方面，把文艺的革命性与现实性对立起来，一面鼓吹资产阶级文艺，一面诋毁社会主义文艺，企图取消文艺的革命性。围绕这些问题，在文艺界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它们的谬论，已经成为反面教材，使我们更加意识到坚持文艺的革命性的重大意义。
现代修正主义者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大肆宣扬“和平共处”、“阶级合作”的反动论调，企图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的武器，为帝国主义所梦想的资本主义复辟创造条件。这种斗争反映到文艺领域中来，就形成了两条文艺路线的对立。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家们自己不愿革命、仇视革命，也必然要仇视、攻击社会主义文艺的革命性，他们极力抹杀文艺的阶级性，鼓吹作家去表现各个阶级之间共同的“人性”和“人情”；他们咒骂我们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形象，认为只有大写那些与革命斗争格格不入的沉湎在“个人幸福”之中的小人物，才称得上“合乎人性”的文学；他们痛恨社会主义文艺中的革命精神，而鼓吹反动的“人道精神”。它们的目的，无非是要抽掉社会主义文艺的革命灵魂，引导作家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使革命的文艺演变成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反动政治的附庸。也正是根据国际、国内革命形势的需要，针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阴谋，我们党及时号召文艺工作者加速革命化，大大增强文艺的革命性，充分发挥它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斗争中的战斗作用。
在这样的形势下，邵荃麟同志却重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老调，从各方面排斥文艺的革命性，与党对文艺工作者的根本要求唱反调，他的这些主张的反社会主义性质，是非常明显的。
必须把文艺领域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