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当年的文工团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想起当年的文工团
中央歌舞团演员　杜锦玉
“乌兰牧骑”代表队的演出，以它革命的内容，多样的艺术表演形式，强烈的生活气息和革命化的舞台作风，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这是一次贯彻毛主席文艺方向，为工农兵服务的示范演出。看了他们的演出，过去文工团的生活忽然又在我的心目中活跃起来。“乌兰牧骑”的同志们听党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继承和发展了老根据地文工团的革命传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我们专业文艺工作者树起了活样板。
跟他们相比，这些年，我们为工农兵服务得实在太少了！我们只是在大城市、大剧场、大舞台演出，追求所谓抒情优美的歌舞艺术，结果同工农兵疏远了。脑子里装满了条条框框，片面追求“专业化”，追求“提高”，结果却成了一专而无能。每当需要去工厂农村演出时，总会出现“两多一少”——即人多，箱子多，反映现实的节目少的情况。我们费尽心思，也只能挑出《跑驴》、《花伞舞》、《红绸舞》和《大茶山》等几个节目。个别战斗性较强的节目常常因为“大”而下不去。可是，不论是在太行山区、京西煤矿、福建前线、三门峡水库，还是安徽的农村，我们都曾受到过工人和农民的热情欢迎和鼓励。我们演员也只有在全心全意为工人农民演出时，才深深体会到文艺的作用，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但这种送上门的演出却是太少了，工农兵是不是真正喜爱，我们也并不了解。就以演出形式来说，到农村还是照搬城市的一套，摆着大城市演出的架子。结果不是我们以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文艺去为工农兵服务，却是拿自己的一套去化群众。
一九六三年在安徽农村演出时，我们曾召开过多次农民座谈会，征求他们对演出节目的意见。他们直率地说喜欢
《雷锋在路上》、《狼心不死》、《台湾同胞的斗争》和独唱、表演唱等反映现实斗争的节目，也喜欢红火热闹、健康开朗的《红绸舞》、《花伞舞》、《跑驴》等民间舞蹈。一些所谓抒情优美、技巧性很强的舞蹈，农民却说：“好看，可是看不懂！”有些合奏曲，农民也说：“好听，可是听不懂！”其实这就是农民对我们的批评。为什么我们对为了群众需要创作出来的《雷锋在路上》、《狼心不死》觉得很粗糙，农民却喜欢；而我们觉得技巧很高的节目，农民却不喜欢呢？根本问题还是我们跟农民的着眼点不同。前一种节目表现了革命内容，反映了现实斗争，农民看得懂，从中受到了教育，所以喜欢。而我们衡量一个节目时，常常是先考虑它的艺术性。在表演形式上，我们跟农民的要求也有很大距离。有的农民说：“我们喜欢看戏，你们为什么不演戏？”在安徽怀远的一次演出中，农民一再要求跳《花鼓灯》的演员唱段花鼓歌，把演员将了一军。《花鼓灯》在群众中本来是有跳有唱的，到我们手里一加工，就把唱和跳分了家。农民这些尖锐的批评对我们的教育很大，那时我们才开始认识到农民的喜爱跟我们的喜爱有很大距离，认识到我们的节目离群众的需要、时代的需要有很大距离。我们也意识到要真正为农民服务好，必须长期深入农村，要从内容到形式，创造出真正为农民喜闻乐见的节目来。
在我自己演唱的曲目上，心里想唱革命的群众歌曲，又怕不能表现自己的特点，所以老在民歌里打圈圈，长时期不能扩大曲目范围。从一九六三年去安徽农村，尤其是一九六四年去大庆演出之后，使我深深感到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斗争太远了，我们的思想跟工农兵群众距离太大了。大庆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深深地教育了我。我也看过大庆的工人同志自己用诗歌、快板、演唱表演的节目，演出的磅礴气势，感人的英雄事迹，工人阶级的豪言壮语、革命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激动得我们在台下坐立不安。面对着这些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伟大贡献的英雄们，我常常自疚地不能入睡。我渴望表现他们，歌颂他们，但我却写不出来，我感到自己太无能了！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回忆起了过去：一九四四年延安“鲁艺”的同志们，响应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号召，走出小鲁艺，来到大鲁艺——深入陕北农村演出，散播了革命文艺的种子，使新秧歌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我们一群青年学生，在新秧歌运动影响下，走上了革命文艺工作的道路。那时我们经常在农村活动，参加土改和生产斗争，跟农民交朋友，向农民学民歌。为了跟封建主义文艺争夺阵地，我们背着背包，赶上毛驴翻山越岭地去赶庙会，跟旧戏抢台口。在庙会上我们唱革命歌，演革命戏，把封建迷信的阵地变成宣传革命的讲坛。我们三天一换地，一天演三场，在山沟土台子上演出，在山崖下的土窑里睡觉，在露天起火搭灶。配合土地改革，在冰天雪地中给农民演《白毛女》。自卫战争中，给农民演出《双报仇》。配合部队阶级教育演出《血泪仇》。我们结合当时中心工作，自编自演，用农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歌颂边区的英雄，宣传党的政策，农民叫我们“毛主席的文工团”。当时，我们一群小鬼对文艺几乎一无所知，由于听党的话，一心一意干革命，所以尽管我们年轻幼稚，却能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发挥文艺武器的战斗作用。
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什么条件都好了。我们却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下，向往“名”和“家”，追求“专”和“高”，逐渐丢掉了文工团的革命传统，把它作为“过时”的一套，放到了脑后。我们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离开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忽视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忘记了文艺作为武器的战斗作用。
通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和演出，使我们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乌兰牧骑”的示范演出和战士业余演出队、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都给我们作出了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榜样，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千条万条，革命化是第一条。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演员，如果没有革命的思想，就演不好革命戏，唱不好革命歌。要真正思想革命化，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跟群众结合，参加劳动，脱胎换骨，改造思想感情，不然革命化就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