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贫农下中农子女办学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为贫农下中农子女办学
张瑾瑶
一
一九五二年，我从解放军转业回乡。当时山西省平定县民政科介绍我到一个工厂当事务长，但我们区的联合校长对我说：“咱这地方有些山庄没学校，劳动人民的子女想念书又找不到教员。”这使我想到部队首长的教导：“劳动人民睁不开眼，印把子是掌握不好的！”于是我就选定了小学教师这工作。有人对我说：“做事务长工资顶两个小学教员的工资，你真傻！”我说：“干革命工作还管什么工钱多少，钱再少点我也情愿去！”参加录用教师考试，算术是几道分数括号题，不会算，文章作不来，就写了份决心书：“我文化低有决心，要求领导把我分配到最艰苦的山区。”就这样被录用了。当时我被分配到条件好的土沟任小学教员，巧遇一位同志不愿去太行山里的黑尖山下神峪村教书。我想：“咱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战士，应该是哪里困难到哪里！”于是，我就要求到神峪去。
神峪没办过学校，到村后，党支部书记段全祥高兴地说：“咱穷人祖辈没办过学校，党派你来，算把事情办到我们心坎坎里头了。”当时学校只是一孔窑洞，要甚没甚。我想：党把这个担子交给自己，就应该勇敢地担起来。于是，我和群众一起动手整修教室，垒土炕当课桌，找来一块木板，涂上烟煤当黑板用。借来一套课本，用麻纸教一课给孩子们抄一课。当时神峪和神水泉、白石头是一个行政村，距神水泉五里，白石头九里。学校办在神峪，那两个村的儿童还是失学。一九五四年，上级指示改成巡回教学。我跑了两个月，觉得每个村上一天课，停两天学，孩子们学不了多少东西，非另想办法不可。
一天，我在三岔口避雨，发现山坡上有两眼破窑洞。这地方叫神峪口，正好处在三个村的中间，距离都差不多远。我想：“这里办学，贫下中农子女不是能天天上学吗？”回村和干部商量，开始他们不同意，说：“那里山高沟深，没一户人家，狼豹出没无常，出了事怎办？”我说：“偏僻怕啥，只要对贫下中农有利，再比这苦我也心甘情愿。”后来到区政府申请，领导见我决心大，允许“试试看”。事情一定，干部、群众就动手修那两眼窑洞，我说：“咱初级社社员生活还困难，修建学校的事就包给我和孩子们吧！大家只要凑几块木板就行了。”我和学生们劳动建校，铲除了窑顶上一人多高的野草，填平了院里的深坑，担走了地下尺把厚的羊粪，光脊梁似的窑墙抹上了新泥。卸下破庙的一块门板顶门用，带领学生上山割回荆条编窗户，没几天时间两孔破窑洞就变成了一座山庄小学。这样就给国家和集体节约了一笔开支，同时培养了学生艰苦朴素、自觉劳动的精神。
一九五四年，群众献工献料，我和学生同群众一块劳动，给学校新建三间教室，并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用劳动收入置办了桌凳，修理了门窗，添置了教具。神峪口小学就是靠劳动平地起家的。
二
学校整理好了。到校学生还不及学龄儿童的一半，而且没来的大部是贫下中农的子女。在动员他们到校学习时，有的说：“让孩子劳动好了，咱这山沟沟念书有甚用，不识字也能闹庄稼！”有的说：“家里忙，孩子走不开。”还有的说：“孩子小，怕路上危险。”这里边有思想问题，也有实际问题。我就向党支部提出一个建议，在贫农下中农中间开展一个诉没文化苦的活动，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党支部立刻支持了这个建议。
在诉苦当中，贫农下中农谈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事：日寇占领时，伪村长让贫农段玘来往区公所送信。他把信送到后，立即被扣了起来，原来那封信就是诬告他的。伪村长欺负他不识字，就这样害他。解放后，他当了治安委员，上级来了公文函件，还得跑十几里到乡政府找人念，不知误了多少工。
一九五○年，贫农高步金在互助组当会计，记工画杠杠。秋天碰不了账，他背上账目到三十里外的娘子关住了八九天，区财务干部才帮他算清了账。
一九五一年，白石头村买回肥田粉，因认不得说明，用过了分量，结果把苗烧死了。
没有文化的种种苦处，使群众认识了学文化的重要意义。贫农郭启维说：“旧社会，咱们作梦也不敢想让孩子们上学，现在当家作主了，非读书识字不可。”很多贫农主动把孩子送到学校。为了孩子路上安全，还订了接送制度。实际有困难不能到校的就“送字上门”，“包教包学”。下中农儿子段计锁是个拐腿，我就把他背到学校，白天给他做饭，晚上照护他大小便，一直坚持了四年。贫农郭梅妮患有神经病，她女儿梁春海不能入学，我就让她迟到校早回家，一面学习，一面料理家务，使她学完了初小课程。这样三个村的学龄儿童除了一个哑吧外都入了学。
后来，发现贫农下中农交不起学费，买不起课本。起初用我的钱买书，但我觉得这不是根本办法，就主动找党支部和贫农下中农商议。他们说：“毛主席告诉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咱这里有山有沟，来个傍山吃山好不好？”这话说亮了我的思想。我把教学做了统一安排，抽时间带领学生上山刨药材，割白草，拣羊粪蛋，把卖下的钱解决了贫农下中农子女的学费。到一九五八年，党中央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后，我对劳动教育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每次劳动前、劳动中，我都给学生讲为什么劳动，劳动的意义。我亲身体会到只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才能把后一代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十年来，收入五千余斤粮食，种植了五百多株花椒树，八十多株果木树，一万多株木材树。一九五八年以后，花椒树长成了，每年能收入干花椒八十多斤，全部学生（没有地、富成份的）的书费、学费、文具费免除了。三个村的一百八十八个学龄儿童全部入了学，没有一个因困难而退学的。十二年来一百二十三名初小毕业生除二人上高中，五人上初中，五人参军外，其余有一百一十四名回乡参加了生产（其中有三十七人已经是高小毕业生了），有十六名当了大队、小队干部，十七人被评为公社、县的模范。毕业回乡的学生，不论下种、间苗、锄田、施肥、收割、选种，也不论植树、挖坑、埋土、剪枝、刷浆、防虫、防冻等技术都能普遍掌握。他们听党的话，踏踏实实。群众说：“这伙孩子们会写会算，能担能挑，是咱山庄上第一代有文化的庄稼人。”
三
我从小只念过三年书，在解放军里才扫了盲。教学中出过一些差错，我曾担心自己教不下去。党支部书记鼓励我，要在教中学，学中教。后来读《论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这两句话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我拜贫农下中农为师，向段廉老汉学习算地亩的口诀，向老农请教培育花椒树的技术。在办学头几年，我写不好毛笔字，就请人写上仿影下苦功练。自己不会备课，每晚踏着星星月亮到五里远的神灵台完小学习。孩子们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毕业了，我也跟着毕业了。我买来一套高小课本自修，不懂的地方，星期天或下午放学后，请完小回家学生讲述老师讲的东西，跟高小学生学。一九五七年我考上县教师进修学校，一个月到函授站听一次课，往返四十多里。现在我正学中师语文。
对于教学，我本着教学相长的精神，实打实地干，贫农下中农需要什么，我就教什么。他们不会记工算账，就加强珠算和农村应用文教学。同时，我还常请邻近学校的老师给我“澄底”、“把脉”，找出差距，改进教学。我学习《实践论》后，运用认识来源于实践的理论，加强调查研究与实践运用。如讲了面积计算，发现学生对进位计算方法掌握的比较好，但不会实际丈量土地，我就领着学生去丈量山坡。这样做了后，学生们对方丈和亩的概念理解得更深刻了，同时还掌握了实际丈量土地的技能。对于贫农下中农子女，利用课余时间给他们补课，启发他们的主动学习精神。段计锁因身体残疾，我后来发现他的学习只是为了将来靠拿笔杆吃饭，学习很被动，就给他讲吴运铎、徐学惠的故事。一遍两遍，三遍五遍，天长日久，两个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深刻地印在计锁心上。同时我教育他为革命而学、为阶级而学的道理，并培养他的坚强意志。果然学习目的明确后，他的学习主动了，一有时间就扶着墙练走路，并要求做轻微劳动。毕业时成了三好学生。
党教导我们要把德育放在首要地位。今天的孩子都是在五星红旗下长大的，就是贫农下中农的子女也不知道什么叫阶级，什么叫剥削，什么叫艰苦。我把村里老贫农历史编纂成册，用这种活教材教育学生。经常邀请老贫农作报告，组织他们参加贫农下中农忆苦思甜会，在孩子的心灵上刻下了阶级的烙印。
贫农儿子杨拴狗，在一九六○年入学时，戴着耳环项圈，挂着长命锁、文符袋，这是家长为了“好养活”、“能长命”。拴狗也养成了日上三竿不想起，黄面馍馍不想吃的坏习惯。经过启发教育后，拴狗懂了科学道理，把从奶奶嘴里听到的话原原本本端了出来，并硬说服奶奶亲手给他摘掉那些东西。后来我又把拴狗叫到学校住，给他讲了旧社会穷孩子的痛苦，又讲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这样拴狗懂得了什么是苦什么是甜，逐渐地改变了他的坏习惯。下午散学后我引他上山割柴，到花椒地里锄草。半年以后，拴狗戴上了红领巾，以后担任了中队长，成为全校的好学生。
王拉生是贫农儿子，家里人口多劳力少，经常误课，学习成绩差。个别学生叫拉生是“土地爷”，嫌他穿的破，平时不帮他认字。当时我觉得这些同学对待拉生的态度，是阶级斗争在同学们思想上的反映。于是在周会课上，我请老羊工王富锁给孩子们讲自己的血泪史。富锁九岁就给地主放羊，成年累月睡在野地，因受潮湿满身生疮，痛得爬不起来，狠心的地主把他赶出门，富锁家里穷得叮叮当，眼看就得活活饿死。一伙穷弟兄把他接回去，东家一把糠，西家一碗菜，才把富锁抚养好。富锁讲着，孩子们扑簌簌地掉下眼泪。我就对学生说：“穷人自来爱穷人，贫农下中农都是阶级弟兄，所以就有阶级情感！拉生和大家都是贫农下中农子女，是一条藤上结的瓜。有些同学看不起拉生，就是没有阶级感情！”后来表扬了拉生热爱劳动的好品德，又讲了雷锋帮助乔安山的故事。从此，有的孩子认真地帮拉生补习功课，帮他做家务事。拉生的学习成绩也就一天天有了提高。
四
一九五三年，我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办学校也应该为工农兵服务，为贫农下中农开门办学，因而深深感到学毛主席著作的好处。从此我就比较自觉地坚持了学习，带着问题活学活用。
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也反复地学习了多次。毛主席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读了毛主席的书，从而懂得帮助农民特别是贫农下中农学习文化是件大事，所以从一九五四年以来，我帮助三个村办起了民校，十年来帮助一百一十六名劳动人民摘了文盲帽子，成了文化的主人！
我现在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如没有党，我这把穷骨头早不知道抛置到哪里去了！为了教育与培养革命的青年一代，我要永远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