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资格学哲学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我们没有资格学哲学吗？
湖北省罗田县北丰公社四大队共青团支部书记 丁凤英
从报纸上学习了对杨献珍同志“合二而一”谬论的批判。听说杨献珍还反对工农学哲学，他在一九五九年攻击说：让十四岁小姑娘讲哲学，是瞎胡闹。当时他所攻击的这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就是指的我。我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思想上有所提高。这件事被杨献珍知道了，他认为农村小姑娘讲哲学是“瞎胡闹”。我听到以后感到很气愤。难道只有专家、教授才能学哲学，我们青年农民就不配学哲学了吗？现在我想来谈谈我是怎样学哲学的，学了哲学有些什么好处。让事实来说明杨献珍同志的谬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我是一个农村女青年，家里祖祖辈辈是穷人，解放后翻了身。一九五八年，我十四岁，带着好奇的心理参加学习哲学。开始学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哲学。有人说：“哲学就是折着书学”；有人说：“打开书我还学不好，折着书更学不好。”我们一些年纪小的人参加学习，更引起大人的注意，他们讽刺说：“十几岁的毛孩子也想学哲学，真是麻雀想吃雁鹅肉。”我父亲也说：“你懂得什么事？真是吃饱了饭不得消化，倒不如在家睡觉。”我听了这些话，偏想要争一口气，一定要学。可是，我实在没有把握，不知道能不能学好。不过越听辅导员讲的，越觉得有意思，什么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矛盾斗争，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这时候，领导上抓住了我们的心理——又想学，又害怕学不好别人会笑话，就展开了讨论：工农能不能学哲学？为什么要学哲学？我们才初步懂得了学习的目的，树立了学习的信心和决心。
辅导学习的同志为了帮助我们，都是结合生活实际来讲哲学。比如，我们冬播要肥料，可是肥料用完了，这就是生产中的矛盾。比如，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就是唯物主义；如果把实在没有的东西，硬要说成有，就不是唯物主义了。这样，我们觉得，只要留心，生活中处处都有哲学。联系实际学了一段以后，觉得头脑清醒了不少，说话也能讲些道理了。有一天，我们的生产队长派两个社员去割八担田的谷，他们完成了任务。第二天，他又派两个社员去割八担田的谷，却没有完成任务，队长要扣他们的工分，这两个社员很不满意。我就去对队长说：昨天是干田，谷又没有倒，好割；今天是水田，谷又倒了，不好割。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不能死搬硬套。队长觉得有道理，就没有扣他们的工分。我又对割谷的社员说：不能光讲条件，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听了也服气了。象这样，别人说我能说出些道理，父亲也觉得我没有白学了。
我们不仅联系生活实际，还开始联系思想实际来学。在学习两种世界观时，我想：我现在的世界观是不是正确的呢？要树立什么样的世界观呢？我检查自己的思想，觉得自己并没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而是一脑子的个人打算。我刚上完一学期高小，家里就要我回来参加生产，学针线。我很不满意，常和母亲争吵。劳动紧张一点，艰苦一些，就想：要是读书，夏天就不会晒太阳，冬天也不会挨冻。婶娘说我“读了几年书，回来耍钩儿锄头”是“没出息”。我感到痛苦。特别是过去四个相好的同学，两个继续升学，一个参加了工作，看到她们，我又羡慕又惭愧，恨自己没有志气；劳动不敢到路边，怕碰到熟人，看到同学，老远就要躲开。背着这个又脏又重的包袱过日子，这是什么世界观？简直是破絮包头往前撞。在学习哲学的基础上学习毛主席著作，我第一次学《纪念白求恩》，受到很大震动。白求恩能为中国革命牺牲生命，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为什么要逃避劳动，不安心生产呢？我应该学习白求恩那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可是，我又有个顾虑：自己不是干部，年轻不懂事，怎么能为人民服务呢？再读到毛主席说的：“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懂得了：我虽然能力小，但只要不自私自利，就可以对人民有益。我认识到：愿不愿意到劳动中、群众中去接受锻炼和改造，这是愿不愿意走革命道路的问题。只有清除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轻视劳动的影响，才能够永远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永远不变质。这样学习了几年，我思想上逐渐有些提高，从一个幼稚无知的毛孩子成为一个自觉自愿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我革命、自我改造的过程。一九六三年领导上让我当生产队干部，年终分配，除了劳动收入，大队给我算了二十多块钱的补助。有人就说我：“家里养几只母鸡生蛋，一年也不止卖这些钱”。母亲说我是“白干了一年”，父亲说我“看起来是个劳力，收入还不能照顾自己。”我嘴上和他们顶，说当干部不是为了钱，只要工作搞好了，收入是小事。可是心里有些慌：这样下去，会不会影响家庭关系？思想上产生了矛盾。是我去说服他们呢，还是让他们说服我？这是两种思想斗争的关键时刻。于是向毛主席著作求教。毛主席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这些话，过去我也读过，但现在读来就有不同的感受。我想：党培养我是为了做革命工作，决不能被个人主义思想所腐蚀。革命先烈可以为革命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我怎能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呢？我的心豁然开朗了，睡在床上和母亲说：“干革命，绝不能只看到自己，只看到眼前，要从党的事业出发。我还年轻幼稚，工作比不上别人，收入少是应该的，如果拿多了就是特殊。我当干部不能占群众的便宜，不然，群众就会讨厌我，我就不是你的好女儿。这几年党帮助我提高了思想，政治上的收入不少。我家祖辈都是穷人，父亲一生受苦不少，现在全家翻了身，党对我这样关怀和培养，我要是不为党做好工作，就对不起党，也对不起祖辈老穷人。”这样，我终于说服了父母亲，他们支持我，我心情舒畅了。
没有通过斗争实践，学来的理论总是肤浅的；只有在斗争中学，才能深刻，才能巩固。一九六一年我任团支部书记兼妇女主任，大队分工要我去领导养蚕。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心想：领导两个人养蚕，总该没有问题。谁知不久问题就来了。我对养蚕技术不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那两个社员看我下不了手，就听鼓下锣，工作推推动动。我急了，不了解她们的思想情况，常批评她们，闹得三个人隔阂很深。我没有办法，只急得哭。后来我想：我错在哪里呢？晚上读毛主席的著作，读到毛主席说的：“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认识到：我既不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又不虚心向她们学习技术，怎么能做好工作呢？经过这次教训，以后就比较注意工作方法了。
几年来，我学习哲学，有些收获，但仅仅是开始。我相信，只要听毛主席的话，学习哲学是为了改造自己，做好工作，就一定能够不断进步。听到杨献珍同志的攻击，实在感到很气愤，我要问，难道我们青年农民、工人就没有资格学哲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