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工农兵学理论——评杨献珍同志对这个问题的错误观点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怎样看待工农兵学理论
——评杨献珍同志对这个问题的错误观点
沙英
自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全国各地工农兵群众学理论、学哲学的人数越来越多，自觉性越来越高，逐渐形成一种群众运动，不断出现新的学习高潮。这是我国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创举。它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日益扩展，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正在迅速改观。
对于这件大事和创举应当怎样看待呢？毛泽东同志指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使之变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手里所掌握的尖锐武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坚决地做革命的促进派。
可是，另一方面，以杨献珍同志为代表的少数人，对于群众学理论、学哲学，却是另外一种态度，他们指手划脚地乱加批评，大泼冷水，甚至讽刺谩骂，多方阻挠和打击群众的学习积极性。这完全是一种革命促退派的立场。
工农兵群众应不应该和能不能够学理论、学哲学呢？在杨献珍他们看来，理论、哲学都是神秘的、深奥的、高不可攀的，只有少数“上等人”才能掌握；至于工农兵群众，都是大老粗，文化低，是“下等人”，是不必要和不可能学的。如果一定要学，那是胡闹，那是把理论、哲学“庸俗化”、“简单化”！
正是基于这种极端荒谬的观点，作为所谓“理论家”和“哲学权威”的杨献珍同志，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多次的报告和演讲中，对于群众学理论、学哲学，作了百般的嘲笑和攻击。
他听说，有的家庭妇女听了哲学课以后不信神了，就表示怀疑。他听说，某县有十四岁的女孩子和白发老人学哲学、讲哲学，就大肆攻击。他听说，群众采取了一些通俗的学习形式，就尽量地嘲笑。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杨献珍同志在一个学校讲哲学时说：“要人们去读白发老媪的哲学讲稿，读十四岁小姑娘的哲学讲演稿，要人们从这里吸取哲学知识，只是因为他们都是‘今人’。”
到底群众应不应该和能不能够学理论、学哲学呢？我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讲的都是工农群众怎样闹革命、怎样搞建设、怎样求解放的道理，都是群众最关心、最切身的问题，群众是应该学而且是完全能够学到手的。特别是他们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有丰富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一般地说，是比非劳动人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容易接受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声明它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按照这两个特点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农最容易接受的。当然，群众的文化低，在学习时会遇到一定的困难。但是，这难不倒群众。文化低，可以提高。解放以来，有许多本来不识字的人，由于努力学习，现在不是都能读书、写文章了吗！
大量的事实说明，群众不仅能够学理论、学哲学，而且还学得很有成绩，很有创造性，甚至比起杨献珍同志这样的“理论家”和“哲学权威”要高明得多。
现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学习运动已经形成一个新的高潮，在全国各地各个战线上更加广泛、更加深入、更加持久地发展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逐渐成为许多人的自觉行动。特别是在各个战线上都涌现了一批学习积极分子，象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于清贤、李瑞环、李素文等，由于他们决心大、毅力强、方法对头，几年来坚持不断地学习，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们熟读毛主席的著作，领会其精神实质，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他们不仅创造了许多先进的学习经验，而且还写出了许多出色的论文。例如最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举办的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展览会，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活教材，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再例如全国各地报刊上大量登载的工农论文，具有短小精悍、具体实际、生动活泼、能说明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特点，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这都具体地说明了，群众学理论、学哲学已取得光辉的成就。
关于群众怎样学理论的方法问题，杨献珍同志也尽力加以歪曲。例如一九五九年他在以《为什么要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为题的演讲中说：工人农民学哲学的方法是“即景生情，就事论事。”照此说来，工农学哲学的方法，好象是没有目的、没有计划、零零碎碎、杂乱无章、随感即兴的。所以他跟着就提出了另一种学习方法，即“是比较系统地学习，从学哲学上的最根本的问题学起。”
事情完全不是这样。首先，工农学理论绝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明确的目的的。用廖初江的话来说，是“带着阶级感情为革命而学”；用丰福生的话来说，是为了“解决现实思想问题和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而学”；用黄祖示的话来说，是为了“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而学”。
其次，是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带着什么问题学呢？带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来学。所谓活学活用，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领会其精神实质，紧密地联系实际，解决思想中和工作中的问题。这种学习方法，就是“有的放矢”，学用结合，而绝不是象杨献珍同志所说的什么“即景生情，就事论事”。无数的经验已经证明，这种学习方法是正确的。
例如，曾被杨献珍同志大肆攻击的十四岁的女孩子丁凤英，这几年来，紧密地联系思想、联系工作来学哲学，活学活用，就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她在学习过程中，不仅注意自我革命、自我改造，放下了“一脑子的个人打算”的又脏又重的包袱，树立了自觉地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而且在生活和工作中注意运用辩证法，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从而改进了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样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事例，难道不是有力地批驳了杨献珍同志吗？
这种学习方法是否象杨献珍同志所说的那样没有系统呢？不。带着问题学，虽然每次学的只是毛泽东思想的这一个部分或那一个部分，但是，从一个问题的学习中比较深刻地领会了毛泽东同志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可以触类旁通，说明和解决更多的问题。这样，学得多了，就可以逐步系统地了解毛泽东思想。其实，杨献珍同志一贯追求的所谓“完整”“系统”的学习，实际上是脱离现实斗争的，使理论和实际脱节的，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条道路和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工农兵学理论、学哲学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当然也有缺点和困难。但是应当看到，群众的文化低，在学理论时发生一些困难，这完全是旧社会造成的。对于他们的缺点和困难是热情地帮助，还是加以嘲笑和责难呢？这就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我们认为，群众学理论、学哲学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也是难免的。这种缺点，如果同伟大的成绩比较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学习的规律，总是由少到多，由浅到深，由“少而精”到“多而精”。例如现在群众的学习不是比一九五八年时大不相同了吗？可是以杨献珍同志为代表的少数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鼠目寸光，用贵族老爷式的态度看待这种新事物；并且采取“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计其余”的方法，大加嘲笑和责难，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其实，应该受到嘲笑和责难的，不是群众，而是象杨献珍同志这样的人。杨献珍同志学习、讲授哲学几十年，自命不凡，以“权威”自居，结果却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愈陷愈深，终于走上了一条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道路！
按照辩证法的规律，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走向它的反面。嘲笑者被嘲笑，责难者被责难。
编后　杨献珍同志对于工农兵群众学哲学，加以百般的嘲笑和攻击。一九五九年他攻击十四岁的小姑娘学哲学是“瞎胡闹”。他所指的这位小姑娘就是丁凤英同志。现在丁凤英同志为本报写的《我们没有资格学哲学吗？》有力地驳斥了杨献珍同志的谬论。我们看到：她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教导，通过学习哲学，在思想上和工作上都有所提高。她虽然年轻，但是她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所以能不断进步，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杨献珍同志虽然以“理论权威”自居，但却走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去了。谁对谁错？只要比一比，事实不是已经做出结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