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日本战犯山田乙三等十二人起诉书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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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对日本战犯山田乙三等十二人起诉书
【新华社北京二十七日电】塔斯社莫斯科二十四日讯：报纸发表在审讯前日本陆军军人一案中的起诉书，控告山田乙三、ｗěｉ＠①冢龙二、高桥高笃、川岛清、西丰彦、唐泽富雄、尾上正雄、佐藤春二、平樱善作、三友胜雄、菊池乘三、久留岛重治十二人，犯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罪，即违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法令的第一条。
许多年来，帝国主义的日本是远东侵略的主要温床。
帝国主义日本的统治集团，在与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实行罪恶的同谋之后，策划、发动并进行了反对爱好和平人民的侵略战争，以便与希特勒德国共同建立世界霸权。
这些侵略战争的目的是企图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国”——日本统治下的殖民地国家。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极端扩张主义的意图，表现在通过武力吞并爱好和平的日本邻国大片领土，以建立这样的一个殖民国家上。
帝国主义的日本是远东侵略温床
只有在苏军决定性地击溃了关东军迫使日本投降之后，日寇的侵略才告结束。
从决定日本政策的政府领袖所作的一系列的公开声明中，可以看出日本统治集团的侵略欲望，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日本主要战犯之一，日本侵略的军国主义集团的“思想家”桥本欣五郎，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发表以“大东亚帝国势力范围”为题的论文写道：这个“势力范围”应包括下列数国：“日本、满洲国、中国、苏联的远东部分、马来亚、荷属东印度、英属印度、阿富汗、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菲律宾和太平洋及印度洋的各岛。”同样，按照日本天皇的特别敕令而建立的直属于日本首相的“总体战研究所”，在它的计划与草案中所规定的所谓“大东亚”版图，也是这样确定的。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其罪恶的侵略计划中，认为反苏是主要任务。在日本军阀的战略计划中，苏联经常是被列为“第一个对象”。在日本居民中间广泛地宣传反苏掠夺战争。完全受日本政府情报局所控制的一切日本新闻机构，特别从事这种贩卖战争的宣传。
日本统治集团在履行其犯罪计划时，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行动：一九三一年曾制造“沈阳事件”，日军侵略满洲并占领满洲；一九三七年，日军侵略中国，制造了所谓“卢沟桥事件”；一九三八年，日本军阀在哈桑湖地区进攻苏联，但被苏军击溃；一九三九年，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苏联友好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哈尔新——葛尔河地区，但也被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军队击溃；一九四一年末，日本军国主义者将日本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希特勒德国站在一边。
只有在苏军决定性地击溃了日本的主要突击力量——集中在满洲的关东军并引起日本向同盟国投降之后，日本的侵略才告结束。
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相关联的事件，已在东京的日本主要战犯的国际审判中审查过。国际军事法庭已充分证实：日本统治集团与希特勒德国一道策划、发动并进行了侵略战争。日本多年中曾积极地准备大规模的反苏侵略战争。法庭确定日本在一九三八年于哈桑湖地区和一九三九年于哈尔新——葛尔河地区进行反苏侵略战争的事实。法庭也同样确认日本与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进入了旨在反对人类和平的犯罪同谋。
法庭也证实了日本大为违反关于战争的法律与惯例。这表现在日本军阀对战俘和占领区内自由居民的兽行和不人道的待遇上。
关于目前一案的调查，业已证实在计划与准备反对苏联及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时，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曾打算大规模利用、并且也部分地利用了犯罪的工具——细菌战武器，来整批地灭绝人类。
组织特种部队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
调查证实：在夺得满洲后不久，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即组织了细菌实验所，并把这一实验所包括在日本关东军中。实验所由石井四郎主持。石进四郎在日本以细菌战思想家闻名，后任中将军医官。在该实验室中研究利用急性传染病细菌以进行攻势细菌战。
据前日军少将军医被告川岛清供称；按照天皇裕仁的秘密敕令，日本参谋本部及陆军省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就在满洲设立了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两个极秘密机关。为了保守秘密，其中一个在石井的实验所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机关，即命名为“关东军部队用水供应及疾病预防局”；另一所则叫做“关东军兽类传染病试验局”。一九四一年在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之后，这两个机关即改名为“第七百三十一号部队”与“第一百号部队”。上述石井四郎被任命为第七百三十一号部队长官，兽医队少将若松被任命为第一百号部队的长官。
两个罪恶的秘密机关
七三一部队和一百号部队，豢养数千人制造细菌武器，准备对苏联蒙古中国进行细菌战，利用细菌灭绝大批人类和传染牲畜、庄稼，造成经济损害。
这些部队的工作人员是由细菌学专家和由受最著名的细菌学家所指导的科学与技术工作者组成。仅第七三一部队，即有三千人。这一事实证明了细菌部队工作的规模。
日军司令部拨出颇大一笔款项来维持准备细菌战武器的部队。例如，一九三九年，即在离哈尔滨二十公里的平房车站地区，建立了一个拥有许多实验所和办公室的大军事地区，供第七三一部队居住。大批物资储蓄起来，军事区周围划为禁区，以严守秘密。该部队在安达站设有自己的飞机场和特别试验场。第一百号部队在长春以南十哩的孟家屯地区，也有广大房舍、特别装备及大片土地，供其使用。
七三一部队与一百号部队下面辖有许多支队。这些支队的主要任务，是准备在战争中实际应用两部队所制造的细菌武器。细菌部队及支队直属日本关东军总司令管辖。
除证人的证言与被告的口供外，此事并为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发布、而于一九四五年在满洲为苏军缴获的有关组织与调动七三一部队的四个新支队的命令所证实。
继梅津美治郎任关东军司令，现为本案被告之一的山田乙三将军，也在其口供中证实细菌部队曾由他直接统率。
山田在描写第七三一部队的特性时供称：“……组织七三一部队的目的，在于准备主要是对付苏联而又兼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及中国的细菌战争。”根据山田的口供，日本也曾进行对其他国家的细菌战争的准备。山田并供称，第一百号部队的工作是制造细菌战争所用的细菌武器。此外，第一百号部队“并奉令进行破坏行为，以富于传染性的细菌投入牧场和畜水池。在这方面，第一百号部队在其工作中，与关东军司令部谍报处有密切联系……”
前日本关东军兽医队长、兽医队中将被告高桥巴供称：“兽类流行病部队”的任务，是准备和进行细菌战争和破坏活动。这些部队及它们的支队，有计划地进行细菌学研究，意图找出可以作为细菌武器的各种最有效的细菌，并找出大规模繁殖它们的方法以及利用它灭绝大批人类和传染牲畜、庄稼，造成经济损害的技术。
七三一部队有八个处。其中只有一个处（第三处）处理用水供应及疾病预防事宜。但是第三处的工厂也制造名叫“石井式炸弹”的细菌弹的弹壳。这些炸弹是用来由飞机上散掷染有鼠疫的跳蚤的。七三一部队的其他各处，全是在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事宜。
初步调查的材料证实，第一处专门为了细菌战目的而研究和培育鼠疫、霍乱、壤宜病、炭疽热病、伤寒及副伤寒与其他疾病的病菌，以便在细菌战中利用这些病菌。在这一研究过程中，被用来实验的，不仅有动物而且还有活人。为了这一目的，还组织一个内部监狱，以便拘留三百到四百人。
第二处——所谓实验处，在试验场上并在战斗情况中试验细菌武器。第二处统辖着特种航空队；航空队拥有装着仪器的飞机并在安达站有机场。该处下辖专门培育与繁殖用于传播鼠疫的科。
第二处制造散播细菌的特种武器：自来水笔式和手杖式的投掷器，瓷瓦器炸弹等。从在日军档案中找出的破坏小组的装备表上可以看出，日本人采用自来水笔式投掷器作为标准装备。
这些处中有一处叫做“教育处”。该处为日军战斗部队和破坏小组训练知道如何使用细菌战武器的专门干部。
庞大的养菌设备
仅七三一部队的装备，几天里就能生产不下三万万亿微生物，以至用公分来计算他们制出的细菌团。
为了大量准备足够进行细菌战所需的细菌，七三一部队设有生产（第四）处。正如该处处长被告川岛所说一样，该处成为大规模生产各种细菌的“工厂”。该处配装有效力宏大的仪器，分为两科，各科均能独立制造细菌。第一科有下列主要装备：四具准备细菌培养液的锅炉，每具均有制造一吨培养液的生产能力，十四具对培养液加以消毒的热压器，每具长三公尺，直径一公尺半。这样的热压器共有三十具。七三一部队长官石井发明特别培养器。第一科有两个冷却培养液的房间。每间可同时容纳多达一百个培养器。这一科总共有五个整温器，总共可容六百二十个石井式培养器。第二科有两个锅炉，每个容量为二吨，八个热压器，每个可容六十具培养器和其他装备。该处并有保存制成“产品”的特别冷藏器。
根据有关七三一部队培养细菌主要设备的生产能力的现有材料，专家们已发现在一个生产周期（为时仅数日），仅七三一部队的上述装备即能生产不下三万万亿微生物。专家们强调指出，考虑到生产的期限，应该认为这一细菌产量是非常大的。
这种巨大的生产量使七三一部队与第一百号部队用公分来计算他们制造出的细菌团。这说明了被告们在口供中为什么谈到用公分来计算细菌数量。此外，还关涉到直接从培养液浮面上取出的乳状稀薄细菌团的重量。
因此，在说明七三一部队的生产能力时，被告川岛供称：“根据它现有的设备和生产能力，生产处每月能制造鼠疫细菌三百公分。”
另一被告唐泽提出同样的口供：“准备细菌的一处的生产能力，能提高到月制鼠疫细菌三百公分，假如一切设备均被开动的话。”
大规模杀人的武器
七三一部队中存有四千五百具孵育器，用老鼠等动物繁殖跳蚤，一个短时间能制出的染了鼠疫的跳蚤以数公斤计。他们还准备用飞机、投细菌弹等方法散布大量致命的细菌，要造成可怖的瘟疫，使百万人民惨死。
有如调查所证明和专家们所证实的，所有这些大批的病菌（其中包括鼠疫、霍乱、伤寒及其他病菌）都是为了生产细菌武器，以大规模屠杀人民的。
在七三一部队和其支队中也进行着大规模的培养跳蚤而且将细菌传染给它们的工作。老鼠和其他啮齿类的动物不仅受到细菌部队人员的培养，而且还受到关东军正规部队为从事大规模屠杀人民的目的所派遣的特种部队的培养，这些动物是被用来培养跳蚤和传染病的。关于跳蚤培养的规模从七三一部队中存有四千五百具孵育器这点，就可得到说明，这些孵育器是以啮齿动物来培养跳蚤的。
象被告们所供认的这些孵育器的郊能，可在一个短时间内制出数公斤染了鼠疫的跳蚤，据专家估计，这数目相当于数千万个跳蚤，这些跳蚤都专门作为细菌武器之用。
据证人森田提出的证据，培养和繁殖跳蚤的规模，从下述事实中也可得到证明：即仅在海拉尔的第五四三号支队中，一九四五年夏季一次就豢养了近一万三千只老鼠。
初步的调查证实，日本细菌战部队在华中及华南曾进行了类似的细菌战准备工作。它们的暗号是“波”“荣”，在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三年间，这些部队是由被告少将军医官佐滕统率的。
据被告佐滕的亲自供认，“荣”部队拥有巨大培养和繁殖细菌进行细菌战的能力。
据被告山田的供词，日本陆军“批准了并在军备单上列入了使用细菌武器的三项主要方法：从空中散布细菌，投掷细菌弹，最后是使用暗中破坏的方法”。
根据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计划，专门装备的飞机，专门训练的军事部队及破坏活动组，要在敌人的前线和后方散布大量致命的细菌，如象鼠疫、霍乱、猩红热、鼻疽、炭疽热、及其他烈性的传染病，以各种可能的办法在居民区、贮水池、水井、谷物和牲畜中散播细菌。
日本帝国主义者畜意采用迅速散播致死的细菌这种手段，他们在他们卑鄙的计划中规定向军队和向和平居民散布鼠疫、霍乱等等传染病，根据他们的计划，这种传染病必须造成可怖的瘟疫流行并且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惨死。他们准备运用这种对交战国和中立国的和平居民都有极大危险的惨无人道的武器。
对活人的罪恶实验
测验细菌武器的效果的主要方法，就是有系统地和大规模地对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的实验。
这种罪恶的实验曾经施之于那些被日本宪兵机关确定要刑讯致死的中国爱国分子、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抵抗运动的参加者以及苏联公民。
根据调查所证明：日本细菌部队人员在日本关东军司令的认可和同意之下，曾经采用罪恶的实验来残杀人民。
被告山田承认，他曾经准许用活人作实验。山田供认：“我……准许作这种实验，因而就实际上批准了强力消灭那些被关东宪兵机关和我属下的日本军事机关送去作实验的中国人、俄国人……。”
死亡工厂
他们大规模地用活人作实验，多少我国的爱国志士、在东北英勇反抗日寇的游击队员，还有许多苏联公民和战士、蒙古人民被用以测验各种致死的细菌的作用。
作为证人而受讯的古市提供了关于对人传染伤寒症的实验的证言。他供称：“……大约在一九四三年，我奉第一处处长田部井之命第一次参加对七三一部队的监狱所拘禁的人传染伤寒症的实验。我预备了一公升的甜水，我在其中投以伤寒菌。然后我用水把这杯甜水冲开，分给约五十名中国犯人喝，就我所记得的他们是战俘，其中若干人先前曾受过预防伤寒的注射。”
被告川岛清在被讯关于第七三一部队第一处的活动时供称：“七三一部队曾用活人广泛地进行实验，以测验各种致死细菌的作用。被日本反谍机关确定处死的关在监狱里的中国爱国分子和俄国人就是这种实验的材料。七三一部队设有监禁犯人特别的监狱，要受实验的犯人在这种监狱被严密管制和隔绝；为了要掩饰这种阴谋，七三一部队的官兵把经受这种实验的人称为‘木材’。”
在接近战线的战地，这种对活人的惨无人道的实验也有具有特别设备的靶场上进行。先把犯人绑在靶场的铁柱上，然后在它们身上实验各种细菌弹的效果。
被告唐泽供称：“当用活人在战地状况下实验细菌效果时，我有两次曾亲在靶场上。第一次我在靶场上是在一九四三年年底，当时有十个人被押来，他们被绑在事先栽就在柱子上，彼此相隔五米。然后用电在五十米之外爆发爆裂弹。结果，受实验的几个人被炸弹碎片炸伤，事后我知道，他们同时也受到炭疽热的传染，因为炸弹里装有炭疽热病菌。第二次是一九四四年春季，当时有十个人被押来，他们和第一次一样被绑在柱子上。然后在距离那些受实验的人约十米的地方爆发装有鼠疫细菌的炸弹。”
另一个参加在安达站附近的靶场上作这种罪恶实验的被告西丰彦供称：“一九四五年一月间，当时我在安达站七三一部队的靶场上，我目击七三一部队第二处处长井狩中校会同该处科学人员二木对十个中国战俘传染瓦斯壤疽症的实验。这十个中国战俘都绑在相隔十米至二十米的柱子上，然后用电爆发炸弹，结果，他们都被爆裂弹炸伤，都受瓦斯壤疽病的传染，一星期后，他们全都异常悲惨地死去。”被置死的人的尸体在监狱附近七三一部队所设置的特别火葬炉中焚毁。本案中所讯问的证人和被告们供认了关于被当作“实验材料”而带进七三一部队特别监狱密室里的所有的人所受到的惨无人道的刑讯、暴行和侮辱。
证人仓狩供称：“在每一层楼都有若干实验室，中间有几个小房间，关着要受实验的人，小队长田坂少校对我说，这些人在七三一部队里叫做‘木材’，我记得很清楚，关在这些监房里的除了中国人外，还有俄国人。在一个监房里，我看见一个中国妇女。关在监房里的人都上着脚镣。有三个中国人没有手指，另外还有一些人只有手指的骨头。芳村向我解释，这是对他们实验冻伤的结果。”
作为证人而受讯的前日本集中营副主任山岸供认：“我不记得那些解到七三一部队而被弄死的每个人的名字。现在我只记得这几个名字。苏军兵士吉姆琴科。他一概拒绝供出关于苏军的任何情报。在我准许之下，曾对他施以强制手段。侦查官对他用刑，绑住他的手和脚吊在梁上。然而吉姆琴科一句话也不招。我于是决定处死他，因此把他送到七三一部队去。”
被告川岛供称：“如果犯人尽管受到致死的细菌的传染而仍然痊愈，他们还免不了要受一再的实验，一直继续到他因传染细菌而死。受传染的人被当作各种治疗的研究品，他们还是进平常的饭食，在他们完全痊愈之后，他们就被跟着用来作关于传染另一种细菌的实验。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从这个死亡工厂里生还。”
被告供认：
只在七三一部队每年就有不下六百人死于惨无人道的实验，一九四○至四五年在这个杀人工厂中被用细菌杀死的不下三千人。
日本警察机关和满洲日本军事当局奉命在与七三一部队长官取得同意之下，把被囚禁的中国人和苏联公民送到七三一部队里去，用作所谓“调查”的“特殊材料”。为了掩饰这种阴谋，宪兵官方文件中给它取个特别名称，称为“特别运送品”。
证人前“满洲国”陆军宪兵队日本顾问立花武夫供称：“我管辖下的宪兵署特务处所审讯的一种人必须予以消灭。在这些人当中有极端仇视日本在满洲当局的游击队员们。法庭并不对这些被捕的人开庭审判，因为我们把他们送给七三一细菌部队加以消灭。”另一证人前哈尔滨日本宪兵负责人的副官木村在审讯时供认：当七三一部队长石井与哈尔滨宪兵署署长春日芳谈话的时候，他也在场，石井曾表示相信将来他将和过去一样继续得到被逮捕的人作“试验”。
苏联军队从满洲的日本档案中所缴获的日本宪兵署的官方文件证实：自从一九三九年起，就有所谓“特别运送”俘虏的事。特别是关东军宪兵司令城仓少将关于一九三九年将三十名俘虏“特别运送”至石井部队去的第二二四号命令。
被告川岛清的供状，表明了大规模消灭俘虏的事实：“每年有五百到六百俘虏被带到七三一部队。我见过七三一部队的第一处人员如何从宪兵队那里一群一群地收到这些人”。“根据我在该部队工作所了解的情报，我可以说，由于实验，每年几不下六百人死于七三一部队”。“在七三一部队驻扎于平房（译音）东站的五年期间，自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由于通过这个杀人工厂的致命细菌的传染而杀害的不下三千人。在一九四○年以前，被消灭的人数我不知道”。
第一百号部队同样作恶
除了用活人实验病菌，还用活人实验烈性毒药和水冻活人四肢。
在一百号部队中也犯有类似的罪行，该部队第二处第六科专门用活人作实验。
该部队的实验室工作者证人烟木秋露陈述该部队的活动时称：“关东军一百号部队号称牲畜传染病部队，但实际上它是细菌部队，因为它传播和散布鼻疽、炭疽热及助长牲畜传染病的畜类瘟疫细菌。一百号部队中以对于家畜和活人的实验来试验细菌的性能，因此该部队有马匹、乳牛及其他动物，而且也有隔离起来的活人，因为我亲自看见过，我才知道有活人。”
另一个在一百号部队中当过兽医的证人福积供认：“一百号部队因为是一个实验部队，它的人员有科学工作者，细菌学家、化学家、兽医及农业学家。这个部队中所进行的全部工作的目的是准备多样性的对苏细菌战争。这个部队在本部及其分队都从事科学研究，寻求为大批毁灭兽类和人类而大规模使用细菌和烈性毒药的方法。”“为了确定这些毒药性能的效果，就以动物和活人进行实验”。
在一百号部队任职的被告三友供称，他亲自用俘虏作非人性的实验，杀死许多俘虏。
三友供称：“有下面的一个例子。在一九四四年八月的两个星期当中，对一个俄国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验。他的身体已经很消瘦，松井指示用注射＠化钾的方法把这个俄国人杀死。俄国人在注射后立即死亡。我是在军人禁闭室进行注射的。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初，宪兵当着我面前在牲畜掩埋场枪毙了两名俄国人，这两个人就埋在那里。他们是按照中岛中尉的指示枪毙的。枪毙他们是因为鉴于他们的瘦弱，和不适于作进一步实验，而再不能拿他们进行实验的缘故。”
除了以鼠疫和其他烈性传染病进行传染俘虏的罪恶实验之外，七三一部队广泛进行冰冻活人四肢的非人性实验，强迫俘虏把他们的手和脚放在特制的冰箱里，直到四肢冻伤为止。
证人古市供称：“成群的俄国人、中国人及蒙古人，数目从两个人到十六个人不等，上了脚镣，被带到露天里，用武器威胁他们，强迫他们把光着的手（有时一只手，有时两只手）放进水桶里，然后逼着他们把显着的手露着，冻十分钟到两小时不等，看天气的温度而定，到他们被冻坏了的时候，再带回监狱的实验室。”
这些罪恶的实验大都以受这种实验的人的四肢烂掉和死亡来结束。这些实验的目的是在计划中的对苏军事行动期间，寻求防止四肢冻坏的办法。
对中国战争中细菌武器的使用
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准备大规模的细菌战，同时在他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已经在一九四○年部分地使用细菌武器。
在一九四○年夏天，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将军率领的特别细菌派遣队曾被派至华中战区。在宁波地区，七三一部队的飞机利用跳蚤把鼠疫散布到敌人地区，那里因此发生了流行性鼠疫。
一九四○年宁波鼠役的来源是日本飞机散布的
被告唐泽关于上述派遣队的组织情况供认：“在一九四○年的下半年，我从我的直接上司铃木少校那里得到准备七十公斤伤寒菌和五十公斤霍乱菌的命令。铃木少校向我解释这样作的原因说，他奉部队长石井将军的命令制造细菌。石井当时正准备布置该部队的特别派遣队使用细菌对中国军队作战。我执行了这项命令。同时因为第二处的人员告诉我，我知道第二处为石井将军的派遣队培养了五公斤跳蚤，作为鼠疫的散布者散布这种传染病。在一九四○年九月，石井将军曾与该部队一批军官同去汉口，在一九四○年十二月返回。与石井将军同往汉口的军官们返回部队时说，利用跳蚤散布传染病产生了积极效果。由于跳蚤的散布，发生了流行性传染病。参加这个派遣队的野崎少校把一份中文报纸指给我作为证明，那张报纸登载着一篇论文说，黑死病在宁波城区发生。论文作者继而达到了正确的结论：日本人对此次鼠疫的发生是要负责任的，因为目击者曾看见日本飞机在这块地区盘旋并且低空投下一些东西。我亲自读过上面这篇文章。”
被告西丰彦曾亲自看到过描写在七三一部队中，与中国军队作战的日本细菌部队之活动的秘密新闻片，他供称：“银幕出现了下面这几个镜头，有些特殊的器皿系在飞机上，上有说明书称：内有带着鼠疫病菌的跳蚤。镜头是飞机在敌方上空飞行时摄下的。可以看见地面上中国军队某些运动和一片居民区。”西丰彦继而供称：银幕上映出真正的细菌进攻和任务完成的情形：“飞机回到机场。接着是‘任务达成’的字样。石井从飞机上下来。下一个标题是‘结果’。银幕照出中国报纸及其日文译文。中国报纸上写着严重的、传染性的鼠疫突然在宁波地区发生”。
除被告唐泽和西丰彦的上述供状外，在日本关东军档案中所发现的文件证实了往华中战区运送特别派遣军的事实。特别是发现了前日本陆军司令梅津大将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兵字第六百五十九号命令：他命令关东军铁路部队司令将七三一部队之一队人员和特种极密的货物运至华中。
此外还搜获关东军一七八铁道部队长于一九四○年七月二十日所发出的关于执行上述命令的命令。这个命令强调这次运输的特别秘密，因此建设不要把它列入班次，并且指出平房、哈尔滨、沈阳、上海、固安和天津的运输路线。
一九四一年七三一部队在湖南常德散布鼠疫菌
一九四二年他们又分成数队到华中散布病菌
一九四一年，七三一部队远征华中的常德地区。在这次远征中，日机在该地区散放传染性鼠疫的跳蚤。
一九四二年，当日军从华中某激战地区撤退时，七三一部队又组织了一次远征。
被告唐泽对于准备此次远征一事供称：“在石井将军统率下的对中国军队的远征，是在一九四二年中进行的。在铃木少校命令之下，我在此次远征之前监督准备了一百三十公斤的副伤寒和炭疽热的细菌。据我所悉，在此次远征中也使用了作为传染病媒介的跳蚤。石井将军及其部队开往华中从事远征，当时的华中日军正在撤退。这一远征派遣队的人员利用军队的撤退，便在弃守的地区散布细菌。旨在使前进的中国军队染上传染病。”
另一个被告川岛清完全证实了唐泽的供词：“一九四二年七月，在进行初步准备之后，派遣队即分成数队赴华中……。”这一次的细菌武器是在陆上使用的，这一个地区被按照秘密破坏活动的原则，散布了病菌。“前进的中国军队进入传染区而且受到细菌武器的打击”。
正如证人日本第三十军军部情报处处长高雪的证据所证明的一样，细菌部队“Ａ”队的队员也参加了此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