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歌剧《江姐》音乐的评论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报刊文艺评论摘要

有关歌剧《江姐》音乐的评论
去年九月以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歌舞剧一团先后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城市演出了歌剧《江姐》。这些地区的报刊接连发表文章，从各个角度对《江姐》加以评论，特别是比较热烈地评论了这部歌剧的音乐。
涉及《江姐》音乐的评论大都指出，《江姐》的音乐具有较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在歌剧艺术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方面，作了许多探索，因而对于歌剧《江姐》对地方戏曲和民歌的借鉴，以及歌剧音乐戏剧化、音乐形象等方面，反应都很热烈。对地方戏曲和民歌的借鉴
许多评论指出，歌剧《江姐》大量地运用了川剧中的高腔、帮腔和四川民歌，并以此为基调，吸收了其他戏曲音乐的元素。这些戏曲音乐和民歌的运用，丰富了歌剧音乐的表现力，使歌剧音乐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江姐〉在音乐创作上的成就》的评论，认为“音乐作者把民歌音调和戏曲音调都统一到为反映当时轰轰烈烈革命斗争的时代面貌和塑造江姐这个光辉的英雄形象的目的上去。”认为川剧高腔、帮腔手法和四川民歌的运用，大大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起了推进戏剧矛盾、表现人物丰富的思想感情、增强全剧的时代气氛的作用。《文汇报》的《喜看歌剧〈江姐〉》一文说：歌剧中出现了具有典型的四川民歌风格的川江号子，民歌《尖尖山》以及杨二嫂唱的几段小曲等，大大增加了生活真实感（杨二嫂唱的还把人物性格化了，很成功）。除此以外，大部分音乐则是吸取了各种戏曲和曲艺音调和表现手法，揉合在一起，并加以发展，曲调优美、悦耳。《解放日报》的文章《革命战士的光辉形象》认为，《江姐》的这种音调和表现手法对观众来说是熟悉而亲切的，而又合乎歌剧的独特表现方式，是戏剧的音乐，又是音乐的戏剧。《光明日报》的《革命英雄的颂歌》一文还认为，《江姐》运用了戏曲的艺术手法，又不拘泥于这些手法，和演员表演动作结合得丝丝入扣。
一些评论文章也指出《江姐》在运用地方戏曲和民歌音调的时候，前后不够统一，甚至有些地方运用不够恰当，某种程度地削弱了江姐形象。《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片丹心向阳开》认为，后二场的音乐，音调近乎浙江一带的风格，前后不够统一。《人民音乐》发表的《赞歌剧〈江姐〉》一文则认为，《江姐》在借鉴古典文学的语言上，有独到的光彩，但有些语言的运用未必恰当。“音乐语言也有类似情况，江姐所唱的曲调抒情有余，而在某些场合却显得缺乏刚强豪迈的气质。这些方面，都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英雄形象的体现，因而有待于提高。”
关于《江姐》的伴唱，有些评论文章认为，它常与独唱、对唱结合使用，起了画龙点睛、烘云托月的作用，增加了歌剧的音乐性和丰富了歌剧的表现力，是新歌剧的形式的一个发展。评论认为，《江姐》的伴唱既能帮助角色内心独白的伸延，又能烘托人物感情的发展，还能为观众讲话，使观众对舞台上发生的事件取得感情上的联系：时而为江姐不幸遭遇担忧，时而又对敌人发出辛辣的嘲笑。评论说：“不同的情况下，恰当地运用了帮腔伴唱，使这部歌剧音乐具有独特的风貌。”《江姐》伴唱的曲调和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男声、女声、合唱、独唱、二重唱、清唱……结合剧情或人物性格不同使用。评论还以第五场里的一段伴唱和“背供”对唱的配合运用为例，说明这种运用所取得的良好效果。这一段戏里，江姐、华为、甫志高各有心思，三人的“背供”对唱一句紧一句，在节骨眼上突然插入一句伴唱作为转节。“它不由江姐自己唱，而由幕后的伴唱代唱出来，更显得思想之深。”
在伴奏方面，评论主要集中在乐队改革和打击乐的运用上。好些评论称赞空政歌舞剧一团改变歌剧乐队贪大崇洋的倾向，把洋乐队改成民族乐队，由乐池搬到台侧。有的文章说：“《江姐》的民族乐队只有十来个人，他们搬到舞台侧面，拆掉了堵住观众欣赏的‘音墙’，学习了戏曲伴奏的手法，用包腔、托腔、衬腔的办法，突出演员的唱腔。”在打击乐的运用上，有的文章认为，这也是地方色彩的表现。《江姐》的打击乐是川剧的小锣小鼓，锣鼓节奏完全揉合在戏剧的节奏里，一声小锣，一声扁鼓，都是恰到好处，点到人心，渲染了戏剧气氛。还有的文章说：“除了这类的烘托气氛外，还有不少细致入微的用法。例如第一场结尾处，老奸巨猾的沈养斋对甫志高已有了怀疑，当特务把甫志高指给他看时，随着一声打击乐，他“扑”地一口，吹灭了手中的打火机，侧身立于台口，阴险地朝甫志高下场的方向点了两下头，幕落。这轻轻一下打击乐，有着画龙点睛之妙，好象把这刽子手的黑心肝一下子透视出来了。” 音乐形象及音乐戏剧化
有的文章写道：《江姐》的音乐“与其他方面共同完成了塑造英雄形象的任务。作者摈弃了那些渲染表面气氛和华而不实的表现手法，朴素而深刻地从内心深处去刻划人物；他们认真地学习了传统的戏曲、说唱音乐的表现手法，创造性地用来表现革命的英雄人物。”文章认为，江姐的唱腔给人的印象是鲜明的，其他人物的音乐形象也是准确而生动的，在塑造反面人物的音乐形象上，也创造了值得重视的经验。有的文章认为，《江姐》在借鉴戏曲的板腔体塑造音乐形象、达到音乐戏曲化方面，取得良好效果。文章说：“戏曲化的声乐曲是歌剧中必不可少的。如何写法，是目前歌剧音乐创作中正在摸索的问题。我认为可向戏曲借鉴，也可向其他形式（如大型独唱曲）借鉴，也可另行创造。只要方向对头，通过一再的尝试，就可能创造出新歌剧自己特有的形式。”又说：“歌剧音乐中有一部分是戏剧性很强的。若用歌谣体的写法，就远不足以表达人物内心感情的复杂变化过程。因此，在新歌剧的创作中遇到这种情况，就往往要借鉴戏曲音乐中的板腔体写法。歌剧《江姐》在这方面则做得更大胆、彻底，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索。”文章以第六场江姐在审讯室中一大段独唱唱腔为例，叙述了其中慢板、快板、清板、散板的往返变化后，说：“通过这一系列的板式变化，就把一位具有大无畏精神和宁死不屈的气节的共产党人的内心世界较丰实地表现出来了。”
但也有人对江姐的唱腔提出意见，特别是第六场。有的评论认为，江姐的音乐形象在后两场狱中斗争中，似乎过多注意婉转、深沉的一面，特别是在牢房中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喜讯以后，在音乐上烘托、渲染不够，如果能增强高昂、刚健有力的音调，对革命者宏大胸怀的刻划将更有力，对英雄形象的树立也会更完整些。《新华日报》发表的《英雄的战歌，光辉的形象》一文中则认为，如果能把特务头子沈养斋的反革命气焰削弱一些，把更多的篇幅腾给江姐；同时从音乐形象再丑化他一些，就会有助于思想性的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