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学术研究

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
刘大年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日本历史教育工作者协会大阪支部集会欢迎中国学术代表团。我在那个会上就历史和历史教学中的若干问题，作了一次发言，同日本历史学者商讨。这个稿子是根据那次发言记录整理出来的。因为那是一次即席讲话，并且是回答问题，范围有一定的限制。这个稿子里面谈到的问题，大体上保持原来提问的顺序。有些属于介绍工作情况的段落，为避免零散，一概删去了。日本《历史地理教育》杂志一九六四年二月号上刊载过那个讲话记录草稿，现在粗加整理，发表出来，目的是希望把我的意思表达得确切一些，并得到大家的指正。问题一：参加今天集会的
许多是历史教学
工作者，请谈谈
对日本的历史教
育工作的想法。
中国和日本是东方两个文化发达得很早的国家。中日两国在很久以前就有了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我希望日本进步历史教学工作者能够对日本人民、日本年轻的一代进行中日两国长期的经济文化联系、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教育。美国帝国主义、日本反动派千方百计在破坏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我们的工作因此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历史总要这样那样对现实产生影响。中日两国长期的经济文化联系、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对我们的现实斗争一定会产生正面的影响。
历史是一门科学，是人民进行斗争的一种武器。日本进步的历史教学工作者用科学的历史观点教育年轻的一代，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
历史对我们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今天的社会是有阶级的社会。今天的时代是世界人民革命空前高涨的时代。生活在今天，我们除了与自然斗争，还必须从事复杂的阶级斗争。我们需要解决摆在面前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需要有各种各样的斗争经验和知识。从什么地方吸取斗争的经验和知识呢？那就必须从两个方面吸取。一个方面必须从今天的实际生活中吸取。这是主要的。另一个方面必须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吸取。当然，人们没有历史知识或者历史经验差一些，也可以生活，也会要斗争。然而对要求革命的人民来说，必须有科学的历史知识，在斗争中才会更自觉，才更有利于最后解放自己。
古今中外的事实告诉我们，历史经常被人们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加以解释。封建统治者、资产阶级都是剥削阶级。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解释历史，必然要充满各种偏见。进步的历史学家应当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首先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他们没有剥削阶级那种私利。我们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就能够用批判的眼光去解释历史，不为剥削阶级的偏见所蒙蔽；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就可以比较合乎历史的真实。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科学的历史观点，就是这样的观点。
日本人民、日本年轻的一代正在通过日本进步的历史工作者接受历史教育。他们当然需要接受科学的历史教育。他们要用科学的历史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要利用这些知识来观察现实社会，观察历史。他们将因此更有力的推动日本历史的前进。谁肯在把科学的历史知识介绍给日本人民和日本年轻的一代这个工作中付出劳动、贡献力量，谁就将受到人民的称赞。我相信日本进步的历史工作者是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的。
问题二：怎样讲授世界历史？讲授世界史的时候，中国史应该占据怎样的地位？
历史似乎还没有一种固定的讲法。不过无论讲世界史或者国别史，我以为都应当讲解最基本的历史内容。何谓历史的基本内容？人类最初处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从几千年以前进入了阶级社会。简单说，自从人类有了文明以后，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怎样讲授世界史或国别史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怎样讲世界或各个国家的阶级斗争的历史的问题。
讲历史的时候，不言而喻，必须讲各种具体的历史事实。可是一个历史学家的任务，并不只是要简单地记住人物、事件等等。历史学家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要准确地知道何时、何地发生了怎样的事件；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要对那些历史人物、事件下某种判断，作出评价。这就是说，我们讲授历史的时候，说明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事件的同时，必须着重说明那些事件是什么性质的，是哪个阶级与哪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说明那种斗争在历史当中起着怎样的作用，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产生了什么影响等等。人们学了好长时间的历史，仅仅一般地了解某人在某时做了某件事情，而完全不知道人物、事件的阶级内容，那不能算是懂得了科学的历史。
譬如说，历史上经常发生各种战争。作为历史学家，应当知道那些战争的过程，然而我们如果只是知道那些战争的具体经过，而对战争的性质、作用却不能作出正确的评价，那就谈不上理解了那些战争，谈不上从那些战争中获得了正确的历史知识。战争不是别的，它是阶级斗争的最尖锐的形式。所以，当我们叙述战争的时候，最重要的问题是清楚地说明这些战争所反映的阶级本质，清楚地说明当时阶级斗争的性质和内容。
科学的历史叙述当然还不止要求这一些。我们还必须进一步阐述阶级、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性。历史是千变万化的，阶级斗争是千态万状的，用科学的观点去考察，又是有客观规律可寻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承认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性，是否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历史唯物主义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科学的；历史唯心主义不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那是反科学的。
阶级存在就有阶级斗争，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它的侵略本性就一天不会改变，帝国主义侵略到哪里，人民群众就要在哪里展开反帝国主义斗争，一切反动阶级反动势力是决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历史的命运最后不是由反动统治者而是由人民群众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定要消灭的，社会主义是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的等等，这一切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反动统治者不承认这是真理，但是他们终究不能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站在进步立场上的人们掌握了这个客观真理，就能够去自觉地改造世界，推进历史的车轮。我们把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正确地告诉了人们，人们就会称赞我们是完成了讲授世界历史的任务。
讲世界史的要求是如此，讲中国史的要求当然也是如此。
至于说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占着怎样的地位，我们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中国史在世界史上占着一个适当的地位，我们既不要抬高它，也不要贬低它。事实是：一切国家的人民都创造着自己的文化，一切国家的文化都对世界历史有所贡献。中国历史上有过自己的优秀文化，中国在近代落后了，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中国人民现在已经赶跑帝国主义，开辟出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崭新的伟大时代。即使这样，我们也没有必要过高地评价中国的历史。我们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怎样就怎样，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丑化历史，也不可以美化历史，因为那都是不科学的。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根本不是谁抬高了中国历史地位的问题，而是有人故意贬低中国历史、贬低整个东方历史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家和他们的追随者故意抹煞东方各国历史，抹煞中国历史中优秀的东西。照他们看来，唯有西方文明才配称为世界文明。他们把欧洲国家的历史当作世界历史的中心。一句话，就是所谓西欧中心论。我们承认欧洲是资本主义的摇篮。然而，资本主义在全部历史上只占很短暂的时间。计算一下，顶多二三百年吧！资本主义出现以前，西欧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不多。资本主义没落、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以后，西欧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一天天在减少。单单凭二三百年资本主义的统治把西欧说成是全部世界史的中心，那岂不是一个十足的谎言！西欧中心论很明显地是欧洲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产物，它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一贯侵略东方的观点。西方资产阶级把整个东方都看成为一片没有文明的荒漠。东方世界的人民既然那么“落后”，他们受欧洲人统治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您们看，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就是这样歪曲历史去为资产阶级老爷服务的。我们要把科学的世界史知识告诉人民，必须批判那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点。
西欧中心论不对，那么来他一个东方中心论，大概就可以了吧！我说不可以。讲授世界历史是不是一定要讲某个地区成为某个时期的中心，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世界历史在一定的时间里是有它的发展中心的。不过，它既不是固定在西方，也不会固定在东方。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应当是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潮流所在的地方。哪里卷起了吸引世界的阶级斗争的风暴，哪里形成了改变世界面貌的人民革命的潮流，旧世界在哪里被推翻，新世界在哪里成长起来，世界历史的中心就是在哪里。现在世界上有两大历史潮流：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潮流，一个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潮流。亚非拉美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斗争正在唤起世界的注视，影响世界的各种力量的斗争。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在亚非拉美人民的斗争下，正在土崩瓦解，世界的面貌每一天都在发生改变。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站在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斗争前沿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当代世界历史的一个中心。根据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潮流去确定世界史的中心，才合乎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合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问题三：古代史与近代史的比重如何安排才合理，教古代史如何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
近代史知识和古代史知识都是人民所需要的。教历史既要讲近代史，也要讲古代史。自然我们不主张把两者平列起来，而主张“厚今薄古”。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传播科学的历史知识，是要让人们利用这些科学的历史知识武装自己，然后去变革现实。古代历史和近代历史同我们生活的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近代史与我们当前的斗争往往联系很直接，古代史和今天的生活只有间接的联系。举出中国近代史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中国近代的历史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空前复杂的历史。中国目前进到了社会主义，但是那段历史距离今天只有十几年、几十年、百把年。阶级斗争在我们的社会里仍很复杂很尖锐。帝国主义至今还包围着中国。美帝国主义至今还霸占着中国领土台湾。被美帝国主义所豢养的蒋介石集团仍然妄想在中国再度建立起他们的黑暗统治。社会上存在的资本主义势力总是想要复辟，想要让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如此等等。可以说，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处处都和当前实际斗争直接有联系。讲好中国近代史，就是对我们的人民进行当前斗争问题的实际教育。为什么我们强调要“厚今”，道理就在这里。
古代史教学当然也可以为今天人民的斗争服务。问题只在于如何服务法。古代史教学要从人民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确定教学目的。为什么研究古代史？我们是为了今天斗争的需要，不是为古代而研究古代。研究死人是为了活人，不是为了让死人统治活人。中国历史上有过孔子、秦始皇等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我们今天也研究孔子和秦始皇。然而我们研究他们，研究他们那个时代的根本目的，应当是为了现在我们更好地进行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为了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实斗争是我们研究古代的立脚点。对日本古代史、对世界古代史的研究，我想也可以是这样。
古代史教学如何为人民服务，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从人民的实际斗争需要出发，分析、批判对待古代文化遗产。象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每个古老的民族都有自己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既有精华的部分，也有糟粕的部分。讲授古代历史，必须从人民当前斗争的利益出发，确定那些东西里面什么是应当称赞的，什么是应当反对的。来自劳动人民、反映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促进劳动人民斗争和活动的东西，是我们要称赞、要肯定的东西。表现没落阶级的要求，不利于人民斗争的东西，是我们要否定、要反对的东西。要为今天人民的斗争服务，就决不能拿那些东西去充塞人们的头脑。
近代史与古代史比重的具体安排，我想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去确定。中等学校与高等学校有区别，高等学校里非历史专业与历史专业有区别，历史系里的近代史与古代史专业还有区别。
“厚今薄古”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历史教学要为人民服务的一条道理。资产阶级学者不论主张“厚古”或是主张“厚今”，他们的出发点跟我们是根本不一样的。
问题四：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在日本现在的情形下，是否也可以对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物作较好的评价？
评价历史人物没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假定有那样的公式，我想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我的意思是说，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坚持阶级分析观点，对具体人物作具体分析，不能千篇一律地做抽象的论述。不这样，要得出正确的结论是不可能的。
处在日本现在的情况下，即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对于历史上统治阶级里的某些人物可不可以作较好的评价呢？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所以是科学的，就是由于它既是合乎客观实际的，又是具有客观标准的。只要你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无论是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是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应当是相同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学相伴随的东西。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是统治阶级的奴仆。他们必须为他们的主子辩护，根本没有什么客观的真理可言。
当然人们的认识是可以有改变的。人们对事物可以从没有正确认识到具有正确认识，从不了解事物的本质到发现事物的本质。关键就在斗争实践。跟着阶级斗争实践的前进，人们对历史、历史人物的认识必然要不断的深化。原来加以肯定的某些人物，后来变为需要加以否定了，或者是有些人物过去是缺少全面分析的，后来作出了全面的分析。我想这并不是什么前后标准不同的问题，而是研究者的阶级斗争实践、马克思主义水平的问题，是对客观标准的理解、运用的问题。
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的人物是形形色色的。有的人起了非常反动的作用。封建暴君、卖国贼即属此类。对于那些独夫民贼，并不发生难于判断的问题。统治阶级中有些人既是剥削阶级的代表者，同时又在客观上起过某些进步的作用。评价这些人就要复杂得多。一个研究者是不是真正具有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观点，常常在评论这些人物的时候面临严峻的考验。
对历史上剥削阶级里某些人所起的进步作用是可以予以肯定的，因为那些人代表着历史上一定时期的动向，反映着人民群众的活动和要求。马克思主义主张批判地对待历史，而不主张否定历史。我们不应该无批判地肯定历史上的一切，只应该肯定那些有利于人民斗争的东西；同时，我们也不需要否定历史上的一切，只需要否定有害于人民斗争的东西。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肯定剥削阶级里面某些人有过的贡献，问题在于你是把剥削阶级看作是历史的主体，还是把劳动人民看作历史的主体？你是把剥削阶级里某些人物的贡献看得比劳动人民更重要一些，还是认为只有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剥削阶级里的人物，即使再了不起，和劳动人民相比是极其渺小的。
第一，剥削阶级里某些人的进步作用，是以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为前提的；第二，剥削阶级里那些人所以能够起一些进步作用，只是由于受到了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剥削的阶级斗争的制约；第三，剥削阶级里面某些人的进步作用紧密地和残酷的阶级压迫、阻滞历史前进交织在一起，历史始终是由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所推动的。
因此，剥削阶级里的人物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斗争，就谈不上起任何进步作用的问题。历史的前进归根到底决定于人民群众。把统治阶级所起的作用和人民群众所起的作用清楚地加以区别，是我们评价统治阶级内部的人物的最重要的关键。
无论在哪种社会制度下，要是有人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把统治阶级里的某些人看作仿佛是历史的主宰，把人民群众看作不过是阿斗，我们就奉送他一个尊号：历史唯心主义者。历史唯心主义根本不可能把正确的历史观点教给群众，而只能给人民群众的斗争带来有害的影响。进步历史家的一个经常任务就是要和历史唯心主义作斗争，肃清他们散布的各种有害影响。
问题五：关于历史分期问题，中国是怎样认识的？
中国学者对于近代和现代的分期似乎有两种不同意见，联系到当前未解放的日本的情形，应该怎样考虑近代和现代的划分？
历史需要分期分段去叙述，没有什么人反对。但是为什么要分期、如何分期，追究一下，问题不少。
不管谈论中国史分期还是谈论世界史分期，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历史分期究竟意味着什么。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如前面所说，是把历史作为一个有规律可寻的客观发展过程来看待的。因此，我们谈论的历史分期只有一个含义，即按照历史的客观实际，表现出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间实质的区别，显示出那些发展阶段的特征、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最后把历史发展、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性正确反映出来。不研究历史发展阶段的实质区别，不研究阶级斗争形势的重大演变，单纯争论某个年代如何如何，那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封建的历史学多半只是根据某个王朝的起迄把历史分成若干段落。资产阶级历史学也只限于表明某种文化起落，某些民族兴衰、人物进退之类。它们虽然也在分期，也在强调某些年月日的历史重要性，其实都只是抓住了些表面现象，一点都不涉及历史发展、阶级斗争的本质。
中国近代、现代史如何分期，至今并没有发生实质的争论。以前我们的办法是把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叫做近代史，把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称为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史前进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十几年前的“现代”，已经很快为今天的“现代”所代替。时至今日，我们再用“近代”去概括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历史，用“现代”概括五四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的历史，显然是非常不合理了。
其理由我以为是很明显的。鸦片战争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一百一十年历史当中，有两个共同之点：第一点，中国一直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二点，中国始终处在民主革命的时期。中国人民始终一贯的革命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最后一、二十年里虽然增加了一个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但是官僚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无关的东西，而是依托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密切结合的。中国的革命性质、革命任务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以后都没有改变。五四前后既然社会制度相同，革命任务、革命性质相同，我们就只能把它看做是同一个历史时代。
当然，我们必须懂得五四以前的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属于旧民主主义，五四以后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属于新民主主义。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别，领导阶级不同，发展的前途不同。不明乎此，就无法理解中国革命由失败到最后胜利的全部历史。
往下翻开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以后的历史，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两个时期是有根本区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这以后是社会主义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民主革命时期，这以后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矛盾；历史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社会制度、革命性质有根本的改变，阶级矛盾有重大的改变。至今仍然用“现代”这个概念去包括上述两个不同时期，就未免要发生分不清两种社会制度、两个革命历史阶段的问题。
然而，这两段历史又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相同的地方，即它们的前进方向、进程，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所决定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都是由于一个根本条件：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必须注意的。以前我们把这两个时期一并称为中国现代史，主要也是根据这个理由。其实细想一下，那应当是了解中国民主革命历史特点的理由，而不是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看做一个历史时代的理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和以后的时代加以区别，丝毫也不妨害人们正确地了解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特点。
书本上有些沿用以久的历史学术语并非严格的科学术语。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等便属于这一类。近代、现代本系相对而言。我们需要根据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制度、革命性质、革命任务、阶级斗争形势的重大发展变化等称呼历史时代，来代替那些相对而含混的术语。中国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史时代，应当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或民主革命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时代应当称为社会主义时代。中国要走完社会主义时代，进入共产主义，将还有很长一段道路。历史学上的近代、现代等称谓，我们不改变自然也可以，但我们的后人也一定要改变，因为我们的近代现代正在日积月累变成他们的古代和中世纪哩！
日本近代、现代史的分法自然跟中国的不同。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条件、历史特点。每个国家虽然在大体上都遵循着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但是它们决不是一下子发生和完成的。一个国家进入了某个特定历史时代，并不表示其他国家也进入了同一时代。世界历史上比较早就发生了资本主义，而中国则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才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谁也没有办法证明它们在同一个时间里经历的是同样的社会制度。中国从二三千年前起就进入了封建时代，那时世界上许多地区有处在奴隶制下面的，也有处在原始社会的。我们绝对不能把中国的封建制和其他地区的奴隶制或原始社会看做是同一个历史时代。现在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日本是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我们深信不疑，日本的历史必定要进入社会主义，并且这个日子已经不很遥远了，但是毕竟还没有成为现实。因此，我们不需要让中国历史上和日本历史上的资本主义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勉强求得一致，即使需要也办不到。现在日本的历史进到了什么时代，阶级斗争的性质是什么，我们就说是什么。重要的是指出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实质，不在于概念和名词。
这里我们只是讲国别史的分期。如果要谈世界史根据什么划分时代，我以为那是需要有统一标志的。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新的社会制度，应当就是划分世界历史时代的客观标志。举例说，古代的希腊进入了奴隶制社会，那时美洲新大陆还远没有发现，处在蒙昧或野蛮的时代。我们却不能因为美洲还那么落后，而不说世界历史已经进入了奴隶制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俄国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后，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发达的美国直到现在还在资本主义的锁链之下踯躅不前。但是我们仍然应该认为世界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时代是俄国伟大的十月革命所开辟的，美国的资本主义早已是日薄西山，它只是代表世界历史的过去，不是代表历史的现在和未来。世界历史既有共同命运、共同规律，各国各地的历史又有自己的具体条件、具体特点，它们既是那么互相矛盾、彼此对峙着，又是那么和谐地统一在一个客观过程里面。
（本报有删节，全文将载《历史研究》一九六五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