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周谷城在美学论战中的态度和方法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学术研究

评周谷城在美学论战中的态度和方法
马奇
周谷城先生在美学论战中宣扬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固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他的态度和方法也是多年来资产阶级学者所惯用的。他明明是曲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却偏偏打起发展学术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们不妨根据周先生在论战中的实际表现，来检查一下他究竟是在辩明真理、发展社会主义学术，还是苦心孤诣的想方设法来宣扬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
以伪装掩盖资产阶级货色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①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由于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人民群众思想政治水平的大提高，顽强的资产阶级理论家，要想贩运他们的私货，更其需要伪装。
周谷城的伪装手法之一就是大量使用动听的名词和引用经典著作，企图骗人耳目。打开周先生所有的美学文章，几乎无处不充塞着时髦的字眼。例如，他所说的“无差别境界”，明明是宣传矛盾融合论、阶级调和论的东西，竟装饰上“矛盾斗争”、“历史即斗争过程”之类词句；为了论证情感是艺术的源泉、引诱艺术家脱离生活、脱离斗争的反动观点，故意大讲“如反帝爱国，对压迫阶级作斗争”、
“如引水抗旱，对自然作斗争”；在宣传唯心主义观点、超阶级观点等许多反动思想时，使用着“物质”、“阶级”、“客观事物的规律”、“崭新的世界观”，等等，不一而足。
周谷城这样做，决不是什么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运用不当的问题，而是断章取义、故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企图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变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服务的工具。这里，我们仅举出一个事例，看他是怎样歪曲毛泽东同志的论点的。
毛泽东同志说：“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又说：“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②。
周谷城先生是怎样对待毛泽东同志如上的著名论点呢？
先是在答复王子野同志对他的无差别境界的批评中加以引用，但用省略号的办法挖去了“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这个极重要思想，因为这个思想明显地跟他的无差别境界相敌对。然后在答复茹行同志对他的批评中再次引用，手法亦如既往。第三次，由于茹行同志的揭发，在答复朱光潜先生对他的批评时，虽然企图补上这个漏洞，但在说明他的观点时，依然如故。
周谷城为了使人们对他的无差别境界坚信不疑，一则把如上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运动过程中相对地静止的状态，曲解为他之所谓的无差别境界，再则把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矛盾的解决等同于他的所谓无差别境界，从而又把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矛盾的解决这两个思想混淆起来。伪装毕竟是伪装，披上马克思主义的衣衫绝不能掩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实质。
周谷城的另一套伪装手法就是一面吹嘘自己“与任何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界限，都是划得很清楚的”，一面散布资产阶级学说的毒素。
据粗略统计，在周谷城先生的九篇美学文章里，引用资产阶级学者的不下三十处；人们不禁要问：周谷城先生把许许多多资产阶级学者的阴魂招唤出来的目的何在？难道真是为了划清界限或者批评吗？不！实际上是在耍着宣扬、发挥以及借尸还魂的把戏。
例如，在艺术创作理论上，周先生直认不讳他的“使情成体”是从资产阶级学者鲍山葵那里借取来的，以为艺术家只要有了不管什么样的感情，在各种各样的所谓物质的材料上体现出来，就能创作出不朽的作品。这显然是为现代资产阶级艺术流派辩护的反动理论。但当王子野同志对此提出批评时，周先生还一口咬定，“使情成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古今中外的作者都是这样作的”。如此说来，不但周先生自己，连那个英国死人都享受了美学中绝对真理拥有者的荣誉。这能算是周谷城先生与资产阶级学者划清了思想界限吗？不，这恰恰是与他们“浑而为一”的证明。
又如周谷城先生在答复王子野同志时曾说，“不使情成体，只要情动乎中，就算有了艺术，那只有克罗齐那种荒唐人才说得出口”。乍看起来这确有点象是对资产阶级学者的批评。但是，据我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批评克罗齐的，不是周谷城，而是与克罗齐同属新黑格尔派的鲍山葵。周谷城不过是拾了另一个资产阶级学者的牙慧，来嘲弄这一个资产阶级学者，怎能算是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的认真批评？更可笑的是，在艺术创作理论上被周先生站在鲍山葵一边批评的那个荒唐人，在艺术欣赏的理论上竟被周谷城捧作真理的权威。因为周先生所谓艺术欣赏中的无是非、无爱憎、胡里胡涂的全人格震动，绝对境界的精神状态，周先生公然承认就是克罗齐所谓的“直觉”。而且是一千个正确。这哪里能算是与资产阶级学者划清了思想界限呢？
再如：周先生为了抬高艺术，贬低政治，把所谓理想的虚拟的实现的艺术封为永恒不朽的东西。因而批评了实用主义者杜威，说他对实现理想的两类方式不加区分，或分得不如我们的周先生那么清楚，否定了艺术的不朽，犯了虚无主义的错误。
其实，周先生本来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信奉者，在这个或那个具体观点上的分歧，很难算是划清界限；而且关于理想的实现的两类方式的理论，原来是从资产阶级学者叔本华那里悟出来的。在叔本华那里，艺术是使人暂时解脱矛盾痛苦的方法，在周谷城先生这里，改头换面为理想的假的实现、自我解脱、自我麻醉。用叔本华的观点批评杜威，怎能算与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划清了界限？
由上可见，不管周谷城先生怎么花样翻新，始终没有一步脱离资产阶级思想阵地，总是重弹资产阶级学者的老调，和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浑然一体，并无界限。
以诡辩歪曲问题的真相
周谷城先生在美学论战中的另一类手法，就是资产阶级学术代表们所惯用的诡辩。
所谓诡辩，简单说来，就是用各种办法把荒谬的理论，弄成表面上似乎很有道理的东西。
周谷城先生的诡辩手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第一，偷换概念，混淆界限。按自己的需要，主观任意地运用概念。
起初，周谷城先生为了调和阶级矛盾，曾明确地规定时代精神就是各阶级的不同的思想汇合而成的统一整体。当姚文元同志揭露了这种说法的实质，并且正面提出只有革命的精神才是时代精神这一概念的内涵时，周先生既不肯接受姚文元同志的论点，又不敢直接说出不革命、反革命的精神才是时代精神的真实意图；于是，把时代精神这个概念偷换成“这个时代的精神”。当然，在这个时代的精神里，既包括革命精神，也包括不革命的、反革命的精神，因为所有这些，都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表面看来，周谷城颇能自圆其说，实际上，搅乱时代精神这一概念的含义的同时，他狡猾地逃脱了究竟什么是时代精神的尖锐的论题。
再象茹行同志指出了周谷城在艺术源泉问题上的唯心主义错误后，周先生在答辩时说：“艺术究竟要表现什么？曰：表现斗争的现实和社会的矛盾”。如果只说这两句，当然不错。但是，什么是斗争的现实呢？原来“斗争的现实是一个抽象概括的名词。把范围缩小一点，说得更具体一点，可以称之为不同阶级的思想意识；把范围扩大一点，说得更抽象一点，可以称之为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大家看，斗争的现实竟然等于思想意识，斗争的现实又等于时代精神，虽然周先生暂时收起了情感是艺术源泉的唯心主义观点，新拿出的竟是社会存在等同于社会意识的唯心主义理论。
第二，偷换命题，转移论点，改变原来问题的性质。
在答复王子野同志的批评中，周先生说：“资产阶级固然认情感为艺术源泉，无产阶级亦未尝不以情感为艺术所决不可少”。就这么轻而易举的一句话，周先生把艺术源泉这个严肃的争论，转移到艺术是否需要情感的问题上去。企图使人以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否定艺术的情感因素，跟着他一齐反对马克思主义。
周谷城先生一向坚持艺术完全表现艺术家个人情感的表现主义的观点，在答复茹行同志的批评中，把论题偷换成艺术是否完全不表现艺术家的情感的问题上去，他说，“一件艺术品如果完全不能表现创作者的感情，完全不能引起欣赏者的情感，那将不是一件艺术品，至少将不是一件好的艺术品”。你反对完全表现创作者的个人感情，我就说你主张艺术完全不表现创作者的感情，非此即彼，这就是周谷城的论战方法。
尤甚于此者，则是栽赃诬陷，嫁祸于人。
前面说过，姚文元同志在批评周谷城先生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的错误的同时，从正面提出只有先进的、革命的精神才是时代精神，并指出：虽然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阶级的思想，是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的思想，却并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时代精神。对于前者，周先生反诬姚文元同志认为阶级社会只有一个阶级，一种精神，把阶级的存在看作不幸的事；对于后者，周先生向姚文元同志栽赃，说他单向地主思想中找进步的动力。但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还要说出自己的主张。周谷城主张，“进步的动力，只能从斗争过程本身去寻，……地主思想固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其实离开了斗争，即农民思想也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其实，这里所谓的斗争，不过是字面的装潢。所谓从斗争过程本身去寻找进步动力，看来也只能从他所谓的“地主佃客相反相成”的阶级调和论里去寻找。
第三，抽象的空谈，不作具体分析；以表面相似的东西否定本质的东西。
在时代精神问题上，周谷城先生一头抽象的抓住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的思想，不问是哪个阶级的；一头谈分别反映时，强调个人的独创和天才。抓两头，即各阶级思想的统一整体和个人，抛掉中间的阶级分析。
在情感的问题上也是一样。一头抓着抽象的真实情感，一头不放掉具体的个人感情，自己不谈还禁止别人谈阶级感情，抛掉的是情感的阶级本质。
周谷城通过他的“无差别境界”和主观唯心主义的艺术创作论，一头把个人对于矛盾斗争的厌恶之情，抽象的夸大为古今中外的一切革命的动力，一头把一切革命的原因都归结为个人生理、心理的矛盾，因“痛苦”而发出的“怒吼”，仍然是不作阶级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周先生这类抓两头，抛中间，抓表面，丢本质的诡辩手法，决不是单纯思想方法或者理论水平的问题，而是对于人性论的辩解。
第四，玩弄形式逻辑的思想魔术，抹杀是非的客观标准。
本来，周谷城的以情感为艺术源泉的理论，已经是直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源泉论的攻击。当他的理论遭到反击而站不住脚的时候，又采取了退一步进两步的战术，更直接地向社会生活是艺术源泉的观点进攻。
周谷城先生说，“我们可以说艺术源泉是生活，但不能说生活就是艺术源泉。这道理太简单了，正如我们可以说人是动物，但不能说动物就是人”。进一步又曲解毛泽东著作说：“如果说生活就是艺术源泉，那末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云云，还有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一，谁要认为生活就是艺术源泉，好象说动物就是人一样的违反逻辑。二，谁要说生活就是艺术源泉，就等于说生活就是艺术，生活既然已经是艺术，便无需加工提炼。
这是对形式逻辑的玩弄，但是拙劣的玩弄。正如王子野等同志已经指出的：一，因为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按照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主宾词的互换是完全合法的。人和动物是不同关系的概念，主宾词当然不能换位。因此把生活与艺术源泉和人与动物拉在一起，作不伦不类的比较，本身已不合逻辑。二，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指生活是艺术的原料，不就是艺术成品，正如铁矿石不是铁本身一样。周谷城有意混淆艺术与艺术源泉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目的是为了加罪于人和曲解毛泽东著作。另外，艺术的源泉是生活与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在逻辑关系上，恰如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与认识的源泉是实践一样，本来怎么说都可以；周谷城先生不是也曾说过“认识的来源是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吗？③为什么别人就不能说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而只能说艺术的源泉是生活呢？
由上可见，诡辩家周谷城的无原则性贯串着一条原则，那就是一切服从于宣扬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一切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自己打自己耳光等等都是小事。对我有用的便是真理。周谷城又是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奉行者。
王子野同志批评他错误地把万事万物分作理想的实际的和虚拟的两种方式的同时，向他提出：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军事斗争、科学技术、教育、道德等该归入哪一类的问题，周先生说：“这有什么麻烦”！先看它们的理想，再看它们的成果，如果是以情感人的则归入第一类；以理服人的，则归入第二类，至于这两类所包括不了的东西，“这太好办了，另立范畴即得”，理由是：“宇宙间存在的东西多着咧；学者为研究方便计，自立范畴，自分门类，完全有自由”。
周先生的这类顽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方便和自由，足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他格格不入，只有请他听听鼎鼎大名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对这种态度的剖析（或许是他的自白），黑格尔说：“如果一切都发生动摇了，那么这一点可以成为坚实的一点，就是：‘我拿来当作我的目的的，是我的快乐，面子，声名，荣誉，特殊的主观性’；个人本身是最后的满足”。④
在我们看来，周谷城先生的特殊的主观性，他所追求的方便和自由，当然也是为了维持资产阶级学者个人的声名、荣誉等等，而其根本目的则是反对马克思主义。
对于玩弄诡辩术，掩盖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学术代表们，列宁曾经异常愤慨的把他们叫作“坏到极点的诡辩家”。⑤当然，我们仍然希望周谷城先生能够决心放弃资产阶级观点，真正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
以无理取闹抵制批评
周谷城先生特殊的主观性、坚持资产阶级观点的稀有的顽强性，还表现在更低级一些的方式中。
谁都知道，党的百家争鸣方针，是为了按照科学发展的规律，按照有利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促进科学工作的方针。不是给任何人以无理取闹的机会。百家争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争鸣，是在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辩明真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因此，百家争鸣中，既不容许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而不进行斗争，也不容许任何人以权威自居，不准别人批评，更不容许任何人以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压制批评。
周谷城先生在百家争鸣中，恰恰表现出以权威自居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压制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并且把社会主义的学术论坛当作独家经理的贩卖资产阶级反动货色的自由市场，甚至作为个人为所欲为、无理取闹的场所。
七年多来，周谷城先生分明宣扬着资产阶级反动的美学观点，竟尽皆自封为无可置疑的真理。在周先生看来，别人只有不加分辩全盘接受他的观点的义务，绝无提出商榷批评的权利。谁不同意周某某，谁就是反对真理。以蛮横恶劣的态度和方法，企图压制批评，这已经成为周谷城先生多年来恶劣透了的老习惯。在他的反批评文章里，很少正面的答辩，多属毫无根据的胡扯乱骂。例如：陆贵山同志就他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一些论点提出商榷，他能在反批评文章里，四次挖苦对方“文不对题”、“文与题不甚符合”，既六次称颂自己文章“明白而具体”、“极为明白具体”，又五次重述对方没有看懂他周某某的原文，讥笑批评者对“白话文的理解能力还成问题”。在包括标点符号在内的六千字挂零的文章里，属于这类胡扯乱骂的竟占去四分之一。
但是，近几年来，周先生却另有一手，自己理屈词穷之余，对方的批评实在无法躲闪之时，他便顺手牵羊，把别人的批评作为自己早有的认识，不是说别人的意见与他“完全雷同”，就是说与他“不谋而合”，虽然分明是他坚决反对的东西。他用超阶级的观点提出“创新”，抽象地肯定一切“创新”，不讲阶级分析。姚文元同志对“创新”作了阶级分析对他批评后，他说“不错，我没有讲，不过，我没有讲，姚先生多讲点，不是一样的很好吗？”象这种把错误推给别人，把正确抢归自己的手法，恐怕在资产阶级学者中间也是罕见的。
周谷城先生在学术讨论中另一个恶劣的老习惯，就是五复六番的重抄重述自己的陈旧观点。以为谎话的重复，就能变成真理。这也可算为资产阶级学者欺世骗人的一种手法。
前边说过，周谷城先生的手法之一，是转移论题，“王顾左右而言他”，对所提出的问题避不作答，在另外的问题上与你纠缠。现在我们所说的重复照抄的手法，虽与前者有所不同，是在同一个问题上与你纠缠，但相同之点，仍是避不作答。
单以那一段臭名昭著的关于时代精神的谬论为例。你要批评周谷城先生的超阶级的“汇合论”，他能原封不动地在答辩文章里照样抄出来给你看，并且声明他的观点不是超阶级的“汇合论”。你要批评他在那段话里缺乏阶级分析，他又原封不动地把那段话抄出来，说那里已经在作阶级分析。要什么，有什么，简直象是万有文库。姚文元同志曾提到周先生在哪里重抄过那段话，周谷城先生竟满以为得计地“报告”我们，他那一段话，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共抄了五遍”。
周谷城重复照抄的习惯，不单在美学讨论中，早在逻辑讨论中以及史学领域里已经养成。作为史学家的周谷城先生能够把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和《中国社会之现状》三本书，东抄西抄，抄成《中国近代经济史导论》，发给六十年代的学生。在美学讨论中，我们曾以为周谷城先生所谓的“无差别境界”的那套理论，可能是新近的制造，读了他一九二四年出版的《生活系统》，才知道当前周先生所贩卖的，是四十年前的陈货。所不同的只有两点，一是那时比现在说得更具体、更直率，比如“无差别境界”是“生活的正面”、“生活的根本方面”，⑥“无差别境界”与“差别境界”是“生活本身的轮转”⑦，等等。二是那时还没有条件把《矛盾论》里所讲的事物运动的相对地静止的状态曲解为“无差别境界”，也没有必要贴上类如上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商标。另外，也不能说没有不同之处，但那仅仅是无关宏旨的纯技术问题，比如四十年前举例说明“无差别境界”的存在时，用的是“小孩抛皮球”的例子，四十年后的今天，则改为小孩“拍皮球”。再如周先生现在坚持的吃饱喝足就是“无差别境界”的出现的那个标本，四十年前已经诞生，我们不必尽举。
但是，有时候为了需要，周谷城先生偏偏自欺欺人，把他早已有之的反动观点，说成是刻苦钻研的最新发现。譬如，当王子野同志批评了他割裂、对立历史与艺术，把两者作为理想的实际的实现和理想的虚拟的实现的观点时，他说，这等问题，是他经过“几年的酝酿”而“寻找”出来的“解答”，言下之意，一，好象经过几年酝酿而发现的新观点，即使错误、反动，也不该批评。二，好象真理以学者酝酿的时间长短为标准，酝酿的时间越长就越是真理，有如明星牌花露水那样，越陈越香。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象周先生这样长期坚持反动观点，那只能说明坏根由来已久罢了。
态度和方法的问题，说到底，还是立场问题。周谷城既要顽强坚持资产阶级思想，但又不好赤裸裸地宣传，既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却也不便公然的诋毁，于是，就有了那样恶劣的态度和狡猾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愿意努力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就应该具有诚恳谦虚、老老实实的态度和方法。周谷城先生如果有决心抛弃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也就应该同时改变以往的态度和方法。附注
①《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八三页。
②毛泽东：《矛盾论》。
③《逻辑问题讨论集》续集四二二页。
④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二三页。
⑤《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一六一页。
⑥周谷城：《生活系统》一六三页。
⑦同上书，一一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