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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一个真正的总工程师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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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65-04-01
第6版()
专栏:

编者按:今天我们发表了担任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总建筑师职务的同志写的三篇文章。他们介绍自己在设计革命运动中自觉地革命、自觉地改造思想的收获和体会,很值得大家一读。
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总建筑师是技术上的带头人。比起一般的技术人员来,他们有更广博的专业知识,更丰富的技术经验。因此,党和人民把技术领导的重任付托给他们。这些同志怎样才能把这个重大的责任更好地担当起来呢?林乐义同志在这次设计革命运动中,下楼出院,深入现场,得到比较深刻的体会,他说:“一个总工程师,不是自己什么都‘总’会,‘总’懂,‘总’对,而应该‘总’群众的智慧,‘总’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总工程师”。这一体会言简意赅,十分可贵。任何一个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总建筑师,要真正能做到这样的“总”,就必须政治挂帅,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做出符合人民和国家要求的设计,也才能加速自己的思想改造,把自己锻炼成为又红又专的国家建设人才。
我们老一辈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是从旧社会来的,受旧社会的影响总要比年轻人多一些。这不奇怪,也不可怕。只要能够自觉地革命,自觉地改造思想,是完全可能逐渐清除旧的东西,接受新的事物,把自己所担负的工作做得更出色,不负人民和国家的希望。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伟大的设计革命运动中,象林乐义、高作楫、葛辰生这样的同志正在不断地涌现出来。让我们向他们表示热忱的欢迎,并且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在思想上、工作上取得更大的进展,把我们的技术工作更好地、全面地“总”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要做一个真正的总工程师
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 林乐义
我深深地体会到这次伟大的群众性的设计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与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斗争。搞好这一运动,对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多快好省,避免少慢差费,有重大的意义。这场斗争对设计人员来说,走什么道路,能否真正为无产阶级服务,有着重大的关系。
我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受资产阶级影响很深,加以自己没有很好地改造,十多年来,高高在上,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以致在设计工作中与党的方针政策背道而驰,违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深深体会到不革命是不行了。
设计思想上的几个主要问题
回顾这些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做了一些设计,受到了一些锻炼。但我的设计指导思想还存在着不少严重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认为是“必须注意美观”。而且往往本末倒置,把“美观”的位置放在“适用、经济”之前,违背了党提出的“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方针,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
如某大学的一幢试验楼,共二万多平方米。因为这个工程不是主楼,只能坐在“陪衬”一点的位置上,为了面向主楼前的广场,于是硬把建筑坐东朝西。加以开了大玻璃窗,结果夏天室内热到摄氏四十度多,冬天又冷得呆不住。后来不得不花费更多的钱来做遮阳隔热处理。我们室内组设计国际列车车厢时,我要求大家:门锁、挂衣钩都不要露出螺丝钉来。大家说:那没有办法,除非再做一个盖子盖上。
在我主管的工程中,往往花在研究立面处理的工夫比研究合理布置平面多。一旦平面与立面有矛盾时,常常变动平面迁就立面。
在业务学习中也是注重“建筑艺术”。如常请一些专家来报告“建筑色彩”、西洋建筑、古代园林……等等,忽视了方针政策和配合生产的学习。
这些都是严重地脱离实际,违反总路线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所以,形式主义的后果,使许多设计只能是从浪费开始,以更大的浪费告终。
二、片面地贪高、贪大、求全,不是从实际的需要出发,从六亿人民出发。
我曾说,工程要分别对待。特殊的、重点的工程,要“高、大、全”是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的。而落在我手里的工程,又好象都必然是特殊的、重点的。例如一九五九年我设计的一个剧院方案,多达五千六百多个座位(一般方案都是二千多个座位)。当时曾有些同志提出,规模是否过大。我却解释:“座位多是群众观点,视距虽远,总比看电视强。”实质上我是一心想超过号称世界第一的美国无线电城大剧院。
三、以“古”为中,以“洋”为新。
我对“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说法,很感兴趣。虽然我设计的已经建成的工程很少有大屋顶,但并不等于我不赞成。过去我做的一些设计中,曾摆上各式各样的大屋顶,里面尽是古彩画、斗拱、雀替、额枋、挂落等古装饰。洋的,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新”建筑,我很欣赏,认为窗大、柱细、墙薄、线条明确,“简洁明朗”。不管气候、地点、客观条件,都生搬硬套。前述试验楼工程便是实例。
我主管的室内组的家具设计,走的是两个极端。不是抄洋,就是仿古。
在《设计资料集》一书中也反映了这个问题。我考虑这本书要有一些“中国气氛”,如在住宅部分中我曾建议加上一些古代民居。有人说:这不是民居,是地主剥削阶级的住房。这些“民居”,有轿房、厢房、前院、后院、粮仓、书房、垂花门等等,不是剥削阶级又是谁会住这样的房子呢?我还要编辑同志们在模数一节中加上了斗拱、大屋顶、举架,说斗拱是中国“古代模数”。第二集中还准备编写园林一章,把中国古代园林、亭台、楼阁加上。图书馆实例中选入了天一阁和文渊阁。编这样一本书,到底要设计人员参考什么呢?
总的来说,对古的,我既欣赏小桥流水人家,也欣赏雕栏画栋庙堂;对洋的,既欣赏马路花园洋房,也喜欢高楼大厦广场。时间上拉得那么长和古人打交道,空间上拉得那么远和洋人打交道。就是不愿意和此时此地的广大人民群众打交道。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不禁要自问:这是什么阶级的感情?这是什么精神状态?我忘了我是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什么样的一个国家了。
四、生搬硬套洋框框。
外国的定额标准又高又全又周到,一切公共建筑都有衣帽间,厕所必须有前室,工厂要有完备的厂前区,剧院后台平面比观众厅要大三倍,食堂、厨房等等都要设更衣室、休息室、浴室等等。我们的建筑设计规范基本上是照抄的。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洋框框是我们自己愿意套上的。如对人的关怀,我们没有分析是对大多数人还是对少数人,只一概而论,没有用阶级观点和辩证法看问题。生搬硬套外国的理论、定额、标准、规范,主要在于我们自己的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
五、突出“自己”的权威思想。
在我做的设计中,处处都看出表现自己的痕迹。假如我的设计在总规划中是属于次要的、从属的,总要想法使它突出成为主题。如北京木材厂一个小展览室,面积不过二千平方米左右,但在处理手法上,用了很大的门廊,想要压倒厂内原有的一切建筑。
一九五九年我在上海建筑艺术座谈会上还提过建筑设计有两等:一是一般的,没有什么特点;一是“种子”设计(象打乒乓球那样有种子选手)。言下之意,我的设计当然应该属于“种子”之列。
这种思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发展个性”,是认为“个人服从任何伟大的社会目的都是下贱的”尼采哲学。
我的这些错误思想,将引导我自己走什么道路,又将引导青年接班人走什么道路呢?从以上的事实看来,不是集体主义道路而是个人主义的道路;不是从六亿人民出发,而是从个人名利出发;不是又红又专,而是只专不红;不是实事求是,而是教条主义;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一句话,我自己走错了路,还引导人家也跟着我走错路。
我的思想根源何在?我在大都市里长大,进的是半殖民地的教会学校,又在美国留过学,“镀过金”。在旧社会是自由职业者——建筑师。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极深。解放后,经过各次运动,经过学习,虽在逐步改造,但很不彻底,资产阶级思想还占主导地位。我原以为这样下去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点事。事实证明,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是走不通的。
下现场后的收获
过去也检查过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为什么改进不大呢?主要是以说话代替行动,没有让行动说话。光坐在办公室里指手划脚,不下楼出院是不行的。因此我决心放下总工程师的架子,下楼出院,和小组同志们一起去现场解剖,一起去现场设计。但我对下现场也有几种想法:选择大工程呢?还是小工程?选择条件好一些的现场呢?还是条件差一些的?我觉得要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不应该回避矛盾,因此选择了一个过去我不重视的小的住宅区工程,一个生活条件比较差的现场。我背着行李和大家一起搭公共汽车,和大家一起住在一个养鸭的木板棚里。现场没有施工,没有可以劳动的地方,我就和大家一起帮厨洗碗。就是在生活上做了这么一点微小的改变,但同志们都鼓励我,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都贴了大字报表扬我。这使我很惭愧,使我体会到党和群众对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的改造,抱着多么热忱和殷切的期望,也使我更深地体会到我过去的生活和作风离开广大劳动人民多么远!
我们在现场解剖了某部队的住宅区设计。这个工程,单纯从技术上看,设计水平是不低的。但设计标准过高,违反了党的方针政策,与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相差太多,脱离了群众。开始有人认为,“这项工程在技术上打了胜仗,在政治上打了败仗。”其实在政治上打了败仗,在技术上就迷失了方向,怎么能说是打了胜仗呢?这项设计归根到底是失败的。
毛主席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只有技术,没有政治,就会迷失方向。所以设计工作必须政治挂帅,必须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过去我总以为,只要熟学古今中外的技术,设计时就能挥笔自如。现在才体会到,只有听党的话,
才能做出正确的设计。
在现场设计中,有一个办公楼工程,处在地形复杂的山坡上,过去在家里做了许多方案,都定不下来。到现场后,发现原来的方案都不能结合地形。于是我们先就地形定出了体型,再就体型放在地形上去划线,又根据地形修改了体型,这样反复地在现场搞了五六次,由地形——体型——地形——体型,也就是由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才做出一个适合地形依山就势的办公楼设计来。既少动了土方,又节约了基础处理,减少了投资。象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到现场是解决不了的。
建设基地的三面都环绕着石山。经过分析,山石的质量很好,开采方便。计算一下,如果全部基础能就地取材利用毛石,每平方米就可以节约一元二角钱,全部造价就可以节约十万多元。附近还有一个火力发电站,废焦碴很多,如果利用它做的焦碴空心砖做隔墙及楼板,每平方米就可以节约三元多钱。经过与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反复研究,做出技术方案比较,决定大量利用石头和焦碴。如果坐在办公室里,仅凭“本本”上的死资料拍脑袋,就不可能想到利用地方材料。
又如我们设计的一个学校,占地约三公顷多。在学校的前边有一座旧仓库,建设单位也未提到仓库是否可以利用,我们也不调查分析,就凭任务书的要求做了方案。原来的方案是在旧仓库的西面布置了教学楼,东面布置了宿舍。仓库的后面除了建筑食堂以外,还根据建设单位的要求,留出一片空地,将来修建礼堂。到现场经过实测检查,发现旧仓库质量很好,面积有一千平方米左右,大可利用。于是我们便重新研究做了一个新方案,把东面的宿舍布置在旧仓库的后面,把旧仓库稍加处理修改就可以利用它做食堂,多下来的面积,正好做礼堂。这样一来,不仅节约了一公顷多的土地,省下了盖食堂的七万多元,还赚了一个礼堂。一举三得,建设单位很满意。如果我们不到现场,亲自观察,分析研究,就不可能做到因建设地点的具体条件而制宜。
下现场之前,建设单位和设计人员对我都有很多顾虑,认为我是总工程师,又是老知识分子,怕难于相处。又怕我下现场带着“斧头”,砍他们已经定好的设计方案。我想,过去我不爱听人家的意见,有权威思想,管一个工程,不找出人家的一些毛病,就不足以表现自己的本领,不找出一些问题,就不足以突出自己“权威”。这次现场设计中有个建筑物的布置与地形情况不符,有一段落在洼地里,我想改一下体型就可以更合理了。于是我就当原设计人的面,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新的方案。原设计人当时很紧张,提了许多理由为原方案辩护。这使我马上意识到我的权威思想老毛病又在作怪,影响了原设计人的积极性。后来我改变了态度,对设计人说:“你对这里情况比我更熟悉,能不能再考虑提几个方案比较比较。”设计人马上接受了我的意见,一下子就提出了四个方案。而且确是比我想的更好更周到。这样,问题解决了,大家的心情也都很舒畅。通过这件事我深深体会到,一个总工程师,不是自己什么都“总”会,“总”懂,“总”对,而应该“总”群众的智慧,“总”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总工程师。事实上那些轻视群众、脱离群众、自以为是、在工作上充满权威思想的人,倒是最没有“权威”的人。
这次设计革命运动,我所以能够自觉地投入群众运动的大熔炉中,受到了锻炼,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组织上的关心和帮助。我现在离党和国家的要求和期望还很远,今后要坚持政治挂帅,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走群众路线,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积极改造思想,自觉革命,永远跟着伟大的共产党走,使自己成为一个又红又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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