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能上中学了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我的孩子能上中学了
我今年五十五岁。我有五个孩子。十五年前丈夫死了。在旧社会，丈夫和我都不识字，亲身体会到了不识字的苦处。心想：无论如何也得让孩子识几个字。可是在旧社会，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哪能念得起书呢？我的大孩子翠芳根本没有捞着上学。解放后，二孩子培行上学了。我想：解放了，翻身了，得让他多念几年书，可是，上全日制中学一年得花三四十元钱。我失去了丈夫，一个妇女家，拉扯着五个孩子，虽然能顾上吃穿，可要供孩子上中学，还是有困难的，只好让他高小毕业就停学了。
一九五八年，我们社办了一所农业中学，这学校半农半读。孩子能学习，能劳动，这正是我心眼上的学校。我想：这一定是毛主席为咱们办的学校，我就让三孩子培英上了农中。她在农中学了三年，在校劳动收入解决自己的书费和学费，在家劳动的收入解决自己的吃穿。她毕业后回家很象个农民，什么活都能干，能下地，能写信算账，现在担任大队团支部组织委员。要不是有了农中，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孩子能上中学。
一九六三年，我的四孩子培良又高小毕业了，正好这年俺大队办起了农中。中学办到家门上来了。我亲自尝到了农中的甜头，就把培良送到了农中。孩子在校念书，在队劳动，在家吃住，真方便。他在校里参加勤工俭学所得的收入，解决了书杂费，今年在家还挣了八百多个工分，同时，他在家里在队里都很听话，队长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真高兴极了。孩子上农中以后，既能读书，又可以从事劳动，使家庭收入增加。这样，俺贫农下中农文化和经济生活就可进一步上升。我的五孩子培兰，今年暑假就高小毕业了，我一定还送她到农业中学去读书。
山东肥城汶阳浊前大队第九生产队贫农社员
宋秀英　口述
（汶阳公社业余教育辅导员杜允兴代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