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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最高检察署 对科斯托夫及其同谋犯起诉书(续昨)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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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49-12-08
第2版()
专栏:

  保加利亚最高检察署
 对科斯托夫及其同谋犯起诉书(续昨)
“……铁托称,现在是时候了,你和你的手下应该准备独立行动,在党内和国内组织内部力量来实行这种政策并设法在国家和党的机构中取得枢纽职位,以便能够动手干起来,成立新政府并宣布保加利亚立即与南斯拉夫合并,以后也依靠我们的积极援助。
铁托称,我们也准备在这样事变中以武装部队支持你们,但他说,这将是联邦体制以内的帮助,联邦内部的内政,没有人能认为这是侵略行为……”这样,由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和铁托谈判的结果,业已获致了秘密的谅解,即由科斯托夫所组织和领导的反对保国的罪恶阴谋,将获得南斯拉夫方面的外来的武装部队的支持。
科斯托夫以政府领袖季米特洛夫不可免要反对关于脱离苏联的政策警告铁托。
提起季米特洛夫的名字就引起铁托的憎恨。在这一点上,科斯托夫供称:“……铁托压抑不了他对季米特洛夫的憎恨。他疯狂地咆哮:“这个老头子还能妨碍我多久。”显然,季米特洛夫对于铁托就象是肉中刺、眼中钉一样使铁托感到十分困恼。
我告诉铁托说,我们的计划在于听事件的自然发展,因为季米特洛夫的身体羸弱,可能会不久就死掉,他一死去,我就会做他的继承者——充当党的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
我继续说,那样,摆在我和我的部下面前的将会是大好的机会,来改变政府与党的领导机构的组成,保证无痛苦地使保加利亚参加南斯拉夫……。”铁托在回答我时扼要地指出逮捕并在肉体上有消灭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可怕的计划。
“……铁托说:如果季米特洛夫很快死去的话,这个计划就好办了,但是,这是没有保证的,他说,你必须准备坚决行动,也要在我们的帮助之下,将他逮捕,且必要时把他消灭掉。”
我反对道,事情的这种发展在党和人民当中是会有恶劣的反应的,而且会使人民畏避我们,因为季米特洛夫享有作为人民领袖的威权,而为了这个理由,我们赞成我们保加利亚的办法。
铁托反对这个意见,他坚决主张,我们必须采取坚决行动的政策,要使我们的人盘距一切最重要的职位,并且要拥有足够有组织的力量,这种力量将会在我们一动手的时候就能够使反对我们政策的人们陷于瘫痪。铁托说,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你成了季米特洛夫的继承人,那就必须迅速地能够把党与政府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宣布保加利亚加入南斯拉夫。铁托向我保证:这之后一切便都容易办了,南斯拉夫的援助是完全可靠的。
铁托特别着重指出,关于坚决行动方法的计划不仅是他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曾与美国人商量过,并得到他们同意,他们答应予以援助。
在谈话结束时,铁托再次建议要尽速采取坚决行动,因为时机一过就不会再来了……。”
在后来的会谈中,铁托向科斯托夫建议,采用并且在保加利亚重复铁托的经验,以他曾经尝试过的而且迄今收效很好的两面派手腕来麻痹群众及敌人的警觉性。
“……铁托说,我们已这样安排了事情,俾便与苏联及其盟友破裂时,被看作是民族的荣誉与尊严的问题,说苏联及其盟友不尊重南斯拉夫人民的尊严,不承认南斯拉夫人参加反对德国的解放战争,并干涉南斯拉夫内政,把南斯拉夫当作一个不平等的盟友来虐待。
铁托解释说: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而又一直不废弃社会主义的口号,初期继续歌颂苏联而实际上却离开苏联并鼓励国内的资本主义因素,他——铁托将利用由于他的行为而在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中所引起的不能避免的反应,结果他就能够逐渐使南斯拉夫转向英美集团的路线。
他狞笑了一下,说:然而,在群众面前,我们将把这一事归咎于以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国家,说什么它们拒绝援助与合作,并迫使我们向那些不拒绝我们的人寻求这种援助与合作。铁托又说:至于南斯拉夫国内及南斯拉夫共产党内那些试图起来反对我们的方向的人,我们已有充分准备,要用最坚决的方法来对付他们。而这早就成为兰科维奇所经管的事情了。
铁托临别时向我建议说:我也应与兰科维奇会谈……。”
科斯托夫与兰科维奇的会谈,是同日黄昏他们在埃夫克西诺格勒宫的花园散步时举行的。
“……兰科维奇告诉我说:老实说,他认为我们有一个弱点,那就是:根据他的情报,我们缺乏单一的领导机构,而且工作多少是在不协调的方式中进行的,工作也没有组织。他着重指出:必须选出几个最可靠的人来,并靠着他们的帮助去领导与指导整个工作。
兰科维奇也指出:必须在军队与内政部各部门中有更大的影响,以便建立在必需的场合时可资倚恃的谋叛实力。
接着,兰科维奇又着重指出:必须依恃更坚决的行动方法,必要时甚至不惜加害于他们的反对者,并用武力消灭之……”科斯托夫与铁托及兰科维奇在埃夫克西诺格勒的会谈与磋商这样结束。
当铁托与科斯托夫在贝尔格莱德商谈时,铁托答应了科斯托夫所提出的要求。在一九四七年年底,科斯托夫与美国新任驻保加利亚大使顿纳德·希斯会面。
关于这次会面,科斯托夫供称:“……首先,希斯把他自己向身为代理总理的我作正式介绍。在第一次拜会时,希斯表示盼望在最近的将来能再度会见我,因为需要讨论有关我们双方利益的某些问题。我表示同意。几日以后,希斯求见。我便在我的办公室里接见了他。
简短地谈过对索非亚的印象(谈话是用法文进行的)之后,希斯便告诉我说:他晓得我与南斯拉夫人在建立起来的私人友谊关系,他对这点甚感欣慰。他希望我对美国人也有好感。
从他所说的话,我了解到希斯来看我,是我与铁托谅解的结果,铁托原答应过帮助我与美国人建立联系的。
我回答这位美国人说:我愿意满足他的愿望。
接着,希斯又告诉我说:他不会以不必要的困难来增加我的负担,也不会要求与我单独联系。希斯称:美国人要告诉你些什么,将会在事先得到南斯拉夫的同意,并且通过他们来告诉你。希斯着重指出:我从铁托及其亲信所得到的意见,我也应把它作为美国人的意见来接受,而且在这一方面,美国人和铁托之间是有充分的谅解的……。”一九四八年一月,科斯托夫通知被告巴夫洛夫及斯捷法诺夫以关于他和铁托及兰科维奇在埃夫克西诺格勒的协议,以及关于铁托及南斯拉夫其他领袖在最近的将来与苏联破裂的意图。
科斯托夫也告诉巴夫洛夫和斯捷法诺夫说南斯拉夫人坚决主张——科斯托夫——的一伙要在保加利亚作必需的准备,以便保加利亚能尽可能地追随铁托使南斯拉夫所走的同一道路。
“……我向他们解释铁托在南斯拉夫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假如我们想要得到更好的结局,我们方面需要有组织的工作。
巴夫洛夫和斯捷法诺夫在听完我的解释后——他们各自都同意与我共同工作,以履行我与铁托所协议的计划。这样,我和我的亲信——巴夫洛夫及斯捷法诺夫——便组成了一种领导敌意行动的中心。……”被告巴夫洛夫证实这一供词称:“……正如科斯托夫在他与铁托在埃夫克西诺格勒宫会晤后所告诉我的,铁托告诉他即将与苏联最后破裂,并建议保加利亚追随这同一的道路,且愈快愈好。有如科斯托夫所告诉我的,当在中央委员会他的办公室里谈话时尔,铁托径直向他提出这一问题,即必须力求以一切办法来攫取党和政府机构的领导,必须指派我们自己可靠的人到负责的职位上去。铁托劝告科斯托夫说:必须坚决,只有这样,成功才有保证。并且假若需要的话,南斯拉夫准备给予一切援助,包括军事援助在内。
按照科斯托夫所谈,铁托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必须避开季米特洛夫以及他们和苏联友好与合作的政策。并且假若必要的话,干掉这个老头子……”巴夫洛夫并证实:在一九四八年,科斯托夫遵照与铁托及兰科维奇所获致的谅解,在保加利亚建立了阴谋的领导中心,巴夫洛夫也参加在内。他供称:“……科斯托夫的意思是:我们必须组织彼此间没有联系的独立活动的系统,这些系统将统由领导中心领导,俾便把准备攫取国家政权和控制党的领导机构作为最终的目的,以在将来使保加利亚和苏联隔离而把它转到英美集团的方向去,而英美集团是能保证保加利亚的经济发展和保证在保加利亚建立类似于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权的唯一集团。
科斯托夫、斯捷法诺夫、和我三人要成立一个领导中心,所有一切谋叛活动的线索都将集中在这个中心的手里。
科斯托夫继又强调我们与南斯拉夫人保持联系是有着决定的重要性的。据他说,南斯拉夫人已经可以‘自由行动’地给予我们有效的合作而且已答应了这种合作。
我同意必须更积极地进行非法工作,且必须按科斯托夫的建议成为三人阴谋中心的一员……。”
在调查时,被告斯捷法诺夫以及巴夫洛夫完全证实:科斯托夫曾告知他以关于科斯托夫在埃夫克西诺格勒与铁托会谈时所获致的成果。
关于这一点,斯捷法诺夫供称:“……在同一次会谈中,科斯托夫告知我他曾亲自与铁托商谈,在商谈中他们曾检讨我们在保加利亚共同的工作的全部问题。
科斯托夫告知我:铁托再次确认他们同意我们工作的整个方针,并诺许给予我们以一切我们所需要的援助。
如科斯托夫告诉我的,铁托直接了当地提出有极大重要性的、杀害季米特洛夫的问题。铁托告诉科斯托夫:因循迟延、踌躇不决,不采取措施反对不能和解的领袖,将证明是对全部事情的致命伤。同时,铁托允许南斯拉夫方面给科斯托夫以援助,这种援助并不排除如遇他们开始当政时给以军事援助,以使联邦立刻宣告成立,铁托并建议尽快着手进行。科斯托夫用他的话来说,接受了铁托的意见和忠告作为行动的指针。”
斯捷法诺夫并供认他也与巴夫一同参加了以科斯夫为首的反对国家的三人阴谋中心的活动。
“……一九四八年十月,我们三人:科斯托夫,我和巴夫洛夫在科斯托夫的办公室会晤。严格说来,这便是三人阴谋中心……。”
由被告亲自的供词,证人的证言及本案的其他材料业经确定:铁托和科斯托夫的犯罪集团,按照预先拟定的计划共同行动并保持经常的接触,利用保加利亚人民对其斯拉夫兄弟——南斯拉夫劳动人民所怀有的友好的感情,及南方斯拉夫联邦的流行的思想,作为达到其卑劣的目的之工具,这些目的就是剥夺保加利亚民主国家的民族主权并把它变成铁托南斯拉夫的附属物和美国与英国帝国主义的新殖民地。
被告科斯托夫在与其贝尔格莱德同谋者协议之下,滥用其官职,采取在其权力以内的措施,以保证南斯拉夫代理人自由地打入保加利亚的国家机关。
南斯拉夫武官伏耶斯拉夫·里斯蒂奇中校及他的继任者德拉格丁·菲利波维奇上校,曾被给予接触陆军部文件的机会及与军队的首要军官建立和保持日常接触的可能性。
南斯拉夫间谍在鉴于所谓即将成立联邦需要研究保军的情况,以按南斯拉夫的模型建立统一的建制和训练制度的借口下,得到了接触为国家的法律所警卫的包含国家秘密的情报之机会。
南斯拉夫驻索非亚大使馆人员曾被给予出入其他保加利亚机关包括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央统计处的机会,在这些机关里,他们也得到建立谍报联系和获得秘密材料的可能性。
有两年多的时间,直到一九四八年五月为止,兰科维奇的警察间谍机关的特别代表约凡·波热维奇在内政部中活动。这一合法的间谍得到了接触最机密的机会并培植了代理人。
在调查中证实这一情况时,科斯托夫进一步供称:“对南斯拉夫和铁托的某种偶像崇拜开始了。所有保加利亚的机关和团体,都一个一个的派遣代表团到南斯拉夫去研究南斯拉夫的国家和社会构成,以便随后在我国加以模仿以及与各个南斯拉夫团体建立联系。
这个明确规定的南斯拉夫倾向之所以被培植和鼓励,是为了对我国的舆论掩盖苏联和苏军在从德国占领者下面解放保加利亚及在建设新保加利亚中的历史性作用。
铁托的南斯拉夫被说成是更接近于保加利亚条件和为保加利亚更易接受的新模范……。”巴夫洛夫关于这一点供称:“……事情已达于这种程度,即我们在制造保加利亚人落后于南斯拉夫人,后者已更勇敢地和彻底地解决了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重建问题,我们必须从他们学习和仿效他们的工作形式和方法等看法上几乎得到了正式的成功。
在这样作的时候,铁托被以一切可能的方法赞誉为巴尔干的最杰出的领袖……。”在组成联邦的计划失败后,有如铁托和科斯托夫损害保加利亚人民的根本的民族利益而筹划的分割彼林地区并将其并入南斯拉夫马其顿的任务就被提到面前来了。
科斯托夫为奉行与德热拉斯在一九四五年三月所达致之谅解,乃帮助南斯拉夫的代理人拉佐·科利雪夫斯基和狄米特·伏拉霍夫在保加利亚的马其顿人之间进行民族主义的工作。
从马其顿政府的官方代表科利雪夫斯基(这个人科斯托夫自从他们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在普利文监狱一起服刑的时候起就和他认识)和伏拉霍夫(科斯托夫早在一九三三年于流亡时就认识了他)起,一直到南斯拉夫大使馆参事彼罗·曼哥夫斯基和布拉哥伊·哈德伊—潘佐夫,所有铁托的这些公开与暗藏的走卒和密使,借着科斯托夫的帮助,被保证了有可能公开进行有利于分割彼林区而把它并入南斯拉夫的活动。
被告布拉哥伊·哈德伊——潘佐夫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以南斯拉夫驻索非亚大使馆参事资格并负有贝尔格莱德给予的特殊的间谍活动任务抵保,他供称:“……在马其顿和南斯拉夫解放后不久,斯科普里与贝尔格莱德的领袖们便在保加利亚展开了广泛的间谍与宣传活动。活动的中心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驻索非亚的大使馆。
一九四五年初南斯拉夫间谍人员基利尔·米辽夫斯基中校抵索非亚。随他一起来的有马其顿共和国总理科利雪夫斯基的妻妹,著名间谍人员兹维塔·加辽斯卡雅。
米辽夫斯基与加辽斯卡雅着手的第一件事情是招募人员。安杰尔·迪尼夫和阿培纳斯·米特列夫就是为他们拉来与南斯拉夫情报机关勾结的第一批人。
南斯拉夫大使馆参事彼罗·曼哥夫斯基、一等秘书米特科·萨菲罗夫斯基、文化参事安更·科连迪奇于一九四六年来到南国驻索非亚大使馆。由于他们的到来,沿马其顿线路而进行的活动就扩大了。他们招雇了一些新人:在索非亚有季米特尔·克里斯托夫、波雅查利耶夫的兄弟伊利亚和乔治,在尼夫罗科普有基利尔·尼科洛夫……”被告伊利亚·波雅尔查利耶夫承认和哈德伊——潘佐夫建立过犯罪的联系。他供称:“……哈德伊——潘佐夫的意见是这样,我必须毁谤保加利亚共产党,并且象此前一样声言赞成马其顿彼林区并入南斯拉夫。
哈德伊——潘佐夫告诉我,也必须在保加利亚共产党马其顿人党员中做工作,使他们相信铁托政策的正确……”在调查中受讯问时,前商人乔治·波雅尔查利耶夫,曾任出口物品管理局官员的季米特尔·克里斯托夫以及前尼夫罗科普城的检察官基利尔·尼科洛夫供称,他们按照南斯拉夫驻索非亚大使馆的训令,在彼林区从事颠覆性的间谍活动,并且他们领到南斯拉夫特务机关代理人的津贴。季米特尔·克里斯托夫关于这一点供称:“……为了执行南斯拉夫驻索非亚大使馆所付托的谍报任务,大使馆参事彼罗·曼哥夫斯基给了我几次钱,共三万利瓦,而大使馆的另一个参事哈德伊——潘佐夫则给了我一万利瓦和二千第纳(南币,合保加亚利币一万一千利瓦)。该大使馆一等秘书间谍、军官马可·马雅西奇也给了我二万利瓦。……”也受南斯拉夫间谍机关津贴的尼科洛夫供称:“……为了我替南斯拉夫间谍机关所作的全部工作,我共接受了十六万利瓦。”被告哈德伊——潘佐夫及其他两名南斯拉夫驻索非亚大使馆的高级官员萨非罗夫斯基和曼哥夫斯基利用外交特权肆无忌惮地在彼林区进行颠覆保加利亚政府的活动。
自从彼林区的马其顿人获得了文化自治后,有南斯拉夫马其顿人受聘到该区的学校教授马其顿语文以后,在铁托政府的训令下经由它驻保加利亚的外交代表所进行的沮丧人心的活动就更加紧了。
兰科维奇分子毫无信义、卑鄙无耻地利用保加利亚的友好态度及其政府旨在提高发扬马其顿人民的民族文化措施,使反保加利亚的铁托代理人混入马其顿彼林活动。
在“教师”的伪装下设置于彼林区的兰科维奇的间谍,变得如此之傲慢专横,他们甚至在学校里把季米特洛夫的像撤去,代之以铁托的像,而且要学生们发誓效忠于他。
来自斯科普里的“教师”不顾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法律,纂夺了彼林区各村地方政府的职权。
一九四七年,在格尔尼·鸠马伊城的马其顿戏院,便是以铁托和科利雪夫斯基的代理人米尔西诺夫为首的,他伪装成导演和舞台总监督,有许多来自斯科普里的书商在新开的马其顿书店出现;其中大部分是南斯拉夫国家保安处的代理人,他们在南斯拉夫特务机关特别派往马其顿的秘使彼罗·科罗巴尔和彼罗·奥辽洛夫斯基的指挥下活动。兰科维奇间谍机关所有这些来自贝尔格莱德和斯科普里的一百名“教师”、好几十个“书商”连同“演员”和“舞台监督”,都从事有利于铁托的谍报和其他罪恶的活动。然而,当铁托的叛变被情报局著名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所揭露了的时候,被揭露了的南斯拉夫间谍科罗巴尔、奥辽洛夫斯基和米尔西诺夫害怕受到对其罪恶的惩处而仓忙逃跑了,还偕同整批所谓教师、演员及其他“文化工作者”逃到了南斯拉夫去。
本案被告、南斯拉夫代理人华尔·安塔纳索夫·伊凡诺夫斯基怀着反对保加利亚政府的罪恶意图混入了现在索非亚的马其顿民族委员会。安塔纳索夫在调查中承认,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南斯拉夫领袖得悉与同意之下,南斯拉夫政府特派他到保加利亚从事颠覆性的间谍活动。安塔纳索夫供称:“……我被授与任务——依靠一批马其顿人,斯科普里的从仆们,在马其顿民族委员会内开始派系的活动,并加紧进行反对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政策之斗争,在彼林区的居民中扩大着我的影响。
“为了要掩饰我前赴保加利亚的真正目的,便决定表演一番我与科利雪夫斯基之间的某些歧异,后来我就执行了这个决定……”
抵达索非亚后,安塔纳索夫便与南斯拉夫大使馆秘书萨非罗夫斯基建立了犯罪的联系,随后又与由后者所建立而由尼科洛夫和迪尼夫领导的两伙间谍联系。
在被问到这点时,伊凡诺夫斯基供称:“……一经和萨菲罗夫斯基建立联系后,我便从他接到如下的训令,即毁谤马其顿民族委员会及其最高级的领导机构,以便斯科普里的支持者能取而代之,并能获得对马其顿流亡者组织的领导权,使这些组织脱离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影响,并使之为斯科普里与贝尔格莱德领袖们那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政策而服务。
“据萨非罗夫斯基说,我们要领导的集团底终极目的,明定为必须使彼林区从保加利亚分割出来并入南斯拉夫。
“我在一九四六年马其顿流亡者索非亚会议上所作,并以复写机思刷出来的报告‘马其顿现存的问题’,就是基于对彼林区居民的最想宣传的基础的。
“我的报告实际上是铁托要将马其顿彼林分割出来,并使之并入南斯拉夫这一政策的宣传……”
伊凡诺夫斯基不仅在他已获得领导地位的那些马其顿人的会社中进行颠覆活动,并且还以有关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治局及中央委员会印重要的决定的机密材料和有关保加利亚工业与农业情况的机密材料,按期供给萨菲罗夫斯基,后来又以这类材料供给其后继人南斯拉夫大使馆一等秘书巴维尔·莫姆西洛维奇。
据参事哈德伊——潘佐夫所供认,南斯拉夫驻索非亚大使馆指挥若干线路的间谍活动,其中之一的所谓马其顿线路,就是哈德伊——潘佐夫所领导的。
按照贝尔格莱德的要求,哈德伊——潘佐夫同时也从事于军事刺探,通过迪尼夫、克里斯托夫及其他走狗而搜集有关保南边境上的边防情况军队调动,以及有关保加利亚工业出入口情况的秘密情报。
和科斯托夫直接联系的被告鲍里斯·克里斯托夫,利用他充当保、苏贸易代表的职位而按期以有关保、苏关系的机密材料供给和他一同驻在莫斯科的南斯拉夫大使馆商务参事维克托·齐别尔纳。
克里斯托夫在调查的时候已经承认了与齐别尔纳有犯罪的联系,他供称:“……齐别尔纳问我要关于由苏联输入的货物和向苏联输出的货物的详细情报:货物的种类、数量、质量、价格等等。齐别尔纳表示对下列货物的价格有特别的兴趣:飞机与汽车用的汽油、拖拉机用的燃料、机械油、铣铁、各种铁、铜、棉花、碱灰、橡皮、烟草、酒精、矿砂、和冶炼过的铅和锌。”
被告科斯托夫按照与铁托的协议,经由南斯拉夫两个公使尼科拉、科瓦西维奇(科斯托夫自一九三四年在国外流亡的时候起即和他认识)和奥布拉德·兹齐米尔与贝尔格莱德保持秘密的联系。
西克米尔由铁托介绍给科斯托夫,并由卡德尔介绍给斯捷法诺夫。
作为出席一九四七年六月布列德(南斯拉夫)会议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团员,斯捷法诺夫与卡德尔秘密会晤。
“……卡德尔建议采用断然和大胆行动的战略,并且特别强调说:妥协是必要的,可是假若权力已完成集中在科斯托夫和他的人的手里,那就必须把季米特洛夫除掉,因为他对于与苏联决裂政策是无可怀疑的、最顽强的反对者。卡德尔宣称:在这个问题上面,一定不能有任何犹疑,总之犹疑和不决对我们的事情是极有害的。
当在卢布尔雅那火车站给保加利亚代表团送行的时候,卡德尔偕同兹齐米尔来到我面前并指着兹齐米尔说:关于需要自贝尔格莱德获得建议或是需要在贝尔格莱德有所解决的一切问题,他可以听我们调动。
卡德尔对兹齐米尔说:到索非亚后,他应该去找科斯托夫并要求分配工作……。”
科斯托夫曾多次会晤兹齐米尔,科斯托夫经由他接获贝尔格莱德的建议与训令。科斯托夫曾把这件事通知过巴夫洛夫。巴夫洛夫供称:“科斯托夫说:和以前一样,他与南斯拉夫的代表们保持着联系并且定期地与西克米尔公使会面……。”
被告斯捷法诺夫也和兹齐米尔保持私人的联系。他供称:“……几个月已经过去了,我个人得知南斯拉夫的领袖们所允诺的援助已在实现,积极的工作已在发展之中。这是当一九四八年三月我到兹齐米尔在布玛路的别墅中拜访他的时候,他告诉我的。
兹齐米尔说他们在贝尔格莱德的谍报机关的工作正在改组,并在迅速吸收可靠的人以派到保加利亚来执行特殊任务。
兹齐米尔告诉我说:铁托已经指令兰科维奇勿迟延这个计划并由铁托亲自督导谍报工作。
当我问到关于南斯拉夫与苏联间之关系目前正在如何发展时,西克米尔回答道:“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和苏联间之兄弟般关系的‘肥皂泡’很快就要破了……。”
科斯托夫说:兹齐米尔在一九四七年五月抵达保加利亚后即去拜访他。这是一次正式的访问因为科斯托夫在当时是代理总理,总理正在休假中。
兹齐米尔告诉科斯托夫说铁托授权他和科斯托夫联系。在第一次拜访中所停留的时间并未超过交际司的规定,并约好下次晤面的时间。在第二次会面时,兹齐米尔按照铁托的训令告诉科斯托夫说:重要的准备工作已经在南斯拉夫进行以便最后与破裂并便于使南斯拉夫参加英美集团一方面。
“……兹齐米尔继称:把南斯拉夫的反苏分子纠合在铁托周围已获得颇大的成绩。兹齐米尔称:关于这一点,铁托曾训令我告诉你,必须加强在保加利亚的准备工作。兹齐米尔夸口称:这一工作,培植和煽动民族主义的情绪及纠合反苏力量,正由铁托及其代理人在其他的人民民主国家同样顺利地进行着。”
科斯托夫则告诉西克米尔:“我们在保加利亚并没有睡觉,并且得到了某些成绩。”
组成反对国家阴谋指导中心的科斯托夫、巴夫洛夫和斯捷法诺夫决定:为了把自己掩饰起来,他们参加保加利亚共产党对南斯拉夫问题的正式立场是必不可免的。同时,他们却向拥护他们的人解释说:即使形势改变,铁托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保加利亚仍然必须与南斯拉夫结成联邦。
玩两面手腕的时期开始了。他们受到铁托从贝尔格莱德的指教,根据科斯托夫的供词,铁托当时在这一方面就已取得了许多的经验。
科斯托夫及与他共同参加反对米特洛夫政府的人们研究了这种两面手法。
科斯托夫在谈到关于他对情报局决议的行为时供称:“……情况是这样的,在情报局第二次会议时,我不能不报告保加利亚共产党对南斯拉夫问题的观点。在我的报告中,我不能不表示保加利亚共产党的观点是猛烈地谴责铁托和南斯拉夫领袖的行为的。但是这是一阵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邪恶的风。不过这样做也有它的积极的一面,因为我用这种方法得以暂时掩饰我与铁托的真实的关系。我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会议上,及在索非亚、哥尔纳、德儒马雅和拉多米尔的党员积极分子大会上所讲的抨击铁托及其政策的话,也是为了掩盖我自己。
被告哈德伊——潘佐夫也使用了类似的两面手腕。按照南斯拉夫政府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下半月哈德伊——潘佐夫在贝尔格莱德渡假时通知他的),他回到保加利亚并诈欺地在报上声明他与铁托破裂和拥护情报局决议,以便利及掩饰他将来的颠覆和间谍活动。
保加利亚国内的阴谋是由科斯托夫所组织和领导的。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后不久,他开始影响那些预先选定的人们,以便把他们拖进非法的敌对的组织中。在巴夫洛夫和斯捷法诺夫之后头一批加入这一组织的是:前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长伊凡·马斯拉罗夫和前国家保安局的处长斯提芬·波格达诺夫。关于马斯拉罗夫和波格达诺夫,科斯托夫由杰什夫处获悉:当他们在警察局被讯问时,马斯拉罗夫在一九四二年而波格达诺夫在一九四三年曾背叛了他们的地下的党,签署了与警察合作以加强当时保加利亚的保皇法西斯政权的志愿书。科斯托夫根据这一材料,由于害怕他们在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当间谍奸细的事情暴露,于是把马斯拉罗夫和波格达诺夫也拖入了阴谋中。以后,科斯托夫(根据他的供词)又把比特科·库宁,马诺尔·萨喀拉罗夫和华西尔·马尔科夫拉进去。科斯托夫(根据他供认)使用了安插私人在国家机构的领导职务上的方法,因此库宁以后被任命为工业部长,萨喀拉罗夫被任命为建设部长,而马尔科夫被任命为运输部副部长。
被告彼特科夫自一九四一年即与英国情报处勾结,又据他自己供认,英国代理人基里尔·斯拉沃夫又使他与科斯托夫联系,科斯托夫在其供词里也证实了这一点。
斯捷法诺夫则为了罪恶的目的而招募并利用被告伊凡·杰夫列诺夫,索努·钟切夫,还有前任财政部副部长乔吉·彼特罗夫及前任国家烟草专卖处处长安吉尔·梯米夫,而被告彼特科夫则为了罪恶的目的而招募并利用前任国内贸易部副部长季米特尔·科契米多夫和尼可拉·哥维达尔斯基,同时,他们二人在为英国情报处做工作时也与斯拉沃夫有联系。
被告杰夫列诺夫为科斯托夫招募其他的同谋者,在工业中实行怠工与破坏,杰夫列诺夫是得到制造商协会前任执行秘书阿塔纳斯·尼波利耶夫及前任工业部高级官员乔吉·乌卡桑杰夫与米哈尔·杰拉斯莫夫的同意的,他晓得他们是人民的国家底公敌。
科斯托夫为了进行敌对的活动也利用了从一九四三年以来就是警察的走狗奸细的被告鲍里斯·克里斯托夫,和从一九三七年以来就是英国谍报机关的走狗的伊凡·吐捷夫。
这么一来,科斯托夫、斯捷法诺夫和巴夫洛夫便有了实行其反对保加利亚人民的罪恶阴谋的人了,这后使得科斯托夫在一九四七年八月能通过南斯拉夫驻索非亚公使奥布拉德·兹齐米尔而振振有辞地通知铁托说:他科斯托夫确实有若干个仆从,他们盘据着国家与党的机构的要津,并且他们同意为实现他的密谋而工作。
随着这个导向推翻国内民主制度的阴谋之终极目的,科斯托夫又遵照一九四五年经拜雷上校而从英国情报处接获的训令,确定了工作的当前任务。这些任务包括了如下几项:一、支持政府的反对派及国内一切敌对的反动力量。二、在国民经济中进行颠覆与破坏行动,以便破坏政府及其政策的信誉,并便利夺取政权。三、在与以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上遵循民族主义的路线,以便使保加利亚丧失在民主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忠诚盟友,并迫使它违背人民的意志而投入帝国主义集团那一边去。
谈到一九四五年接获拜雷的训令时,科斯托夫供称“……拜雷也命令我进行工作以瓦解祖国阵线,把农民党和社会民主党人从祖国阵线中分化出来,而在他们当中英国已成功地进行着这种工作。”
拜雷说:如果祖国阵线依然是团结的话,那么,共产党在该阵线中的影响及现政府在国家当中的影响将会加强。
拜雷同意我所草拟的、并分发到各地方去的关于祖国阵线各地方委员会的指示。这个指示承认各党派在组织各地方委员会时一律平等的原则。这违反了共产党的利益,削弱了党在该委员会的领导作用,而同时给予其他右翼正党以加强其组织上政治上的阵地的机会。……”
巴夫洛夫在调查中证实,他知道经由拜雷转递的英国情报处的训令。他供称:“……拜雷告诉科斯托夫,英国人极力要在保加利亚政府内部建立一个强大的反对派,以便倚靠它并使祖国阵线中的力量分裂。
以彼特科夫为首的反对派发展了相当规模的反国家的活动,而且在英国人与美国人的支持下成功地把订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举行的选举延搁下来了。
保加利亚业已产生了紧张的形势,然而,身为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的科斯托夫并没有设法缓和下去,因为他本人也按照英国的利益行事。
在国民议会选举之后,科斯托夫对于反对派还是采取调和各种分歧意见的方针,他正式表示他采取这种立场的缘由称,无须惹怒英国人和美国人,但实际上他为的是给予反对派以发展与增强其力量的机会……”。由于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委会与保国政府采取了粉碎人民国家的敌人这一坚决的季米特洛夫政策的结果,反对派所下的赌注便输了,而为地下组织“军事联盟”和“中立军官”一案的侦讯材料所揭露的英帝国主义者的走卒尼可拉·彼特科夫,他的结局便是在一九四七年受到审讯而且因他的罪行而受到了应得的惩处。
在反对人民国家(其威权与力量愈益增长中)的斗争中还有一种手段,就是在工业、农业、贸易与财政方面实行破坏和怠工,以破坏保国经济的基础。业已证实:科斯托夫及其同谋也使用过这种手段。
最近以前仍是大雇主的被告杰夫列诺夫,甚至在工业国有化之前就在怠工破坏方面获得了经验,当工业收归国有之后即在工业中着手有计划的怠工破坏。他欣然保证执行斯捷法诺夫所交予的任务,暗地里想着:一旦这个阴谋成功,他的功绩也将不会被忘掉的。
身为国营橡皮工业司司长的杰夫列诺夫,草拟了工业重建的计划,结果他就使工厂工作发生严重的不振作的现象。他供称:
“……在扩大企业的总计划里,我有意地规定关闭有利润的而且设备良好的工厂,如索非亚的‘古玛巴尔干’厂,普列文的‘波图什’工厂;同时却让小型而利润较小的工厂,如莫希诺·皮尔尼斯基村的潘托维兄弟的工厂,佛拉查的格里干工厂和卢斯楚克的伊特尼特工厂,作为基本的企业开办下去。
我的计划规定关闭在巴萨尔吉克的所有的九个工厂,以便将这些工厂集中在扩大了的、基本的西拉工厂内。这九个工厂中有五个在一九四八年的上半年就停顿了。因此产量减少了。”
检查杰夫列诺夫的生产活动的专家们确定:他使国家所受的物质损害超过一百三十亿利瓦。
斯捷法诺夫就他在财政部进行的破坏工作供称:“……按照我的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为止的命令而编制的财政计划,只是根据以前时期逐项完成的数字的粗率估计而加以编制的,没有估计到最大限度利用预算基金的一切可能性。这可以从一件事实看出来,即在我领导财政部的整个期间预算的岁收方面是容易超出的。
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的国家预算是根据我的训令拟定的,并没有遵照预算统一的原则,尽管这实行计划经济所迫切需要的。
我是依下列的方针在所得税方面怠工的:
(一)我使部长会议通过关于一九四八年税率的决定,并把它与一九四七年的平均化,于是便违背了所得税的基本原则,即必须按照人民的实际收入征收。结果,那些一九四七年的收成比一九四六年为低的地区的农民表示不满,因为他们必须按他们在一九四六年的收入纳税。
(二)我在定富农分子的所得税税率时,并没有对税收的数目确保足够的控制,使得他们能够掩藏了他们的一部分收入……”根据斯捷法诺夫的供辞,保加利亚国家银行中的敌对活动是他通过被告钟切夫进行的。
“……在一九四七年兑换钞票和库券的时候,我们故意使手续纷乱,要求分别编篡要兑换的钞票和库券的清单。
我并没采取措施来消除银行业务活动中的过分的形式主义,虽然我知道由于每次自银行取款和每次银行付款的缓慢的法定手续,人们是有不满的……”钟切夫对这件事情服罪,他供认:“…为了在银行业务制度的货币和信贷活动中延迟计划性的实施,我们与斯捷法诺夫一同拖延关于起草发行和现金帐户计划的准备工作……”被告斯捷法诺夫和钟切夫的供认已从专家们的结论得到证实,他们确证:由于兑换钞票和库券的手续不适当以及实行银行的检查作为付款的必要手段,结果就建立了过分离乱的技术制度,这种制度招致了人民、尤其是乡村的人民的不满,正如各专家在他们判断中所指出的,准用旧钞票与库券缴纳经常税款和欠款使国家损失了六亿利瓦。
据被告巴夫洛夫和纳切夫招供,在科斯托夫领导了一九四七年成立的国家财经委员会之后,破坏活动就具有更广泛的规模了。
巴夫洛夫对这个问题供称:“……敌对活动是以使农业生产者的生产创造性不得发挥和实施苛重的税收制度来进行的,而这个制度限制了农民,并使他们丧失了自由销售他们的一部分农业产品的机会,结果,居民的食物供给受到阻碍,对政府的不满便在城乡中被人为地挑起来了。
税收制度不仅是施行于谷物,而且也施行于一切其他农产品:羊毛、牛奶、肉类、蛋类、马铃薯,甚至苹果、阿月浑子及栗子,结果是农民没有兴趣发展和改良他们的经济。
厘定农民产品价格的把戏也产生了否定的影响,这些产品是要来满足居民每日的需要的,如象:葱、番茄、胡椒、葡萄、苹果等等,结果使这些产品的分配和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过程紊乱了。
关于这种有害的决定的准备与实施,在以科斯托夫为首的部长会议的财经委员会开始工作之后,大大地方便了……”。
彼特科夫在谈到他在财经委员会所作的一件敌对行动时供认:“一九四八年秋,我在委员会的会议上建议把奖给农民的玉蜀黍从五十公斤减到二十公斤,这是贸易部规定奖给种植马铃薯而且以固定价格出卖了一百公斤马铃薯的农民的,并且是每出卖一百公斤就奖一次。
我提出这个建议的目的是阻碍把马铃薯交给国家和使城市居民的马铃薯供应恶化……”专家委员会证实,由于彼特科夫更改一九四八年购买马铃薯的的决议草案,一九四八年国家采购计划的完成在采购马铃薯方面被破坏了,这一年仅仅获得一千三百万公斤多一点的马铃薯,而不是原定的二千九百五十万公斤。
反对保加利亚人民的罪恶阴谋揭露了,这个阴谋的参加者在国外帝国主义阵营的支持下,侵害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利益,侵害它的独立和主权;现在他们就要交付审判。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最高检查署根据初步调查期间所搜集的证据,依刑法程序二八二、二九一及六四九各款,认为被告在此案中所犯的罪状完全成立,并控诉:甲、前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特拉伊科·科斯托夫·尤涅夫,前财政部长伊凡·斯捷法诺夫·哈德伊——马捷也夫教授和前建设部副部长尼可拉·巴夫洛夫·科列夫:
一、三人均犯叛国罪,触犯刑法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九条七项四款、第九十九条四项二款,成立非法的组织与团体之领导中心,旨在借恐怖活动和有普遍危险性的犯罪行为以武力手段来推翻在共和国依法建立的人民政权:进行旨在恶化我国与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友好关系之活动;自行或经由他人散布诽谤与无稽谰言以在人民政权及其各个部门内引起不信任与在人民中煽惑不安情绪;
二、特拉伊科·科斯托夫·尤涅夫和伊凡·斯捷法诺夫·哈德伊—马捷也夫二人犯间谍罪,触犯刑法一一二条第一项,搜集有关国家机密之情报并将其转交给外国——美国情报处,听任外国谍报机关指使进行间谍工作;
三、特拉伊科·科斯托夫·尤涅夫和伊凡·斯捷法诺夫·哈德伊—马捷也夫教授二人犯叛逆罪,触犯刑法第一一一条二项,蓄意利用其所担负的国家机关与政府的重任危害国家利益;
四、特拉伊科·科斯托夫·尤涅夫、伊凡·斯捷法诺夫·哈德伊—马捷也夫和尼可拉·巴夫洛夫·科列夫三人均犯怠工及破坏罪,触犯刑法第一○二条一项,从事旨在破坏国家的国民经济与食物供应之犯罪行为,在群众中煽惑不安与不满情绪,自行或经由他人进行怠工与破坏活动而对合法的政府制造障碍;
乙、前国家财经委员会副主席尼可拉·纳切夫·彼特科夫,前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驻苏贸易代表鲍里斯·安多诺夫·克里斯托夫,前保加利亚国家银行经理索努·斯捷法诺夫·钟切夫,前工业部橡皮工业司司长伊凡·斯拉沃夫·杰夫列诺夫和前对外贸易司司长伊凡·乔吉也夫·吐捷夫:
一、五人均犯叛国罪,触犯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九条四项二款与第九十九条七项第四款,参加特拉伊科·科斯托夫·尤涅夫,伊凡·斯捷法诺夫·哈德伊—马捷也夫和尼可拉·巴夫洛夫·科列夫所成立及领导的非法组织,旨在推翻在共和国依法建立的人民政权;进行旨在恶化我国与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友好关系之活动;自行或经由他人散布诽谤无稽谰言以在人民政权及其各个部门内引起不信任与在人民中煽惑不安情绪;
二、五人均犯间谍罪,触犯刑法第一一二条一项,搜集有关国家机密之情报,亲自或经由他人将情报转交给外国——南斯拉夫、美国、和英国之谍报机关,并听任外国谍报机关指使进行间谍工作;
三、被告鲍里斯·安多诺夫·克里斯托夫和伊凡·乔吉也夫·吐捷夫二人犯叛逆罪,触犯刑法第一一一条二项,蓄意利用其所担负的国家与政府的重任危害国家利益;
四、尼可拉·纳切夫·彼特科夫,索努·斯捷法诺夫·钟切夫,伊凡·斯拉沃夫·杰夫列诺夫,和伊凡·乔吉也夫·吐捷夫四人均犯怠工及破坏罪,触犯刑法第一○二条一项,从事旨在破坏国家的国民经济与食物供应之犯罪行为,在群众中煽惑不安与不满情绪,自行或经由他人进行怠工与破坏活动而对合法的政府制造障碍;
丙、前南斯拉夫驻索非亚大使馆参事布拉哥伊·伊凡诺夫·哈德伊——潘佐夫和前矿业司司长华西尔·安塔纳索夫·伊凡诺夫斯基:
一、二人均犯叛国罪,触犯刑法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九条七项四款,成立并领导非法的团体,旨在用武力使彼林区自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分割,这样来削弱保加利亚之国家政权,自行或经由他人散布诽谤与无稽谰言,以在人民政权及其各个部门内引起不信任与在人民中煽惑不安情绪;
二、二人均犯间谍罪,触犯刑法第一一二条一项和第一一一条七项一款,搜集有关国家机密之情报并亲自或经由他人转交给外国——南斯拉夫谍报机关,并听任外国谍报机关指使进行间谍活动;
丁、伊利亚·伊凡诺夫·波雅尔查利耶夫:
一、犯叛国罪,触犯刑法第九十八条二项、第九十九条七项四条,参加非法团体旨在用武力使彼林区自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分割这样来削弱保加利亚之国家政权,并由其本人和经由他人散布诽谤与无稽谰言以在人民政权及其各个部门内引起不信任与在人民中煽惑不安情绪;
二、犯间谍罪,触犯刑法第一一二条一项,搜集有关国家机密之情报并转交给外国——南斯拉夫谍报机关。
上列被告解交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以便依国家法律予以审讯,定罪及惩处。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检察署署长 季米特尔·乔吉也夫(签字)
                  (塔斯社索非亚三十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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