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柳林村初步整党是怎样进行的？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工作研究

　　大柳林村初步整党是怎样进行的？
本报记者陆灏
　　（一）
编者按：大柳林村初步整党是衡水县整党初期的一个典型例子。发现了与解决了党内以及党与群众中不少问题，清洗了坏分子，巩固了党，这都是好的。该村已转入结合结束土地改革继续深入整党，从思想上提高党员，改造支部，这是完全必要的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希望衡水县委能将该村结束土改与整党进行的现状再作连续报导。
衡水大柳林村支部，是一九三八年成立的，开头六年以内，有十三个党员（地主一、富农三、中农六、贫农三），到一九四四年以后的群众运动时，经过一次大发展，现有党员三十二人（富农一、中农二十四、贫农七）。由于开始扎根时，支部的领导权就被富农分子胡玉江所掌握，近四年以来，以支部书记田大春（中农）为首的全村的主要领导思想，又不能摆脱胡玉江的影响，因此，虽然一般支部党员和全村群众关系还好，但就支部领导上严重的包庇地主富农，强迫命令及某些贪污浪费的行为，造成群众普遍的不满。党内表面上是团结的，但由于上述原因，支部领导和一般党员因而也形成了很大的隔阂。
从整个工作来看，一九四五年以前，党的政策基本上受到该村地主王英杰（曾任村长）和富农胡玉江（屡任支委，但却是全村大权的掌握者）的抵抗，歪曲甚至不予执行。至一九四五年群众运动后，党内增加了一批立场较好的中贫农党员，党依靠他们的斗争，基本上实现了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任务。但由于党内长期的缺乏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特别是近两年来党员没有参加什么党的会议，什么事情只是支部里几个人一咕叨，党员们只是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叫做就什么也不管，因此工作疲塌，情绪消沉。
　　（二）
工作组到大柳林村支部领导整党，首先开了个党员大会，传达了整党的方针与目的，由于支部长期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因此，特别根据具体情况，解除党员对于批评的顾虑，并说明如对批评不是采取欢迎尊敬的态度，而报复或忌恨者，一定予以纪律处分。一般党员听了情绪是好的，如民兵队长傅振生说：“说说吧，这样就知道谁好谁坏了。”妇女组长傅秀春则说：“闹闹清吧，别叫大家背黑锅啦！”工作组随即提出“批评自己，检查别人。”接着开了两天小组会，但由于支部本身过去就没有批评的习惯，因而错误少的，检讨了自己以后，就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错误大的如胡玉江等一声不啃，大家也没有办法，虽然提了些意见，但都是表面现象，无法深入下去。当时马清武那个组反映就说：“支部”（即指支部委员会，在农村党员中多如此称呼。）不说，谁也弄不清检查什么，我看山药熟了该掀锅啦！”刘大雨说：“我把我的错误坦白了，谁也不提意见。”这时党员的眼睛都看着“支部”和领导，看看“支部”是不是还一鼻子出气？看看领导到底是什么底子？工作组随即将工作中心转移到检查支部，领导上启发支部委员先自我检讨，同时开始注意在犯错误的同志中，培养对整党态度端正的积极分子，对自己错误愿作检讨，也比较敢于批评别人的同志，启发他们向错误既大且又坚持不自我检讨的开展思想斗争。在这个基础上开了个支部大会，刘大雨等首先检讨自己的错误，继之就是邢文杰揭露了胡玉江为报私仇打算让民兵打死马西斌（贫农）的事件。邢文杰和胡玉江在前几年，曾经是胳膊不离大腿，谁也离不了谁，后来因为文杰看到玉江毒辣就疏远了，这次他批评胡玉江打了头炮，一方面是他觉悟到了过去受了胡玉江的愚弄；另一方面也是钻个空子想洗白一下自己。但胡玉江却耍无赖的说：“家里有老有少，说话要凭良心，咱俩有错吗！”这时傅振生就发言作证人，他说：“是你让我打的，后来你还说我稀松呢。”党员李来子也说：“为了这事，你还下了我的枪。”但胡玉江赌咒坚决不承认，并且还拔起腿来打算离开会场，工作组虽然及时严厉的批评了他，表扬了发言的党员敢于批评的精神，但散会以后，邢文杰把帽子一摘说：“我一家大小不保险了，我不能再在大柳林村住下去了。”他事后问工作组：“可怕不可怕？”支部内刚刚生长起来的批评的萌芽，又被压制住了。这时党员们的共同顾虑是：把什么也说出来了，但不知怎样解决，又看到胡玉江这样的态度。有的说：“问题掀出来了，光制造些矛盾，这有什么用？”有的说：“除不了根，谁不害怕？”很多意见是说：“怕工作组弄个稀里糊涂，撩下就走了。”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力量。领导上这时抓紧进行了团结的教育，说明对于错误的思想作斗争，不能看成是某人和某人的事，为了真理，大家要互相支持。并且明确表示，对于党内不纯，一定采取坚决彻底的态度，进行了团结教育和领导上更加明确的态度，使支部内开展批评的精神前进了一步。如马庆武说：“群众都恨他，咱们有老百姓，怕他干什么？”邢文杰也抢着说：“上级就是叫咱们向坏党员提意见呀！”从这以后，党员们才开始不单纯的依靠工作组，随着检查工作，思想斗争就展开了。
　　（三）
大柳林支部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从检查工作开始的，从几件具体的事件中，来分清是非，检查思想和立场，这对于党员本身是个实际的阶级教育。如一九四三年时，以胡玉江为首的村的领导成份大部分是地主富农，当时为了进行合法斗争，虽然给敌人拿差，但是按着我们政府所规定的合理负担办法摊派，当时地主富农村长干部们嚷嚷受不了，问区里，区里说负担面可以稍许扩大些，但当时胡玉江和地主村长王英杰就全部推翻了合理负担，文杰也随跟着。这时候，富的不肯拿，穷的拿不起，于是逼的贫苦群众拆房卖树，有的就被敌人扣在岗楼上。虽然当时贫农二寿领着八九十人起来反对，但终于没有结果。说起这件事情有人就问：“当时地主当村长，想叫大家负担，大家应该怎么办”？有人反问：“不资敌有人反对，因为怕敌人抢。”别人反对说：“富人弄些圈套，愚昧老百姓，其实富人怕抢，穷人只有破棉套，怕什么？”有人就气愤的责问：“叫贫农掩护地主富农，这是什么道理？”大柳林村直到现在，还保留下来一户地主，六户富农，他们还有较好的土地和相当丰富的浮财，有人问玉江：“为什么说王英杰是中农？”有人高声叫“好稳的地主富农立场啊！”玉江低头不语，文杰很痛心的说：“我不应该丢掉立场，给地主富农办了事。”
在检查具体工作中，党员的立场谁好，谁坏，就看得清清楚楚。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以后，到处斗争地主富农，但大柳林村却没有动静。那时“支部”是胡玉江、邢文杰这几个人，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凡富裕些的，每户拿两千斤麦子，稀里糊涂的弄了一下就算了。会议上检讨这件事，大家认为这不是按着政策办事，该斗的没有斗，不该斗的罚了麦子。这事情后来是胡连明、刘大雨他们几个推翻的。大家又认为这推翻得对，这有立场。究竟谁的立场比较好，在补偿中农的工作中也说明了这一点。一九四六年冬天，国民党匪军正进攻到大名，区里开会补偿中农，回村的道上，支委们商量确定只补三户就可以了。但支书大春有点动摇，他想着还是全退吧！省得“中央”军来了麻烦，他问玉江，玉江说：“全退回去少点恶感”。结果把地主富农的地也给退回去了，后来区里知道了，大雨、连明他们主持着又将土地从地主富农手中要了回来，大家说：“这主要是胡玉江、大春他们没有看到穷人，给有钱的人撑了腰。”
在检查工作中，领导上有意识的将问题提到阶级观点上来认识。这对于党员是个提高的过程，一个党员说：“过去明觉是个错，也不敢说这是错，原来是立场闹不清，现在明白了。”
从检查工作开始展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十分重视积极分子的作用，再加上群众的力量——尽情的让群众发表意见，这会使思想斗争更深入的展开，整党工作会因此向前推进一步。
　　（四）
大柳林支部初步整党，发动群众与发动党员是同时并进的。
工作组刚到村里，群众的态度非常冷淡，工作组进行个别访问，有的回答是：“咱不出门，不知村里的公事。”贫农马老四在拾柴火，工作组的同志走过去，他就躲到南边去，问他村里的事，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慢慢就知道了。”特别是有的受过报复的顾虑更大，如傅仁旺，干部洗脸擦黑的时候，他提了个意见，结果说他是封建集团，他现在也不发言。第一次开了个群众大会，全村一千零三口人，只到了六七十人，而且还都是无精打采的。
后来群众由于一方面听到了党内已经撕破了脸，展开了批评，这也就使他们感到自己的意见并不孤立；另一方面，在第二次群众会上公开了支部，公布了党员的名单，支部委员邢文杰、胡景星等在会上讲话，表示要求群众帮助整党，并欢迎多提意见，决不报复，如谁报复，受到党和群众的纪律制裁。这样，群众被党员的实际行动所感动。如傅仁旺说：“我没有想到，有叫我说话的一天。”经过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的酝酿，十九位代表（中农十贫农九）就在此种情况下，被大家选出准备出席支部大会参加整党。
群众代表参加第一次支部大会时，因时间所限，就有七个人发言。胡景灏（贫农）说了说胡玉江强霸他三亩麦苗的事儿，并且还威胁景灏说：“你敢动，我就有地方收拾你。”这时事情已经蹩了四年了，景灏说：“要不是整党，怕就没有我说话的地方了。”傅仁旺说：“我给被斗户说了几句话，农会说我捣乱，挖防空洞拿走了我大姨子存的几件衣裳，把我扣起来，这是大雨干的事。”大雨说：“这是我办的事，我办错了。”
接着第二天，支部大会举行时，群众看着能提意见，发言的人就多起来了，他们也热烈的发言，说起过去村里因为买枪、打坯，要了四十多户中农的麦子（最少的一百廿斤，最多的三百六十斤），当时一二百人砌锅吃伙饭，村干们浪费了一万多斤麦子，雇人打了二万多坯，只有两三家贫苦户盖了房子，其他的乱七八糟用了。群众们尽情的发言，有的问：“为什么东头中农也可以用坯？”有的说：“因为东头有个胡玉江。”有的问：“为什么胡大顺被斗拿八百斤米，一直没有拿？”这个会上，有意识的避免了群众发问、其他党员旁观的毛病，党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有错误的承认，没有错误的说明自己的意见。如追问胡景灏的麦子时，傅振生就说：“胡景灏的麦子，应该还给人家。”这就将群众与党员的意见与感情要求，具体的溶合在一起，特别是支持了群众讲话的勇气。田永德对胡玉江说：“毛主席给了我们的自由幸福，是你把我们的自由幸福剥夺了。”吴庚秋家的老大娘说：“田子元硬赎了我的房子，这回可有办法了。”她声音颤抖，但眉目之间，欣喜异常。群众对于党员的优缺点，是有批评也有表扬的，如一个群众对刘大雨说：“穷人种了地，谁也结记你，但共产党当家都是当清家，你是当了个混家。”这对于大雨有些贪污行为，是个中肯的批评。人们尽情的发言，毫无顾虑。一个群众事后回忆他在会上发言的情景说：“开头我不敢说，看着别人全说，我心里也鼓动，别人也把我带上来了。”
　　（五）
当批评展开，群众也已充分的发表了意见，初步整党将告结束的时候，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如何处理（特别是对胡玉江），成为群众、党员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群众）。直接受过胡玉江打击的非党群众，高数华、马西斌等人，为了求得自己的意见能通过群众来实现，他们就在代表们跟前说：“你们说胡玉江还会报复吗？”如有人答理他：“商量商量呗！”他就又进一步的说：“该怎么办就怎办吧。”开头他们赞成打他一顿，后来又说：他该判二十年徒刑。
县委对于错误最严重的胡玉江决定开除他的党籍，这事给个别群众代表知道了，跑到工作组去说：“你们要不让群众打一打，这事不好办。”工作组随即到群众中去摸了摸思想，有意问大家：“把胡玉江怎么样？”群众有的说：“让他坐了牢，他还有老婆孩子呢。”有的还说：“他一冒坏气，谁也知道了，还怕什么？”群众思想得到了真正的发动，带有报复情绪的意见，就已经无法左右群众了，而实际对于这些人，却是很好的一个教育。除了将胡玉江清除出党，其他三个支委也受了批评，大雨则早已自己声明将多占果实退出，群众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的评价是：“这是万古千秋的事。”他们说：“这还不当古话往下传，多少辈子也传下去了，这比打还解气。”只有极个别的受过胡玉江很大苦处的群众，总还表示不够十分满足。
支部选举，做了大柳林村初步整党的煞尾。这选举不但为党员所关心，在前一天酝酿时，非党群众也表示很惦记。如一个群众代表就跑来问工作组：“你们这次支部是选还是指定？”他热心的说：“选举准能选上好人。”他怕我们又指定田大春当支书，他说：“大春是好人，但他不能负大责任，他态度不明确。”选举是在愉快和毫无顾虑的情况下进行，结果是马庆武等七人当选，马庆武得了三十票，而前任支书田大春则一票也没有。票数的集中，表现了新的支委在党员群众中极高的威信，他们从来没有这样高兴的说：“大家捉摸的这几个人都当选了。”有的说：“以后心也一样了。”
要问大柳林村的初步整党，对于党内起了些什么变化？党员马庚辛讲过这样的话：“我一九四零年入党，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现在知道坏的要提意见，好的也要说，我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出担架不要动员我，我自己会去。”该村初步整党结束以后，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很多人要求入党，如受过打击的胡景灏找到工作组述说他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他说：“共产党真好，咱明白了，真给老百姓办事情哩。”支部现正在考虑二十个群众申请入党的请求。
大柳林村支部初步整党，由于正确的掌握了整党的方针，依靠了积极分子，从检查工作入手，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的发动了群众，以使全村面貌焕然一新。顺利地转入结束土地改革，并进一步从思想上提高党员觉悟，提高支部。
大柳林村的初步整党虽已告一段落，但要使党群关系和党内进一步的密切团结，并使党员的觉悟程度继续提高，尚有待于以后整党中的努力，现该村在进行调剂土地，也正继续结合整党进行中。
一月十日在衡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