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红灯记》改编和创作的初步体会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京剧《红灯记》改编和创作的初步体会
中国京剧院副院长　张东川
京剧《红灯记》从去年参加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以后，十个月来，在中央有关负责同志的亲切指导和上海市领导以及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志的直接帮助下，又作了一些修改和提高工作。
演革命现代戏，我们走得是比较慢的。因此，在改编排演《红灯记》和其他革命现代戏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就是思想认识问题：演革命现代戏是方向？还是“一阵风”？通过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一九六四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进一步认识到上层建筑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道理，演革命现代戏、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时代赋予京剧工作者的一个光荣的任务，是贯彻毛泽东文艺方向的具体体现，也是京剧艺术本身的发展方向。思想上有了初步认识，对改编和排演工作，就下决心踏踏实实干；在改编、修改、排演、加工的过程里，又逐步深化了认识。
深入挖掘剧本的思想意义
在《红灯记》的创作过程中，逐步明确：这个戏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在改编之初，我们思想上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不能过分追求情节，必须以反映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为主塑造李玉和一家三代人的英雄形象。以后，随着排演工作的进展，又学习了毛主席抗战时期的著作，对剧本主题思想的理解逐步深入，认识到《红灯记》反映的不是一般的抗日斗争，李玉和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民，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剧本反映的这场斗争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战士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不仅是民族斗争，而且是阶级斗争。历史事实也是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场斗争本身就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指导思想明确后，创作就有了比较大的进展。李玉和这个人物形象也更高了，他的斗争不仅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也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求得全国的彻底解放。
在排练过程中，领导上又进一步指出：《红灯记》的主题应该是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立传。李玉和不仅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而且是无产阶级地下工作者的一个典型的英雄形象。既然《红灯记》是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立传，剧中有关党的地下斗争的情节就要符合生活的真实。领导又指示我们，这个戏，不仅要在政治思想上给观众以教育，还要使观众了解正确的斗争方式，让观众了解到在当时情况下，对敌人是如何进行斗争的。根据这点检查我们的演出，就发现在情节处理以及人物刻划上，有许多地方违反生活的真实。例如，李玉和被捕后，在狱中向李奶奶交代送密电码的关系，就不符合党的秘密工作的原则。以后修改时就把李玉和交代如何送出“密电码”的问题放在家里，当他意识到将要被捕时，就很快地慎重地向老奶奶作了交代；同样，老奶奶向铁梅交代“密电码”也放在被捕前，地点也是家中，这样就比较符合地下斗争工作的真实情况。
在人物关系处理上，也根据这个原则作了调整和明确。李玉和与王连举的关系，原作上不太清楚，改编中就明确李是王的领导，而且是单线联系。第一场“救护交通员”中，王只知道有人来，不知是北满派人来，因此，他叛变后，只牵连到李玉和一个人。而鸠山之所以知道北满派交通员送“密电码”和联络暗号，是因为党的北满机关出了问题。但这根线很快被掐断了，而且出事人不是主要人物，他只知红灯是联络信号，不知这盏红灯一定要是号志灯，因此特务骗取“密电码”就露了馅，同时北满机关出事后很快堵塞漏洞一事，后来，又通过鸠山接电话交代出来。这样也显示党的北满机关是有斗争经验的领导机构。
在人物性格处理上，也强调了秘密工作的原则。比如“赴宴”一场，原来为了表现李玉和的英雄气概，表演上一开始就锋芒毕露，以后认识到他是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不能随便暴露自己的身份，因此，表演上起初只是以一个铁路工人的身份出现；到鸠山亮出“王牌”——叛徒王连举后，他才以共产党员的身份针锋相对地展开了对敌斗争。
我们在对剧作主题思想的不断深入认识中，逐渐明确和掌握有关秘密工作的原则。它不只是一般剧情或细节处理上的小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英雄形象的塑造和剧作的政治影响的大问题。
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
演革命现代戏，要表现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这点在理论上我们已经明白，但在实践中却也走了一段弯路。起初，由于对剧作的思想意义认识不深，因此在人物塑造上，平均使用力量，三代人都是主要人物，有些地方，铁梅还显得更为突出。在领导同志的帮助下，我们认识到《红灯记》是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立传，人物塑造应以李玉和为主，也就是说首先要为李玉和立传。他是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这场斗争的中心人物。老奶奶是在他的影响下革命性愈来愈强，终于成为一个革命母亲。铁梅则是在他的直接教导、影响下成长的。整个戏以李玉和为中心展开矛盾是合乎剧情发展的，老奶奶讲革命家史也是着重地讲了李玉和的斗争历史。因此改编时应集中笔墨塑造李玉和的英雄形象。根据这一点，剧本作了很大改动。比如“粥棚”一场，原稿中我们考虑京剧剧种特点，容纳不下这么多的情节，就删去了，粥棚脱险的事件是通过李玉和的口向老奶奶叙述中一笔带过。但这场戏表现了两个重要内容：一是表现李玉和对敌人斗争时的沉着、勇敢和机智；二是李玉和与周围群众鱼水相亲的关系，对塑造李玉和这个英雄形象来说，十分重要。经领导同志指出以后，我们才了解这一点，因此就恢复了这场戏。另外第八场“刑场斗争”也由写三代人改为写李玉和为主。其他有关李玉和的戏都从剧本上加以突出。在每场音乐处理和舞台调度上，我们也力求突出李玉和的形象。特别“刑场斗争”那场戏里，为李玉和设计了成套的唱腔，试图发挥京剧音乐的特点，来树立李玉和的形象。“赴宴”那场在导演处理上，李玉和动作不多，却如泰山一般巍然屹立，让鸠山围着他团团转。在表演上强调李玉和的英雄气概，比如受刑回来，开始时显得很脏、很乱，有损英雄形象，现在我们在化妆上作了加工，表演上不强调他受刑后的痛苦，而突出他凛然不屈的精神。总之，一切都是为了把李玉和这个形象树立得更高大，更有光彩。然而，从目前的演出来看，这方面还有不足的地方，需要进一步研究改进。
铁梅和老奶奶是另外两个主要人物。铁梅是在革命家庭里成长的，是革命的继承人。我们总想把这个人物树立得高大些，一开场就把她写得很成熟，结果令人不可信。事实上，铁梅有她的成长过程，如果很好地写出她的成长过程，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会具有更大的教育意义，可以帮助他们认识怎样做个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于是在修改中，就加强刻划铁梅的成长过程，通过目睹交通员的牺牲、听奶奶讲红灯后的沉思、父亲被捕、听讲革命家史、直到刑场斗争等情节，揭示她成长的层次，这个人物就比较可信了。
塑造老奶奶这个人物弯路走得比较少，主要是表演上如何将母子感情渗化到阶级感情之中，这方面，演员也作了一些摸索。本来，这一家是由三个不同人家因参加革命斗争而连系在一起的。为了革命利益他们过去牺牲了亲人，为了目前斗争他们又准备牺牲自己。看到这场残酷的斗争，人们的感情会引起强烈的波动，特别是母子感情更会使观众感动得落泪。但是，这个戏要求演员，必须根据剧本情节的规定把母子感情提升到阶级感情的高度。只有这样，才会更好地表现出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道路上所结成的这家人的崇高的革命的情操，也才会以此更深刻地感染观众，而使观众把悲壮的情感化为战斗的力量。一个革命工人家庭的母亲——李奶奶，在这一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掌握得不准确，就会降低了这一意义。
在塑造正面人物的同时要处理好反面人物，而后者又是为正面人物服务的。凡是影响正面人物塑造的戏，都坚决地删掉，否则就会在原则上犯错误，就不会反映出事物的本质。我们绝不能追求表面的剧场效果，而要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然而，反面人物的处理又不能简单化、漫画化，相反地还要认真地塑造他，只有这样，才能激起人们对敌人的恨，才是真正为正面人物服务。这次修改过程中，对鸠山这个人物，我们试图全力揭示其反动阶级本质，批判军国主义的本质，然而又决不能有伤害日本人民感情的地方。鸠山是日本军国主义代表，和日本人民是有区别的。只有这样，才能把阶级斗争的一面揭示出来，也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严肃认真地对待艺术创造
京剧表现现代生活，是为了丰富和发展京剧，不是消灭京剧。因而必须在京剧基础上批判继承和积极发展。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既不能“过头”，过了头就会离开京剧基础；但更不能“不够”，保守了就不会表现出今天的时代精神和今天人物的精神面貌。这个问题在音乐创作上表现得最明显，因此对于音乐创作就必须十分慎重。比如《红灯记》在唱腔设计上，我们是这样处理的：首先，根据人物性格和思想感情出发，剧中人物的唱腔设计先在原有行当腔调的基础上进行改革、丰富和发展；其次，本行当（现代戏的人物创造常常会突破行当的）如果不足以表现人物的感情时就可借用其他行当的唱腔。有一个突出的例子，第九场当李铁梅从刑场回到家里，她经过战斗锻炼已逐步成熟，这时既要表现出她的悲愤，又要表现出她对敌人的无限仇恨，要集中地抒发出红灯继承人坚决革命的昂扬斗志，单单依靠花旦青衣的唱腔就远远不够了，因而就借用了小生的唱腔“娃娃调”；再就是京剧本剧种的腔调已不够适应人物情感的需要时，可以向兄弟剧种吸收，或者适当创造新的唱腔。比如第二场铁梅回家后向老奶奶唱“快二流”转“流水”“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的一段，就是适当吸收了歌曲的腔调。不管是吸收其他行当，或是兄弟剧种，或是适当创新腔，都必须要“京剧化”，必须有机地加以溶合，“化”为京剧。这样就不会粗暴，而是逐步丰富了京剧艺术。
京剧表现现代生活，有人曾错误地认为似乎不需要什么表演技术了。通过《红灯记》的演出，我们深深地感到，不是不需要，而是在唱、做、念、打等方面，更需要过硬的表演技术。否则，就不能更深刻地生动地塑造人物，不能把剧本的主题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京剧原有的传统技术，已经不够应付表现新生活的需要，还必须根据剧本的要求，从生活出发，从人物性格出发，逐步地有意识地创造新的表演技术和表演程式，这样才会更丰富地表现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
运用传统和创造新的表演技术，都是为了塑造人物。但所创造的人物是否真实，是否能够深深地感染观众，最主要的在于是否有实际生活的体验。《红灯记》是一出近代革命历史剧，排练时曾阅读了有关资料，又从领导和其他同志那里得到很大帮助，可以说从间接生活方面获得了丰富的营养，但毕竟因为在这方面缺乏实际的生活斗争经验，进行创作时仍然遇到不少困难。通过排演，同志们已深深感到深入生活，深入火热斗争，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丰富创作源泉的必要。要想演好革命现代戏，只有不断努力革命化，坚决从生活出发，更好地运用表演技术，才会成功地塑造好各种人物。深入现实生活斗争，是演好现实题材剧目的主要源泉，同样也是演好近代革命历史剧的主要源泉。学习今天铁路职工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们在生产战线上的英雄事迹，对于更丰富更生动地塑造李玉和这样一个历史上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同样有着借鉴和帮助的作用。
《红灯记》之所以能够获得目前这一成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认真严肃地根据着毛主席所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艺术创造。在这个戏里，我们首先抓住当时现实斗争生活的主流，把它真实地反映出来；同时又满怀热情地把人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乐观和向往的心情充分地表现出来。从上述深入挖掘剧本的思想意义，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以及导演、表演、音乐、舞台美术各方面的艺术创作，都认真地努力来体现这个精神。当时貌似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代表鸠山，由于他们所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活动，他的气焰就被一个普通的铁路职工，实际上是代表中国人民最优秀的无产阶级伟大战士的李玉和一家三代人的正义的英雄气概所压倒。在这场斗争中，李玉和受刑之后，必然是衣服破烂，血迹斑斑，行动十分困难，表现时要注意这些事实（不然会不真实）；但更重要的是突出他勇于斗争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因而对于受刑后的破烂、肮脏等有损于英雄形象的东西就不能过分描述。在监狱里，李玉和所想的不是他个人的安危，而是对党贡献太少，没有把密电码送上北山，进而是痛恨万恶的敌人，渴望解放中国，这实际上就是反映了他对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愿望，通过歌唱，尽情地抒发了他的这种崇高的感情。当铁梅听奶奶讲完革命家史之后，在音乐伴奏逐渐加强的气氛中，她手持红灯绕场一周，使满台放出红光，这不仅表现她对敌人的无限仇恨，而且歌唱出她对继承革命斗争到底的远大抱负和坚强意志。舞台美术在最后一场，和前面阴沉晦暗的场景强烈的对比，渲染出光明灿烂的根据地，使人们鲜明地意识到：斗争终于胜利了，红灯将永远流传下去。……这些例子，都说明我们试图以“二革”的方法来进行创造，虽然表现得还不完整，但我们已经体会到，这种方法是艺术创作中最正确的途径。
京剧革命化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何来巩固这个成绩，这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我们感到，要使革命现代戏在群众中建立更高的威信，更巩固地占领阵地，就必须拿出高质量的戏来。所以每个创作人员必须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克服“差不多”和骄傲自满思想，以严肃负责的精神对待每一句词，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腔，每一个锣鼓点。这点我们不是一下子明确的，而是通过不断演出修改逐渐体会的。革命现代戏反映阶级斗争、思想斗争，总的来说是兴无灭资的斗争，演一场戏，就是参加一场斗争，既教育别人，也教育自己。要使革命现代戏保留下去，就要保证每场演出的质量，就要象参加战斗一样，永远保持饱满的创作情绪。
必须以正确态度对待改编
京剧演革命现代戏是个新课题，如果完全要新创剧本，一时还做不到，从其他剧种移植或改编一些剧本，目前看来，还是一种比较实际的做法，这就牵涉到一个改编别人的剧本，以什么态度对待原作的问题。京剧《红灯记》是由爱华沪剧团的同名沪剧改编过来的。开始，由于我们存在着自满情绪，尽管编、导、演、音乐和舞台美术设计同志都曾经去上海向爱华沪剧团的同志学习过，但并未把别人的长处充分学到手，改编本未能充分发挥原作的优点。经领导指出后，我们认识了这一缺点。第二次再去上海学习时，态度便不同了，因而从剧本、表演到音乐上都学到了许多东西。通过这个事实，使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向别人学习必须虚心，必须首先学人家的优点。改编别人的剧本首先要尊重原作，尊重别人的劳动。因为沪剧《红灯记》是爱华沪剧团的同志们艰苦劳动，并经过许多场演出实践积累创作出来的作品。他们在体现主题、人物塑造、表演艺术等方面都有丰富经验，应该采取老老实实态度向沪剧学习。
与此同时，改编还必须结合本剧种的特点进行再创造，不能生搬硬套。比如沪剧有说唱艺术的特点，在唱词上容纳量很大，而京剧的唱腔变化多，唱词容纳量较小，因此，必须根据京剧艺术的特点再创造，使它成为一出京剧的革命现代戏。
创作的群众路线
在《红灯记》的创作过程中，我们还深深感受到：领导、专业人员与群众“三结合”的创作方法，确确实实是社会主义时代创作的最好方法。它体现了创作上的群众路线，可以汲取大家的智慧和才干，把创作搞好。《红灯记》能达到目前的水平，正是“三结合”的成果。“三结合”的目的，概括一句话，就是：为了集思广益，吸收各方面的意见，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发挥每个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革命现代戏搞好，更好地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因此，首先就必须多方听取、认真消化领导的意见。这方面，我们走过一段弯路。这次我们改编排演《红灯记》，得到领导上的热情关怀。可以说，从剧本创作到导演、表演、音乐、舞台美术，领导上都给了具体的帮助和热情的指导。但是我们起先并没有认真细致地进行研究思考，更没有把领导意图真正“吃”透，努力加以贯彻。其实，领导同志站得高，看得准，挖得深，他们的意见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来的，也集中地反映了群众的愿望，应该反复加以消化。以后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点：凡是遵循领导的意图做了，就会提高艺术创作的质量；反之，就搞得不好。同时，在怎样贯彻领导意图的问题上，我们起先也不太清楚，只是领导说一点，我们改一点；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明确应该创造性地贯彻领导意图，真正理解了所提意见的精神，才能把领导的指示贯彻得更好。
艺术创作人员应该相互帮助，相互谅解。演员和其他创作人员应该好好领会剧作者、导演在创作上的设想；编剧、导演要倾听演员和其他创作人员的意见，大家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把创作搞好。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工作中常常会产生不少矛盾。通过学习，思想上提高了一步，认识到演革命现代戏的目的，这些矛盾就减少了，大家的协作才有了基础，才能和谐起来，集中力量从事创作。
“三结合”中的群众，除了指院内的群众外，还有广大观众，特别是工农兵群众，他们的意见对于提高创作质量有很大的帮助。《红灯记》从去年二月开始排练到现在，一年多来，我们收到了几百封工农兵观众和机关干部、青年学生的来信，这些来信一方面是热情的鼓励，另一方面也非常负责的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有些容易改动的建议，及时作了修改。有些牵动剧情较大的意见也认真地进行了研究。总之，我们决心在今后演出过程中，不断加工，不断修改，千锤百炼地不断提高《红灯记》的演出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个艺术品长期的留传下去，永远保持艺术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