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影片《林家铺子》的几个问题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谈影片《林家铺子》的几个问题
周山
是“星火燎原”？还是“一桶污水”？
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是以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为背景的。夏衍同志说，这部影片表现了“中国人民苦难最深重的时代”①，它能使年轻一代的人“体会到一些已经过去了的、那个苦难时代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斗争和历史。”②六年前影片问世以后，一些评论者也随声唱和，说什么影片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时代的一面镜子”。总之，在夏衍同志和一些评论者看来，这部影片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的。
文艺作品，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站在不同阶级立场上的人，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人，去观察和感受同一社会现实，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来。对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看法，自然也不例外。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决定时代的内容和时代发展特征的，首先要看哪一个阶级是时代的主要力量。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一九二一年，产生了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使中国的解放斗争进入了新阶段。”③
以无产阶级为时代的中心，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必胜的信念出发，早在一九三○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就曾写道，这是一个“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很快会要到来”的时代。这种革命高潮，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④
“星火燎原”——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时代的概括。
夏衍同志是“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耳闻目睹过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自认为是能够“清楚地”了解“当时的环境”的人。可是，在他的眼睛里，三十年代初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在影片《林家铺子》的开头，夏衍同志曾经通过氛围的渲染和象征手法的描绘，勾勒了一个凄凉、沉重、阴暗的环境，发抒了他对时代的看法：
河道两岸，呈现出江南古老的小镇。……。
木船划进狭窄的河道，岸边算命瞎子凄凉地敲着云盘，一桶污水倒入河内。
污水上叠印“1931”字幕。
在夏衍同志看来，三十年代并不是抗日的怒潮汹涌澎湃，革命的烽火四处遍起的战斗年代，而是一个没有一丝光明、没有一点生气的萧瑟、冷落、可悲的时代。三十年代的中国，象是一叶破残的小舟，迂缓地在狭窄的河道和污浊的河水中摇曳着。
“一桶污水”——污浊、黑暗，这是夏衍同志对当时时代的概括。
为什么在历史早已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论断的今天，夏衍同志对三十年代时代特征的看法，还会唱出这样迥然不同的反调呢？很明显，他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当时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来看问题，而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关心的只是中小资产阶级的命运，痛切感到的只是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这个阶级不能自由发展资本主义之苦。因此，从这类正处在风雨飘摇中的中小商人的感受出发，以他们没落的心理来观察时代，自然时代就改了颜色，变成漆黑一团的“一桶污水”了。立场站错了，观点就不可能正确。他对时代的概括，就只能是局部的、片面的、表象的，因而也是错误的了。
但是，夏衍同志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不仅没有认识到这个错误，还在向别人宣传文艺作品必须表现“时代气氛”和掌握“政治脉搏”的时候，一再以影片《林家铺子》为例，热心向人们推荐，俨然他的《林家铺子》就是成功地掌握“时代气氛和政治脉搏”的楷模。他是怎样看待时代特点的呢？夏衍同志的《漫谈改编》一文中的两段话，是很值得一读的：
“《林家铺子》一开始就描写了‘一二八’战争对这个小城镇的影响，但是我已经记不起那一年的一月二十八日是阴历的哪一天……为此，我只能花功夫去查对了‘公农历对照表’。这个日子确定下来之后，人穿什么衣服，街头上什么情景，‘送灶神’的话在什么时候说，房间可不可以供水仙花等等，心里就落实了。”⑤
“那时蒋介石发动内战，当时有些标语叫‘废止内战’，而不叫‘停止内战’，连这一个字对我也是很有用的。”⑥
“公农历对照表”、水仙花和人物服饰以至于“停”“废”二字的更换等等细节，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并不是不应当“掌握”的，问题在于：夏衍同志对摆在眼底下的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视而不见，却认定能够看到这些就是“掌握”了“时代脉搏”和“政治脉搏”，而且津津有味地向人们推荐他的“成功”的经验，这就不能不说是大错而特错了！
当然，我们并不要求每一部文艺作品都去正面表现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斗争。作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反映社会生活，但是，影片《林家铺子》既然写的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资本家破产的故事，既然夏衍同志只是在为资产阶级唱挽歌，而把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抹煞得一干二净，那就不应该把这样的东西冒充为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斗争和历史”的作品，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时代的一面镜子”，只能说是对时代真实的莫大歪曲。
是阶级压迫和剥削？还是各阶级共命运？
在《林家铺子》这部影片里，夏衍同志对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命运异常淡漠，十分关心的只是中小资本家的命运。他含着同情的热泪，怀着痛切的心情，向我们述说了影片的主人公林老板如何如何苦难的故事。
影片的主人公林老板一再被改编者表现为“安份守己”、逆来顺受、柔弱可怜的“好人”。余会长敲诈他，他是喏喏连声；上海客人逼账，他是“低声下气”；兵痞讹诈，他是忍气吞声；商会派捐，他是“哭丧着脸”；余会长逼婚，他是“两眼含泪，脸色象死人一样”。改编者通过林大娘之口，对林老板作了一个鉴定：“都是你师傅做人软弱，大家欺负他！”⑦
把一个剥削者抽象为“凄楚可怜”的“好人”，抹去了观众对林老板的感情上的憎恨，心理上的反感，于是一出同情资产阶级的“好人受难”的戏，就可以演得下去了；一个剥削者的受难，也可以打出人民的苦难的幌子了。在影片里，林老板正是作为一个“好人”粉墨登台，演出了一场“凄凄惨惨切切”的“悲剧”。
夏衍同志把这个剥削者的苦描写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从余会长的敲诈揭开这出所谓“悲剧”的帷幕起，就把林老板推进了“苦难的漩涡”。只要看一看上海客人出现以后不到二十四小时内的剧情描写，就会知道这个“好人”受的“难”，是多么“深重”了。在这不到一天的光景里，苦难纷至沓来：上海客人声色俱厉地向他逼账；钱庄不仅不予借款，反落井下石，勒令他年前必须偿还全部债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兵痞讹诈，商会派捐，军队拉伕，钱庄扣押庄票，债户聚隆猝然倒闭……而构成这二十四小时苦难的高潮的，是林老板丧魂失魄地走出钱庄，踉踉跄跄地扑上桥头的那一场：
林老板失神似地在雪中走着，脸上出现困惑焦急的表情。
叠印：——上海客人，声色俱厉地：“林老板，我不愿
伤和气，今天晚上你要不把这笔账结清，那我只好坐等了。”
叠印：——上海客人：“那好，明天早上我就来拿钱。”
林老板走上望仙桥。
叠印：——钱猢狲：“林老板，宝号所欠的六百块钱，
年前一定要全部还清。”
叠印：——上海客人：“你自己说的，早上八点钟。”
叠印：——上海客人：“你为什么不守信用？”
叠印：——上海客人：“八点钟到了。钱呢？”
林老板跄跄踉踉地扑向在桥栏杆上，雪花扑落在他身上。
林老板的倒影。
上海客人凶狠的目光，钱猢狲阴鸷的瘦脸，这层层递进的六个叠印镜头，加上空旷阴冷的背景，寒夜飞飘的雪花，林老板水中的倒影，构成了凄恻哀婉的场面，林老板的苦，真是到了顶点。
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束缚，他们的确也吃过一些苦头的。但是，旧时代受苦最深的却是劳动人民，他们不只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也受到民族资产阶级（包括林老板在内）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但是夏衍同志却适得其反。他把林老板剥削的本质掩盖起来，而突出他的苦难，把它当作人民的苦难。把劳动人民为了本身的利益所进行的反抗和斗争掩盖起来，而把他们的利益置于依附老板的利益的地位。在影片里，无产阶级或者是半无产阶级的店员工人，他们没有独立的利益和要求，而是分享着老板的喜悦和“苦难”。受尽城镇商业资本家压榨盘剥的农民，对林老板也没有丝毫仇意，衷心祝愿这个老板能开起粮食店来。贫困的朱三太和张寡妇，她们的倒楣和破产，也只是因为这个老板受了大难的结果。
两相对比，人们就不难看出，改编者借助于剧情的安排，既然把矛盾的焦点集中到剥削阶级内部的倾轧上去，也就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林老板的“受苦受难”上去了。经过这么一些“精心”安排，一种艺术幻觉就产生了：仿佛林老板是旧社会中压在最底层的吃苦最深、受难最重的人物。他和劳动人民一样吞饮着“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难怪有人说什么林老板“和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同一的悲惨命运”，“令人觉得他可怜和值得同情了。”
改编者编造的这个“好人受难”的故事，用意是十分“深远”的。既然劳动人民是好人，林老板也是个“好人”；劳动人民“处身在水深火热之中”，林老板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在“同是天涯沦落人”这一点上，这两个对立的阶级有着共同的遭遇和共同的命运，被同一起来了，进入“无差别境界”了。既然在过去，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那么当然今天也就有着共同的要求，今后也可以有共同的前程了。既然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敌人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那么，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进入了社会主义以后，也就再无敌我矛盾和阶级斗争了。这就是夏衍同志在社会主义时代抹煞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所作的“伟业”！
是抗日统一战线？还是投降主义？
影片《林家铺子》不仅抹煞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性，也歪曲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影片是以三十年代初期为背景的。这是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年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地化的威胁之下，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卷入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一部分人还站在中间立场。对于资产阶级，我们的方针是又联合又斗争。毛泽东同志说：“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⑧
夏衍同志虽然也看到了：“在当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⑨同时，他也认为，中小工商业者是“受到压迫较重”的人⑩。根据这个情况，自然，他们是比较容易接受抗日主张的了。事实上，当时的中小工商业者，也有不少人参加了抗日运动。可是影片里的林老板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并无民族意识的、贩卖日货的商人。他咒骂抗日会是“无法无天”，诬蔑抵制日货的学生是“瞎胡闹”。“一·二八”战争发生后，他对国家存亡漠不关心，一心牵挂着的却是塘栖快班是否被抢。上海难民流落到小镇上来，他对同胞的不幸遭遇毫无同情，处心积虑的是如何在难民身上赚钱。爱国之心在他身上全无踪影。
这样的商人是有的。我们并不要求夏衍同志把林老板塑造成爱国商人；但林老板既然是一个不爱国的、贩卖日货的商人，但凡站在无产阶级和党的政策立场上的作家，就应当对他加以揭露和批评。夏衍同志说，应当“争取这些中小商人站到抗日这一边来”，可是，这样是非颠倒，怎么能“引导他们走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呢？不，这是不可能的。这只能引导他们走上不反帝、不爱国的道路。
夏衍同志在谈到《林家铺子》这篇小说发表的历史环境时说：“在当时，为了要组织起‘抗日救国’的全民统一战线……不能把锋芒集中到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这段话是为原作没有反映阶级矛盾而作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即使在当时，也不应该为了组织抗日统一战线而把阶级矛盾一笔勾销。如果原作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来描写资产阶级的话，那么，夏衍同志在今天进行改编的时候，就应该首先考虑一下这个作品是否值得改编，以及站在什么立场来改编。可是由于夏衍同志自己也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因而看不到这个作品的消极作用和它的时代局限性，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它的消极作用更加发展了。
其实，翻一翻夏衍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其它作品，就可以看到他对这一伟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从来就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行观察的。
早在一九三七年，那时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而夏衍同志却在他的话剧《上海屋檐下》里，说那是一个“黄梅天一般忧郁的时代”。
一九四五年春，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望，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也已发展壮大到使日本侵略者只能龟缩到少数城镇中，而夏衍同志在他的《芳草天涯》中，却以国民党统治的桂林作为时代的蓝本，竭力渲染抗战的凄惨和混乱，喋喋不休地说：“桂林变成了一个混乱的钳锅，冲突、争吵、残害、相互杀害，人命的价值暴落了，人变成了苍蝇，人变成了泥土”，还说什么这是“一个可悲的时代”，“好象这已经是世界的末日了”。
在这些作品里，多方面表现了夏衍同志的悲观失望情绪，他看不到人民的斗争和光明，看不到党所领导的全国人民争取民族斗争已大胜利的前景。由此又可证明，上面所引用的他所谓的抗日呀，统一战线呀，只不过是用以掩盖他抹煞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装饰品。
影片《林家铺子》，是夏衍同志在解放前错误的文艺思想的再版，也是他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顽强表现。解放前，夏衍同志长期脱离工农兵群众，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打转转，如果说当时有些错误还是由于客观局限造成的，那末到了今天，“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夏衍同志的《林家铺子》仍然原封不动地重新搬演这样的作品，就只能歪曲历史真实，同社会主义大唱反调了。
①⑦影片《林家铺子》导演台本。
②夏衍：《电影论文集》第二五八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八二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一○页。
⑤夏衍：《电影论文集》第二五四至二五五页。
⑥夏衍：《电影论文集》第一二九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五一页。
⑨??夏衍：《电影论文集》第二五九页。
⑩夏衍：《电影论文集》第二八五页。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七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