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学习毛主席著作打开了我治疗疑难眼病的通道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勇气、力量和智慧的源泉
——学习毛主席著作打开了我治疗疑难眼病的通道
济南市立第二医院眼科副主任　陈智慧
编者按：陈智慧同志在治疗眼病上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真正懂得了治病就是搞革命，充分发挥革命干劲，勇于实践，逐步地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逐步地掌握了精湛的医疗技术，为不少病人维护了视力，恢复了光明。
从陈智慧同志的文章可以看到：一个革命工作者，只有不断改造自己，具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和感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认识和运用辩证法，把工作做好；同时也只有在实际工作中认识和运用辩证法，把工作做好，才能真正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观愿望变为现实。如果不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如果不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革命事业的一个部分，那么，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从毛主席的著作中的确找不到一个治疗眼病的药方。但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能够从中找到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以武装自己的头脑，改造自己的思想，解决革命工作中的问题。陈智慧同志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过程中，运用唯物辩证法，正确地解决了如何对待病人的问题，如何对待疑难眼病的问题，并且在反复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中，找到了一些治疗疑难眼病的方法，治好了一些过去不敢治不能治的疑难眼病。
以政治统率技术，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这就是陈智慧同志走着的道路，也是一切知识分子献身革命的道路。
为了说明某一件东西特别珍贵，需要加以爱护，人们常用“象爱护你的眼睛一样”的话来形容它。这个形容是有道理的。眼睛是人身上十分重要的器官，没有它，就不能更好地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生活也都不方便。国家和人民所以需要眼科医生，就是为了帮助各个战线上的劳动人民更好地保护住这双眼睛。这也是眼科医生的职责。
医生的职责和医生能不能尽到职责，并不是一回事。要尽到职责，就要在实践斗争中，不断改造思想，努力提高医疗技术。这里，我想谈的，就是我是怎样由没有尽到职责到开始尽到一点职责的点滴体会。
要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和感情
我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做眼科医生，直到一九五六年，遇到疑难眼病，多是束手无策。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思想问题。总是想到病情复杂，治疗麻烦，万一手术效果不理想，面子上不好看；如果出了事故，还要负责任。我越想越不敢治，也不想治了。
一九五四年，我给双目失明的残废复员军人徐洪德看眼病。他的两只眼都被炮弹炸伤，右眼球已摘除，左眼患陈旧性外伤性虹膜睫状体炎，还有外伤性白内障，在其他医院做过三次手术，都无效果。我看完之后，觉得这种病不好治，就心安理得地把他打发走了。我说：“你的眼已经不能治了，可以不必再来了。”
象这样的例子，在我处理的病例中不只是一个。我想，象我这样做的，在我们眼科医生中，可能也不只是我一个。
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对照白求恩大夫的光辉形象和高贵品质，我感觉惭愧。他是一个外国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我对自己的工作既不认真负责，对同志对人民也不热忱。毛主席接着说：“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毛主席的这些话，不正是说的我吗？我想：我为什么对工作缺少极端负责的精神，对同志对人民缺乏极端的热忱，最根本的是缺少无产阶级的感情。我遇到疑难、复杂的眼病，往往首先站在“大夫的立场”上，怕超出常规，怕出事故，怕负责任，怕别人治疗过自己插手影响关系，就把病人推出去。这是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把革命的利益置于不顾。
我们医院的党组织和其他同志经常给我以具体帮助。有些领导同志是身经多次战斗、受过伤流过血的老战士，转业来到地方医院工作，身体虽然很弱，但经常带病工作，关心病人、关心同志胜过自己。我接触的病人中，有些人，在治病方面，我是医生，他们是病人；但在思想品德方面，我是“病人”，他们是“医生”。所有这些，对我都起着激励作用。这样，我就决心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要向革命的前辈和工人、农民学习，在医疗实践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尽自己的一分力量。
一九五七年，上面谈到的那位在战争中受伤失明的徐洪德同志，在农村担任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再一次抱着一线希望来到医院。这次，我首先想到，他是一位经过战火锻炼的革命战士，为了革命事业眼睛受了重伤，他是多么需要眼睛！哪怕是有一点点视力，他也会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同时，我还想到：治疗徐洪德的眼病是有很大困难的，做手术也可能出现问题或失败，但是不治疗只有一个结果——看不见，治疗就可能争取到另外一个结果——恢复一部分视力。徐洪德同志体察到我的心情，他就鼓励我说：“陈大夫，我知道治我的眼病冒很大危险，但是请你不要担心，你可以大胆的治，我反正是看不见了，即使手术失败了，最大也不过是个看不见。如果能够在给我治病中取得一些经验，有利于为其他眼病患者解除痛苦，我也满意，更多的人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徐洪德同志的话进一步教育了我。我下决心要尽自己的力量，为他减轻一分痛苦，争取到一点视力。我觉得，在没有尽一切努力之前，我没有权利向他说一声“不能治”，甚至不能在他面前表现出我没有给他治疗的信心。为阶级兄弟减轻痛苦的念头多了，个人得失就想得少了。思想感情的变化，也带来了业务上的不同考虑。第一次当我把徐洪德看作是按常规不能治的病人时，我就无能为力；当我看到徐洪德是我的阶级兄弟时，就有一股力量，推动着我，要给他治。
在党组织的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下，我和我们医院眼科的医护人员一起，为徐洪德的左眼做了第一次手术，于一九五九年又作了第二次手术。手术后矫正视力达到0．1。对眼睛完好的人来说，视力提高0．1或降低0．1，好象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对于双眼失明的人来说，这个0．1的视力就给工作、劳动、生活增添了许多方便。他走路丢掉了拐杖，在田间，能够分辨出大麦、小麦，还可以参加许多种农业劳动。
对徐洪德比较复杂的眼病做了手术治疗，取得较好的效果，使我想得很多。同一个徐洪德，同一只眼睛，为什么过去不敢治，不想治呢？并不是客观条件变得有利于治疗。论条件，眼病比过去更重了；这次我所在医院的设备也不如上次那个医院好。最重要的原因，是我看问题的立场和阶级感情起了变化。过去，我对于政治和技术的关系，政治统率技术，是不大理解的。至此，我才切身体会到政治的威力。
对于怎样才算负责任，什么是担风险，等等，这时我有了不同的看法。在决定要给徐洪德做手术的时候，特别是准备做第二次手术的时候，有的同志为我担心，怕手术做不好，自己拆了自己的“台”，先进工作者也保不住了。有的人则说：对于象徐洪德这样为人民立下功劳、只剩下一只眼睛的人，还要在眼睛上动手术，简直是不负责任。我听了这些话，思想上是有斗争的。从个人得失考虑，做这样的手术的确是要冒一些风险；但是，我又一想，对一个病人，如果还有治疗的希望，我们不想尽一切办法给他治，轻易做出不能治的结论，就算是负责任了吗？不。这对医生个人来说，是“负责”了，不治疗就没有手术成功或失败的问题，也就不承担手术失败的风险。即使病人的眼睛再进一步恶化了，医生也可以说，这是必然结果，与我无关。其实，这对病人来说，是最大的不负责任！毛主席说：“艰苦的工作就象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我是一个人民医生，又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不正是需要我承担担子的时候吗？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疑难病症，如果不积极去治，而是怕治疗中万一出问题自己受牵连，这不就和一个逃兵在战场上临阵脱逃一样？想到这些，我就勇于负责任，敢于冒“风险”。
从框框中解放出来
对于一些有恢复视力希望的眼病，过去为什么不敢治不想治？除了缺乏无产阶级的感情，是个根本原因之外，也是同思想上有这种那种框框束缚着自己的手脚分不开的。
以徐洪德的眼病为例。一九五四年他来医院时，看到他的眼病十分复杂，我就想起文献资料上说过：虹膜粘连很重，手术中危险多，易发生并发症；治疗后即使没有并发症，视力也很少会有进步。因此，认定还是不治为妙。按照常规，这种严重的眼病也是不做手术的。此外，还有一条常规中的“常规”，按照常规和有文献记载的办法去治疗，出了问题，不用手术者承担责任，拿出本本作证就可以了。非常规的、本本上没有的，一旦出了事故，就要承担责任。
文献资料是前人和别人经验的总结，我们要重视和学习它。但是它本身还有局限性。客观事物是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发展的。任何好的文献资料都只能反映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某一方面的认识，而不能包括其他条件下和以后发展了的情况，更不是一次就能认识了客观世界的一切方面。病是个客观存在，不会治，是说明主观上还没有认识它。文献资料上没有的，不是说明不可以增添上去，恰恰相反，正是我们应该去探索和研究的。只有这样，医疗技术才能发展。同时，我想，现有的文献资料，有一大部分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在那种人剥削人的制度下，绝大多数医生根本不可能为劳动人民服务；而劳动人民身受几重压迫，他们受眼外伤和其他眼病的机会最多，也最没有机会治疗。这样，资本主义国家的医疗技术的发展怎能不受到限制，它的文献资料又怎能不残缺不全？现在，我们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劳动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只要我们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破除迷信，打破框框，本本上没有记载的，按常规办不到的，我们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到。我国工农业和科学研究方面的许多新产品新成就，不都是过去没有，近几年才有的吗？为什么我们眼科的“禁区”就不能突破，医疗技术就不能更快地提高呢？
有的同志说：治病人和干其他工作不同，象制造机器、生产物质产品，可以打破常规，创造革新；人家没有的，自己可以试制；试验失败了，还可以重来。即使搞不出成就，最多不过浪费些人力物力，报废的产品还可以回炉再用。而我们做眼科医生的，治疗的对象是人的一双眼睛，越出常规，一旦出了差错，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眼睛坏了是不能再生的。因此，还是按老办法做稳妥。这种意见，乍听起来好象很对。但仔细一想，就觉得这个看法是片面的。我认为，正因为人和机器、物质产品不同，“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五一六页）对于一些疑难眼病，我们就应该千方百计地进行治疗，而不能满足于踏着别人的脚印走。一种新机器、新产品的出现，固然是可喜的成就；如果我们医生把患疑难眼病但还有治疗希望的阶级兄弟治好，他是一个工人，会给国家生产出多少新机器、新产品；他是一个农民，又会给国家多生产出多少粮食、棉花！如果说给人治病与进行物质生产有什么不同的话，首先，给人治病应该有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高度的责任感。其次，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作好思想工作，病人会自觉地同医生配合，在治疗上取得好的效果。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对治疗某些疑难眼病的信心就增强了。
女工作人员郭纪玲，患眼病已五年，来医院时两眼视力只在眼前面看到手动，虹膜粘连很重，瞳孔膜闭，眼压偏低，眼球趋向萎缩。按照常规是不能治的。经过检查分析，我认为还有恢复一点视力的希望，应该为她做手术。对她的左眼，我先后做了五次手术。当做完第三次手术，视力达到数指（即一米远可以数出手指）时，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郭纪玲提前来月经，以致手术后的眼睛前房出血，当时采用药物帮助吸收无效。这时有的人已经做出不能再继续治疗的结论。我想，眼睛前房出血用吸收的办法不行，如果做手术放血呢？有些人所以不敢用放血的办法，首先是怕手术后继续出血；其次是怕感染发炎。我认为这两个问题都是可以预防的。第一，病人以前做手术，都没有发生前房出血，这次出血是因为来了月经。月经后做放血手术，不就仍然可以不出血吗？再加上用凝血药物，就会更加安全。第二，使用抗菌素和采取其他一些措施，可以控制感染。这样，我就再一次突破了框框，为病人继续做了手术。结果这只眼睛的视力达到0．2。另一只眼睛做过一次手术，视力达到0．03。现在，她已恢复工作一年多了，并且能够写字、看报。
按照常规，我们眼科对单眼（另一只眼睛已无治疗希望），做手术是有顾虑的；如果是比较复杂的眼病，更不做手术。理由是：患者有两只眼睛，做手术如果发生了问题，还会有一只；患者仅剩一只眼睛，病情又很复杂，动手术是孤注一掷，一旦出了问题，患者的视力就全完了。可是我觉得一只眼睛的病人，虽然病情复杂，但只要有恢复视力的一线希望，就更应该拿出加倍的力气为他们治疗。因为他们另一只眼睛已经没有希望了，这一只眼睛不积极治疗，就会更加痛苦。有一些还有一点视力的单眼睛，不及时治疗，就连这一点视力也保存不住。机关干部于华患小视野青光眼。一个眼睛的视力已丧失。刚来我院检查时，他剩下的一只眼睛还有0．6的视力，但以后迅速降到0．4，以至0．2。他的眼压高，视野小（五度）。遇到这类病是比较棘手的。但是，如果不给他进行手术治疗，他的视力用不了多久就会全部丧失，成为盲人。对于这个可怕的前途，病人本人是完全明白的。经过与医院领导和眼科同志研究后，又和病人本人当面研究，我们给他做了手术；以后又增加了药物治疗，视力由0．2提高到0．4，视野由五度扩大到三十度。
按照常规，治疗眼外伤，只要受的是严重的穿通伤，或波及睫状体部位的，一般要把受伤的眼球摘除。这主要是考虑到：不摘除这只眼球，另一只好眼就可能发生交感性眼炎；发生了交感性眼炎，就会导致双目失明。我过去遇到这类眼外伤，也是按照常规处理。这是不是最好的办法？可不可以不摘除眼球，对受伤的眼睛进行治疗呢？开始我不敢去想，更不敢去做。因为按常规都是那样处理的，把眼球摘除了，病人的另一只眼睛就比较安全。
但是每一个严重的眼外伤患者，当他知道医生要将他的眼球摘除时，都表现出极大的痛苦。一九五三年有一位眼外伤的工人，听说要摘除他的眼球，当即痛苦地晕过去了，经过抢救醒来时，他对我说：“大夫，我是一个工人，没有了眼睛怎能工作？”我虽然被他的话所感动，但由于我没有跳出要为自己“负责”和另一些常规的框子，为了所谓“安全”起见，我没有考虑把他的这只眼睛保存下来，至今我每当想起这位同志时，都觉得后悔不及。但是，这位工人同志的话，长时期地对我发生作用，经常引起我思想上的斗争。它促使我考虑这样的问题：对严重眼外伤，摘除眼球，这就是最安全的治疗办法吗？不摘除眼球就必然会发生交感性眼炎吗？发生了交感性眼炎难道就不能治得比较理想吗？我翻阅了一些国内外文献资料，交感性眼炎的发病率一般是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最低是百分之零点一五，最高达百分之四。我看过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料，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资本家根本不管工人死活，工人的眼外伤最多，眼睛受了伤没有钱治疗，只好拖下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交感性眼炎的比例也只占到百分之四左右。这说明不摘除眼球发生交感性眼炎的比例并不高。对于交感性眼炎，目前虽然没有特效治疗方法，但是我们已有一些药物可以治疗。如果按照常规办法，就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在严重眼外伤、按常规应当考虑摘除眼球的病人中，为了避免百分之四以下的患者发生交感性眼炎，就将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的眼球不加区别地摘除掉了。在严重眼外伤中，有一部分是应该摘除的，而大部分是有保全眼球恢复视力希望的，因为那一点点发生交感性眼炎的可能性而被摘除，就使这些眼永远也没有恢复视力的希望了。以后，我受到党的教育，毛泽东思想唤醒了我的革命感，开始考虑这个百分之四和百分之九十六的关系。在治疗严重的穿通伤时，只要有光感，估计治疗后可能恢复部分视力的，就尽量不摘除眼球。这样做有什么根据呢？多次实践的体会告诉我：第一、只要摸清楚可能发生交感性眼炎的原因，事先采取措施，控制炎症，不摘除眼球也可以使另一只眼睛安全，至少可以大大降低发病率；第二、即使有极少数患者要发生交感性眼炎，只要事先充分估计到这个可能，预先准备好应急措施，在医疗过程中提高警惕，及早发现，及时治疗，也可以治好；第三、对受严重穿通伤但有恢复视力希望的眼睛做修补手术，可以使患者有两只眼睛，两只眼睛的视力加起来，作用就比一只眼睛大得多。这里我举一个病例。济南市万字巷食品厂女工张敬华，被玻璃片刺伤右眼球，伤口横穿全角膜并波及睫状区，虹膜脱出一大块。当时病人只能看到手动。平常象这种严重的穿通伤，我会考虑摘除眼球，以免好眼发生交感性眼炎。但经过检查，我发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伤口虽然大，但伤口很干净，受伤也才四十分钟，估计炎症不会严重。我根据病情决定给她做修补手术。我认为只要把炎症控制好，治疗措施适当，恢复部分视力是有希望的。手术之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治疗，终于治愈，出院时视力恢复到1．0（二年后由于怀孕和高血压症，眼底有病变，视力降到0．7）。至今已观察了五年，另一只好眼睛也没有发生交感性眼炎。
当然，对于一些外伤过重、经过治疗已经没有光感、根本没有恢复视力希望的眼睛，就应该把眼球摘除掉，因为它已经不能起作用了，留下来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如果说有可能治愈的眼外伤，因为怕发生交感性眼炎而摘除眼球，是“因噎废食”，那么对一些确实没有恢复视力希望的眼外伤，也不摘除眼球，那就类似“养痈遗患”了，两者都是不可取的。
向最好处争取，从最困难处设想
对于各种复杂疑难病，应该都要向最好处争取，不轻易放弃可以治疗的一线希望。但是，向最好处争取，毕竟是一种希望和可能，要将可能变为现实，还要靠我们自己的主观努力，其中包括对病情的了解是否透彻，对困难的估计是否充分，采取的治疗措施是否适当，手术是否熟练，等等。
我认为，在给疑难病人检查诊断的时候，既要看到不利的方面，又要看到有利的方面。这两方面，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要招致失败，而后一方面更为重要。假如只看到不利的一面，而看不到有利的一面，那就会丧失信心，不去考虑给病人治疗；即使勉强治疗，也会由于临阵的医生没有坚强的战斗意志，最后也不免要失败。反之，当看到有利方面，做出决定要给病人治疗时，最重要的是多想不利的方面，想得越多越周到越好。这时，别人和自己过去对于治这种病的种种顾虑，有些人出的难题，都会成为最宝贵的资料和成功的起点。这些顾虑和难题，往往就是治这种病中最需要注意的问题和最难攻的关口。解决了这些问题，攻破了这些关口，难治的病也就会变得比较容易治。如给徐洪德治疗前，有些同志提出一些顾虑，怕手术中玻璃体流出及前房出血，怕手术后虹膜炎症复发。这些同志是从不可动手术的角度提的。但是，后来对我们动手治疗大有帮助。我们医院党支部和院部，听了这些意见，提高了警惕，专门组织我们眼科全体医护人员，对这些难题讨论研究，找出了可靠的预防办法，才同意动手术。实践证明，这些顾虑，从积极方面考虑接受，变成了取得治疗胜利的动力，而不再是阻力了。
除此，还要想得更多些，因为各种事物都有其特殊性，同一种病生在不同的人身上也有不同的特点；眼睛是人的一个器官，它同人身上其他组织有密切联系。因此，给一个病人进行手术治疗时，必须综合地考虑到各个方面。十一岁男孩石振旺，患先天性瞳孔残膜，瞳孔前面有一块很大的残存组织在上面，视力一只眼为0．1，另一只眼为0．2。要为他多争取一些视力，就要做手术。经过检查分析，发现主要困难是：这块残膜有好几处和虹膜组织连着，并与晶体组织粘连，要把它取出来，手术中很可能伤了前面的角膜，也可能伤了后面的晶体。如果伤了晶体，就要成为白内障，不仅不能多争取到一些视力，而且会使原有视力丧失掉。我们考虑到要在手术中不伤角膜和晶体，首先就要使前房水不流出来，使前房不消失；手术中务必做到轻、稳、准。为了使切口做得小，以保证房水不流出来，我们就特地制做了一种器械。这样向最困难处设想和做准备，就使这一比较困难的手术做得很顺利，没有发生意外的情况。手术后，这位男孩的视力接近正常人的视力，一只眼达到0．9，另一只眼达到1．0。
手术前要更多地考虑困难方面，有些设想和准备工作事后也可能证明是多余的，是过分小心。但我认为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把困难设想得多些，对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做相应的准备，这只能在手术前去想去做。洗了手，走进手术室要给病人动手术时，就应该象我国优秀的男女乒乓球队员站在球台前那样，沉着冷静，充满必胜的信心。这时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解除病人的痛苦，争取到视力，把手术做得干净利落，既快又好。这样去想去做就有助于手术的成功。相反，如果产生一点杂念，考虑个人得失，心情就会紧张，手也会哆嗦；发生困难时，就会在关键时刻退却，不敢应战，势必影响治疗的效果。
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前进
在这些年的医疗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按照毛主席的话去作，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才能不断前进。面对一些难题，只有不断地从实践中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解放思想才有可靠的基础，一些原来不敢做的事才可能做到。
毛主席说：“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毛主席这里说的是打胜仗的道理，但同样适用于我们医务工作。疾病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过去所以不敢治一些疑难眼病，不敢打破一些框框，原因之一，也是由于我们没有去观察、分析、实践，不熟悉疑难病的情况，当然也就没有把握治疗。譬如：充血性青光眼急性发作时，视力往往减退得很快，在临床上我们经常见到视力降至光感，可是用药物治疗或手术疗法能使视力恢复一部分。从这样的现象中，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光感消失的病人是否经过治疗也可以恢复部分视力？过去都认为无光感就不能治疗，就象人停止了心脏跳动一样。这样的病例我过去也是按常规去处理，也认为不能治。自从发现了上述情况以后，我一直带着这个问号，一直想找出答案。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有一位老大娘患急性充血性青光眼，左眼已两天无光感。我想给她做手术，一方面为了减低眼压后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我想探索一下是否能恢复部分视力。手术后视力恢复到一米距离可以数指。这样，我就开始有了治疗这种疑难病的经验。以后我遇到一个七天没有光感的病人，又给他做了手术，结果又恢复了部分视力。就这样不断实践，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提高认识，对于十几天、二十几天甚至到一个多月没有光感或光感可疑（有时似有光感，有时又没有光感）的病人，我都给他们做了手术治疗；同时针对视神经萎缩情况给以药物治疗。这些病人视力恢复的程度都比较合乎理想。
认识过程不是直线发展的。这当中包括着许多曲折。拿我处理严重穿通伤的病来说，我经过分析、研究，认为一些有恢复视力希望的，可以不摘除眼球，交感性眼炎也可以预防和治疗。但是究竟怎样才能既不摘除眼球又保证另一只眼睛安全呢？真正的认识还是从一次失败的实践中开始的。十九岁的姑娘王淑华，眼外伤很重，按常规应该摘除眼球。我和院内外的许多同志也都说服她摘除眼球。但是她坚决不摘，表示就是发生交感性眼炎，两只眼都看不见也不摘。这样，我们就只好依从她，给她受伤的眼做治疗。但是我没有仔细研究她的眼睛可能发生交感性眼炎的具体原因，也就没有采取相应的预防和治疗措施。到第三周就发生了交感性眼炎（经过抢救保存了部分视力）。为什么会发生交感性眼炎呢？从理论上讲，这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但从这次教训中我分析了具体病情：病人伤口并不大，只有3毫米，主要是她眼睛伤了角膜、虹膜和晶体；受伤三天后才来治疗，虹膜炎症严重，这都是容易引起交感性眼炎的因素。这就使我对治疗眼外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再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做比较妥善的处理，以避免类似事情的发生。正如俗语说的：“吃一堑，长一智”，“失败是成功之母”。
我是集体中的一员。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渺小的。治疗任何一种疑难眼病，都要靠大夫、护士、病人的通力合作。就是做一次手术，也不是手术者个人的事，而是要助手、护士以及病人的密切配合。因此总结经验，除了总结手术者的经验，同时还要总结大家的经验。我们眼科做完一次比较复杂的手术，大家就凑在一起，检查、分析手术中做得好的有哪几点？为什么？不合乎要求的有哪些？今后如何改进？这样在下一次的手术中，大家都可以根据分工把上一次和上几次的经验用上去。
有人说，我们眼科近几年对某些疑难眼病做的手术治疗是独创的。我认为这种看法不对，至少是不全面。我们有许多治疗技术和方法是学习别人的。我和我们眼科的同志都曾多次到本地和外地兄弟医院学习过。我从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北京同仁医院、上海眼耳鼻喉科医院、广慈医院和第一人民医院，学来不少的经验。我的治疗技术中，不少是学了别人的经验，再加上自己在实践中得来的一些点滴体会。这样就会更好地把别人的经验运用到治疗工作中去。不仅眼科同志的经验对我有启发，其他方面的经验也帮助了我的治疗工作。有一次，我参加省群英会，听到纺织厂的先进生产者介绍运用双手落纱法，提高了生产效率，又提高了产品质量。我就想：我们眼科做手术，如果左右手都会灵活使用器械，协同作用就好，手术质量就会提高。以后我就有意识地用左手做一些事情，如写字、吃饭、剪指甲等。锻炼得久了，左手也比较灵巧，做手术时，左右手配合得好，手轻、动作快，对眼睛的刺激小，提高了治疗效果。
在学习别人的经验中，既要学习成功的，也要留心失败的。只要认真观察、思考，即使手术中的事故、差错，有时也会使自己得到启发。一次，我给一位做青光眼手术的住院大夫当助手，这位年轻的医师，因刀口开小了，抽刀又急，引起房水冲击，把虹膜突出到眼外。这个现象给了我很大启发。我想，如果把米雷尔氏手术学上讲的巩膜外虹膜切除与小刀口结合起来，把切除虹膜的手术由眼内搬到眼外来做，刺激少，感染少，并发症不是也就减少了吗？经过试验以后，我就把小刀口巩膜外虹膜切除手术应用于宽角青光眼的病人，效果很好。从已做的一百六十一例手术来观察，还没有发生过一例并发症，手术后的反应很轻，眼压恢复正常，刀口愈合得比较快，为病人减轻了一些痛苦。
几年来，我在治疗疑难眼病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有了一点体会。如果说经过我的治疗，为一部分眼病患者减少了一点痛苦，为他们继续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一点方便，这首先是党培养了我，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我，使我开始懂得了治疗眼病也是搞革命，懂得了我应该怎样尽到人民医生应尽的责任，以自己的微薄力量为劳动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其次，也是由于在医院领导具体帮助下我们眼科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和病人的密切配合。我深深感觉到：我对党对人民做的工作还太少，我在立场、观点、方法方面的修养还很差，我在医疗业务和技术上还有许多许多不足的地方。今后我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遵循毛主席的指示，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为更多的眼病患者减轻一分痛苦，作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医务工作者。这是我毕生的志愿。（附图片）
杨玉树在旧社会是一个贫苦的孤儿。三岁时右眼失明，后来左眼又碰坏失明，一直瞎了二十多年。一九六三年，陈智慧主动去福利院对盲人进行普查，决定给他进行治疗。经过两次手术，他的一只眼睛已能分辨手指、钢笔，辨别颜色了。
新华社记者　李汉孝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