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运动　深刻的变化——通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的新人新事新风尚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伟大的运动　深刻的变化
——通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的新人新事新风尚
新华社记者　徐炳忠　贺新创　周鸿书
北京通县的广大干部和社员，经过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新人、新事、新风尚大量涌现。最近，我们走访了这个县的一些社队，访问了一些社员、干部。从我们所见所闻的一鳞半爪的事态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农村带来的深刻变化。
“团结桥”
张家湾公社牌楼营村有条大水沟，把整个村庄分为南北两片。不久前社员们在这条沟上架起了一座木桥，才把整个村庄联成一个整体。这个变化可以反映出人们思想的一个飞跃。
南片叫前街，北片叫后街。很久以前，有两个土匪头子在前街称霸，一户地主统治后街。土匪和地主争权夺利，挑起了前后街的纠纷，致使前后街的人结下了怨仇。早先这条大水沟上曾有过一座小桥，年久失修毁坏了，人们宁愿绕着道走，谁也没有想要去重新搭桥。
解放以后，旧社会统治阶级制造的这条人们心上的鸿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地消失了，但是彻底消除它的影响，还是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中的事。
今年春节前夕，一件偶然的不幸事故发生了：前街第三生产队的场院，由于饲养员不慎失火，两万五千多斤饲草一下就烧光了。眼看七头大牲畜马上就断了“口粮”，怎么办呢？大家都很着急。
这时，队里的二十几位贫农下中农社员聚集到一起，商量怎么度过这个难关？有人提出请求国家帮助，有人主张请求外队支援，然而更多的人说要自力更生。贫农社员王森说：“人家大寨遭了大水，也没向国家要一文钱、一粒粮，我们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贫农社员刘珍接着说：“我们要学大寨人的那股子劲头，我们可以到三间房（地名）去搂草，把损失找回来。”大伙越说越来劲儿。
就在三队开会的同时，后街一队和前街二队的社员也在开会。三队的不幸遭遇，激起了这两个队贫农下中农社员强烈的阶级同情心，他们纷纷表示也要到三间房去搂草，帮助三队战胜缺少饲草的困难。
但是，人们的生活经历不同，后街一队有几位老人却不大以为然，旧日的怨恨他们还不能完全忘怀。这时，许多青壮年纷纷出来说：
——前后街的不和是阶级敌人挑起的，我们过去上了当，今天应该用阶级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前街的贫农下中农是咱们的阶级弟兄，咱们今天讲的是阶级，可不能再讲什么前街人和后街人。
经过这样一番议论，老年人的思想通了。
三队的社员刚到搂草的地方不久，一队和二队的社员也来了。这使三队的社员受到很大鼓舞，他们干得更积极了。三天功夫，三个队的社员共搂碎草两万二千多斤，基本上可以满足三队牲口对饲草的需要。
一队和二队的社员们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们想：牲口不壮实，就会影响春耕生产，光这些碎草还不能保证三队牲口体壮膘肥。两个队的社员经过讨论，决定再支援一部分饲草。第二天一大早，一队的十几个社员赶着大车、背着草，一直把草送到三队饲养室。三队的干部和社员一再表示感谢，两个队的人互相拉着手久久不放，……。
为了纪念和巩固这种阶级的团结，不久前三个队的社员齐心合力，又在那条水沟上重新架起了一座木桥，并且在桥头竖起一根碗口粗的木桩，上面写着“团结桥”几个大字。
社员生活会
我们到台湖公社唐大庄大队的这天晚上，就去访问副大队长宋香，请他谈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的变化，他带着几分歉意说：“今晚我们全体社员分组开生活会，我也要参加，你们是不是也到会上去听听？”
我们欣然地到第二作业组去旁听。
会上，作业组长王志清首先作了自我批评。这个组有七亩高粱丰产试验田，播种以后还没有压二遍，王志清带领五个组员，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把地压了。按照规定，最多每人只能记一个工分，可是王志清给记了两个工分。他检讨说：“我事先没和队长商量就这样作了，这是我的不对。”接着大家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副组长王德说：“你想搞好咱组的试验田，用心是好的，但是不应该为了咱们组就破坏队上的制度。”社员宋朝臣说：“那天队长说过，明天就给派人压，你为什么非急急忙忙搞加班，还多给记工分？要是各组都这么办，咱们队不就乱套了吗？依我说，你这就是犯了本位主义。”最后，作业组长表示接受大家的意见，并要求退还自己多记的工分。这时参加小组会的副队长崔洪顺说：“我和几个队长核计过，工分就不用退了，以后不要再这么办。”
接下去，副组长王德表扬了老社员宋奎盛。他说：“宋大爷虽然五十多岁了，可是他不管干什么活，都是有多大劲就使多大劲。挖渠、平地、浇水，干哪样也不比咱们壮劳力差。咱们就该以实求是，给他记一等劳力的工分。”社员们纷纷表示赞成，有的说：“奎盛大爷的干劲就是不差。”有的说：“同工同酬嘛！干什么活就该记什么样的分。”
这时，一个上工有时迟到的社员受到了启发，马上自我检讨。他说：“我保证以后不迟到，拿出百分之百的干劲搞好集体生产。”
会上，大家还对队长的工作作风、组员的干活质量等展开了表扬和批评。生活会开得挺热烈，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从头到尾没有冷过场。
临末了，党支部书记崔文静说：“我看今晚这个会开得挺好，大家也都挺愿意开生活会，以后咱们就经常开开。”大家七嘴八舌地表示赞同，最后决定一月开一两次生活会。
我问身边的一位中年社员：“这个会开得怎么样？”他回答：
“好啊！一能提高思想，二能促进生产。”组长接口补充道：“我说还得加一条，能够加强团结。”
在批评面前
徐辛庄公社平家町大队第十一生产队队长邓仕凯，不久前收到了一份小字报，上面写道：
两位队长：你们是受贫农下中农的信任给大伙办事的，不过你们可不能忘记有事要和群众商量，不能坐在办公室里说了算。现时工分高的高，低的低，很不平衡。打墙是技术活，不管干多少每天总是记七分，挖沟是体力活，也不管干多少每天总是记九分。你们说可以让社员轮换着去做，可是你们派工时总是说，昨天干什么的今天还干什么，这样作合理吗？希望你们考虑改进。
这份小字报引起了邓仕凯的一番思考。他想到各种农活的工分定额的确不完全合理，早就该调整了；全队有一百多名劳动力，每天早起由队长临时派活，很难照应周到，派活的办法看来也需要改进。这些问题虽说早已发现，也说过要开队委会研究，可是这阵子忙于事务，不知不觉就把这件大事给拖下来了。
使邓仕凯想得更多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来，队上的各种大事都发动群众讨论，大伙也踊跃发表意见，民主办队的风气大大兴起，这是件好事。但是现在社员写来小字报，又不署名，不是有话说在当面，这证明有的人对自己还是信不过。他又想自己是新当选的队长，又是党员，应该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于是，他向队委会建议，专门召开一次社员会，发动群众给自己和干部们提意见。
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了大多数干部的赞成，但是有个别干部想不大通，说：“队里的大事都让群众讨论过了，咱们也成天参加劳动，说是在办公室里说了算，这意见不符合事实，也得提出来评评理。”邓仕凯就耐心地说：这样提问题，以后人家有意见就不言语了，况且小字报提出的定额不合理、派活不适当的问题确实存在，社员写小字报也确是一番好意，咱们不能抓住一点点说过了头的地方不放。社员肯提意见，这对工作就有好处。经过这番议论，干部们的看法就完全一致了。
在社员大会上，大家果然提出了不少批评和建议，有的批评作业组长性情急躁，态度生硬；有的批评队长和组长的分工不合理，有些事情不能及时处理；同时，大家也肯定了干部工作的成绩，还提出了改进派活办法、调整作业组等具体建议。
接着，邓仕凯就召开了队委会，根据大家的意见，修订了目前到秋后各项农活的定额，又把作业组划小，让社员民主选举组长，派活办法和队干部的分工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对其它问题也一一作了处理。这些决定都在征求社员意见以后立即执行。
为了让民主办队的制度经常化，今后队委会要坚持每个月向社员报告一次工作，听取社员的批评。
队长搬进饲养室
台湖公社唐大庄生产大队的副大队长宋香，见队上的十九头大牲口多数比较瘦弱，干重活很吃力。他十分着急，就一次又一次地嘱咐饲养员，要精心喂养。
饲养员感到很为难。他说：“牲口老了，要喂壮实，可不那么容易啊！”几天过后，仍不见起色。
宋香想，这十几头牲口是队里的重要家产。眼下就要到春播大忙了。不把牲口喂壮实，怎么能保证按时播种呢？他又想到，自己去年参加劳动比较少，领导工作一般化。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怎能再照老样子办呢？想到这些，他就去找其他几位队长商量，接着就抱起铺盖卷，搬进饲养室。
开头两天，宋香给饲养员打下手。他观察到，饲养员在喂养牲口方面很不得法：一、每回添草都挺多，间隔时间长，喂得不勤；二、草料拌得不均匀，牲口不爱吃；三、夜间不给牲口饮水。宋香还发现，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饲养员不那么热爱这项工作，喂养牲口不大上心。
宋香就和饲养员慢慢谈心。他诚恳地对饲养员说，这批牲口是队里的家产，大伙把它交给咱，是对咱的信任，咱就得上心喂养。咱们贫农下中农，做什么事儿都得一板一眼的，苦点累点，也得把集体的事办好。同时，他自己带头动手改进喂养牲口的方法：固定喂草料的时间，每夜由五次增加到六次，每次都把草料拌得均均匀匀，少添勤喂，半夜还要给牲口饮一次水。饲养员见了，十分感动，也就照着他的办法干了。从这时起，每天牲口吃得饱饱的，干起活来很有精神。车把式们都很高兴。
不久，春耕开始了。宋香见牲口饲养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春耕上面。但是，他尽管工作忙，差不多每天晚上仍旧要到饲养室看一看。饲养员感动地说：“我真舍不得让你搬走，可是你当队长的要管全面，我也不好留你。现在我都按着你的办法喂养牲口，你放心吧！”
宋香的这种作风，博得了社员们的称赞。社员们说：“咱们宋队长真的变了。去年他劳动不多，工作也不大肯伸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他是哪里有困难就往哪里钻。咱们有这么一帮好干部，何愁今年不丰收！”
心连心
北寺公社白庙大队，今年因地制宜地推行许多先进经验，并且在生产上取得许多新成绩：历来实行的“大垄稀苗”的稀植方法改变为合理密植；去冬今春平整土地近七百亩；粮食复种面积扩大一千多亩；全大队一个春天植树六万五千多株……。
在谈到这些成绩时，社员们都说是党领导的好，是干部当家好。干部是怎么领导群众办成了这许多大事的呢？副大队长王玉宽没有正面回答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却很有兴趣地谈了另外一件事。
春耕前，他和大队长池有德一起到上海郊区去学习高产经验。那时，王玉宽的妻子李秀兰快临产了，家里没人照料，他想：大伙儿对自己这次去上海学习的希望很大，集体的事情要紧，可不能有半点含糊，便草草料理了一下家务，就带着歉意对妻子说：“我要到上海学习经验去了，不能照应你啦！到时候让孩子叫本家二嫂来帮个忙，一切要自己多加小心。”
十多天后，当王玉宽满载上海的经验归来时，他的妻子早就分娩了，孩子和大人都很平安，他一打听，才知道妇女干部许淑兰、邓淑春和女社员于凤芝、穆桂兰给了很多的帮助：临产前两三天，她们好几次来探望李秀兰，分娩时她们又张罗请接生员，头几天孩子没有奶吃，于凤芝又一天好几次来给幼儿喂奶，女青年穆桂兰等，抽空来帮助挑水……。他的妻子说：“你看，大伙儿把我料理得平平安安的，差不多和你在家一样周到呀！”
这件事使王玉宽觉得很暖心。他说：从前我们村里有个别干部工作上差劲，社员对他就冷淡。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部的思想提高了，作风改进了，大伙对我们就很温暖。干部工作很忙，有时候顾不了自己的家务事，这本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是社员们却看得很认真，村里的共青团支部还专门开过会，动员青年照顾干部家属。
王玉宽向我们说起这些事情，显得很激动，他表示，当干部辛苦一些是应该的，这是干革命嘛！现在我们干的事并不多，社员们就这样看重我们。干群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革命精神传后代
在张家湾公社张家湾镇的街道上，我们见到一大群儿童打扫街道。小家伙们干得很欢，有的拿着条帚，有的拿着比自己还高的竹扫帚，一个个干的是那么认真，漏下一根草棍，也要拾起来。
起初，我们以为这是学校组织的公益劳动，后来才知道，这是孩子们自己组织的劳动。少先队辅导员马淑珍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孩子们看到大人都热心为集体办好事，他们也自动地组织起来，学着做。”
她兴奋地告诉我们，第六生产队的孩子们，听说队上要盖猪圈，他们商量了一阵就去拣砖头，献给生产队。
说到这里，马淑珍笑了。她说，有个人逗孩子们：“你们这些砖头是不是拿人家的呀？”孩子们可认起真来了。少先队员何永增气虎虎地说道：“我们这是给集体办好事，怎么会去搞破坏呢！”他又说：“你也太小看我们新中国的儿童了。”其实，孩子们在动手拣砖头之前，就宣布了纪律：不许拿集体的和社员的砖头。
她还告诉我们，全大队五个生产队的三百多个孩子，自动地组织起来，给烈军属和“五保户”抬水、扫院子。前些天，大队团支部开展植树活动，他们也跑去参加，和青年们一起种了九千五百多棵树。孩子们成了小树的“保护人”了，给小树浇水，还割了些疙针，把村里的每一棵小树都围起来。过去，哪儿演个电影什么的，他们总是老早就跑去了。前些日子，东边南许场村演《李双双》。孩子们可想去看，可是又怕看电影的人踩坏了小树，就三两个人一组，在东大堤的小树旁边守着。电影演了两个来小时，孩子们一步也不离开小树，直到散了场，村里的人都回来了，他们才回家。
谈起孩子们这些可爱的行为，马淑珍兴奋地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伟大，连孩子们也受到了教育和陶冶，革命精神传给了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