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科学研究工作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科学研究工作
朱洪元　汪容
有人问，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要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特别是理论物理学的研究工作要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最近重温了一遍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近代理论物理学的发展，以及其中特别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通过重温这些历史，我们不但得到了肯定的结论，而且还进一步地体会到物理学研究中运用毛泽东思想是多么必要！反对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是多么必要！
要敢于革命、敢于打破框框
毛泽东同志常常教导我们，要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科学工作中真正要做到这两条，是并不容易的。特别是科学的发展有它的继承性，它一方面留下了不少宝贵的遗产，但另一方面，如果形而上学地去对待这些遗产，不敢革命，它们就又会变成框框，束缚人的思想，阻碍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当初，普朗克提出辐射振子的能量不是连续的而是间断的，这在突破经典物理学的连续性的概念方面，不能不说是一次具有革命性的创举。但是，普朗克却长时间不敢彻底打破旧的框框。他只说辐射振子的能量是一份一份放出的，却一直不敢说辐射本身就具有不连续性（颗粒性），不敢说光量子是实际存在的东西。甚至直到一九一五年，他还想法躲开自己的划时代的发现而倒退回经典物理学的旧框框之中去。就是这样，尽管普朗克曾经提出过一些革命性的思想，但是由于他不敢彻底革命，终于没有发现微观世界中粒子性的普遍意义。
爱因斯坦突破了普朗克所没有敢突破的框框，在光电效应的研究中提出了光子的假说，第一次揭示了微观世界的粒子—波动二重性。德·布罗意进一步提出电子具有波动性的假说，从而又揭示了微观世界中粒子—波动二重性的普遍性。虽然在今天看来，光具有颗粒性和电子具有波动性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经典物理学的框框还没有被打破的时候，要承认这些事实是需要一些敢于打破框框的勇气的。再进一步来看，量子论的提出，是打破经典理论的框框，把它一分为二，提取其中适合于描述微观现象的部分的结果；矩阵力学的发现，是抛弃微观世界经典模型的框框，承认微观世界的不连续性，将对应原理和利兹组合定律结合起来的结果；波动力学的发现，是从经典的哈密顿——雅可比方程出发，推陈出新，将电子具有波动性的思想贯彻到底的结果。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和打破旧框框分不开的，都是和不自觉地遵循辩证法分不开的。正是由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一些人们有勇气打破旧的框框，才能从普朗克的量子假设出发，不断前进，终于建立了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起，给物理学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但是，所有这些资产阶级学者们都是不自觉地、被迫地抛弃形而上学的框框而接受辩证法的。他们不但不能和形而上学真正地决裂，而且迟早都要回到形而上学的死胡同里去，从敢于打破框框转化到不敢打破框框。例如，打破过基本粒子经典模型的框框的玻尔，后来就变成了一个顽固地不敢走出经典概念框框的人，他曾经很强调地说过：“所有的经验归根到底必须用经典的概念来表达。”由于这种形而上学观点行不通，他所领导的哥本哈根学派就编造了一套“客观的不是实在的；实在的不是客观的”这一类梦呓似的话。玻尔还进而乞灵于洛克和马赫的哲学，他说：“描述自然的目的不在于揭示现象的真实本质，只在于尽可能找出我们的经验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于是，玻尔和他的哥本哈根学派就把不依赖于主观的客观存在从科学中排挤了出去，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正如列宁所说：“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分娩是痛苦的。除了生下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生物，它必然会产出一些死东西，一些应当扔到垃圾堆里去的废物。”①
哥本哈根学派是现代西方理论物理学的主要流派，它的学术思想在西方科学家和大部分苏联科学家中间已经影响很深，俨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但是坂田昌一和武谷三男敢于突破这个主要流派的框框，敢于坚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尖锐地批判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观点，能够自觉地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去，这实在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革新精神。坂田昌一和他的学派能够对基本粒子物理学的发展作出贡献，是和这种革新精神分不开的。
这些生动的事例有力地说明了一条真理，就是只有那些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人，才能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地作出贡献。反之，一个人不论他在科学上有过多大的作为，只要一旦被旧框框所框住（迷信正统，迷信权威，或者在困难面前踌躇不前），他就会被科学的发展掷在一边。
科学工作者必须经常自觉地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发掘、揭露和分析矛盾
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要不要有目的性？有人说，不必要有，有人说，不可能有。他们常常引用的一个论据是，在科学研究中有些重要的发现不是有目的地探索出来的，而是无意中偶然获得的。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放射性的发现，就是由于柏克莱偶然地把铀和感光板搁在一起而发现感光板感了光。但是，只看到这一点而不看到另一方面，就会产生很大的片面性。在整个认识过程的长河中，这一类偶然事件事实上只能贡献出最初的感性认识阶段中的最初的几颗沙粒。紧接在柏克莱的发现之后，居里夫妇对放射性物质进行了极其辛勤的探索，正是由于他们的有目的的研究工作，原子的蜕变才能在人们的面前真相大白。这以后在原子领域以及基本粒子领域中的一系列重要发现更无一不是人类有目的地活动的结果。象卢瑟福用α粒子打击金箔来探索原子的构造，象研究宇宙线来寻找作为核子力的媒介的介子，象用钴60的β衰变来验证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都是突出的例子。当然，偶然的发现还是有的，例如一系列奇异粒子的发现，τ—θ矛盾的发现（它导致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以及最近的时间反演不守恒的发现②。但是看来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就是随着人类认识领域的扩展，一切科学实验活动的目的性都会越来越强。即使奇异粒子、τ—θ矛盾、时间反演不守恒等的发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可是它们毕竟也都是人类在探索高能物理新现象的前提下有目的地活动的结果。在这里，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这个趋势的出现很容易理解，因为人类的认识已经深入到微观世界和宇宙空间，每次要想再前进一步，就不能不借助于越来越精密、越复杂的仪器设备，而要想使这些仪器设备真正发挥作用，就不能不事先提出明确的研究的目的。譬如说，在建造一座高能加速器之前，必须很慎重地考虑好要用它做哪些物理实验，探索哪些方面的问题，纯净粒子束和探测设备的设计制造也都要及时跟上，否则即使加速器造好了也是用处不大的。今天至少可以说，在基本粒子领域里要想无目的地偶然幸运地碰上一个重要的发现，已经没有可能。
在科学实验中和在其他方面一样，有目的、有设想就能主动，无目的、盲目就要被动。正确的目的和设想也决不是灵机一动和主观臆测就能得到的。解放前有些不负责任的通俗小册子曾经广泛地传布过这样一个故事，其中说牛顿有一天在果园里看到苹果落地而灵机一动想出来了万有引力。这种严重地歪曲事实的叙述很容易把人们的思想引入歧途。其实，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是因为他细致深入地揭露和分析了开普勒三定律中所反映出来的行星本身的惰性同太阳施加于行星的引力之间的矛盾（最初他分析的是月球的惰性同地球施加于月球的引力之间的矛盾）。他的研究工作的目的性显然非常明确，而且他正是不自觉地运用了辩证的观点，从客观事实中发掘和剖析了矛盾，才得到了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万有引力定律。
其实放眼看一看整个的自然科学，有哪一个理论不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绝大部分是不自觉地）剖析了生产实践或科学实验中的矛盾而得到的？象牛顿万有引力这样的例子，在理论物理学的领域里举不胜举：麦克斯韦方程组的提出，是麦克斯韦深入剖析了电场与磁场之间的矛盾的结果。量子力学的提出，是由于揭露和分析了微观世界的波动性与颗粒性的矛盾。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是剖析了运动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协变性）的矛盾而得到的。他提出广义相对论，则是为了进一步探索物质和空间时间（物质的存在形式）的矛盾。更现代的新的理论进展也同样没有例外：核力的研究揭露了核子场与介子场之间的矛盾，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揭露了基本粒子的两种相反的宇称状态（宇称为＋1和宇称为－1的状态）之间的矛盾，现代基本粒子的复合模型则正在通过各种基本粒子的质（各种性质）和量（各种量子数）这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制约的方面来揭露基本粒子的内部矛盾。
宇宙是充满着矛盾的，没有一件事物不可以一分为二。即使是最简单的一个力学上的自由度也是一分为二的。它分解成为正则共轭的两个力学量p（动量）和q（坐标），它们按照哈密顿方程和一定的对易关系而相互斗争、相互转化。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了一点，就是理论上的任何一次重要的进展都揭开了从来没有被认识过的新的重要的矛盾，并且正确地找到了它的规律性。看来，理论物理工作者如果能够经常自觉地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有目的地去发掘、揭露和分析矛盾，他就肯定能够在认识客观真理的道路上获得更大的自由。
追求所谓最终的理论是钻形而上学的死胡同
世界是无穷无尽的，世界的结构的层次也是无穷无尽的，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同样是无穷无尽的。科学工作者如果真正能够以这样的辩证唯物的观点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他就能够永不满足，永远感到有一种动力促使他进一步去探索客观世界的未知的真理。反之，在科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也有不少受形而上学思想束缚的人，他们看到人类的认识取得了某些成就和进展，就再也不能想象客观世界中有什么更内在的或更深远的矛盾了。他们认为科学已经差不多走到了顶峰，最后的真理已经在望，只要再经过一番主观的思考，就可以得到最终的理论。如果一个研究科学的人不幸接受了这样的形而上学的观点，那么，不论他有多大的天才，也是不可能再有所作为的。几十年来，已经出现了好几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这方面的例子：首先可以举爱因斯坦。诚然，他基本上是一个素朴的唯物主义者，始终反对哥本哈根学派对于量子力学的唯心主义的基本思想，始终主张客观的存在不依赖于主观，还为此和玻尔进行了公开的论战。可惜的是，由于他不懂得辩证法，他在后期的科学工作中，在提出了广义相对论以后，就去追求所谓的统一场的最后的理论，脱离实际关起门来搞了几十年，一直到最后也没有走出这个死胡同。还有英国的爱丁顿，他也是花费了整个的后半生去追求所谓的最终的理论。他把二十年代关于基本粒子的知识看做是最后的知识，宣称推导出来了精细结构常数，还宣称宇宙中一共有多少多少个电子和质子。后来，人们在宇宙线中发现了介子和很多种新的基本粒子，他的最终的理论就彻底垮了台，成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所无情嘲弄的对象。还有海森堡，他搞所谓“宇宙方程”也有十多年了，结果也是得不到什么值得一提的成就。这些历史的教训一再地提醒我们不能无视客观世界的无穷无尽和物质的无限可分性；同时，也一再地提醒我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说过的认识过程中第二个飞跃的重要性。不到实践中去检验理论和进一步发展理论，不能“自以为非”，一味固执地认为自己已经走到最终理论的门口，那是行不通的。爱因斯坦、海森堡等，在他们的早期工作中，由于不自觉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都曾经对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他们的后半生，由于他们自觉地用形而上学来指导自己的工作，结果就耗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和精力而收获极少。这些历史的教训又一次说明，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哪怕是不自觉地接受正确的哲学指导思想），即使是大科学家也会迷失方向，走入歧途。
必须反对物理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
早在二十世纪初叶，列宁就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过物理学中的唯心主义。不过他也指出，当时在最新的物理学家中间，继续唯物论传统的还是大有人在。我们知道，那时候有不少的理论物理学家，虽然世界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们在研究工作中仍旧不自觉地接受素朴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可是，到了三十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日益加深，随着资本主义文化的日益堕落，列宁当年批判过的物理学中的唯心主义思想的逆流，就逐渐在理论物理学界泛滥了起来。一些原来在研究工作中还能不自觉地接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人，开始自觉地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后期的哥本哈根学派就是又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否认因果性，大声宣扬不要再去谈论独立于主观世界之外的客观存在，造成了坂田所说的“哥本哈根之雾”。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学术界“名人”的带动之下，不尊重客观事物，只强调脱离实际的数学形式和“逻辑推理”成了风。象“宇宙是几十亿年前由一个超原子爆炸而产生的”这种不科学的论断就是经过所谓的“逻辑推理”推出来的。这种逆流把脱离实际的数学形式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英国的著名物理学家秦斯就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过一句有代表性的话：“上帝是个数学家！”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场论中又出现了一种通过解析性质来研究散射矩阵的色散关系方法。这个方法一方面使得强相互作用领域中的定量的理论开始有了可能和实验联系起来并进行比较（过去的微扰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另一方面，这个方法只不过是一种数学工具，它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基本的物理内容。但是，那些形而上学者们是不愿意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的。他们好象抓住了什么万应灵丹，极力地片面地夸大色散关系的作用。甚至还有人声称：“解析性就是一切！”在这些人的喧嚣声中，唯心主义的逆流有了新的发展，以美国的G．丘为代表的一批理论物理学家在六十年代初开始主张彻底抛弃时空和场的概念，用对于散射矩阵的数学形式的研究来代替对于客观存在的物质的研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G．丘和其他一些人还把意大利学者累惹在量子力学的关于汤川势的研究中所找到的“累惹极点”的数学形式硬搬到场论里面来。其实，如果能够细致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这种数学形式上的生搬硬套是不合理的（见戴元本的《高度奇异位势和一类非定域位势的Regge行为》一文，《科学通报》一九六五年二月号）。但是，G．丘这些人却大声地预言最后的理论快要找到了。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国际性的物理学杂志上几乎每一期都有好几篇关于“累惹极点”的文章。可惜好景不常，一九六三年的一些物理实验证明了“累惹极点”的数学形式在场论中并不适用，G．丘的预言垮台了。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处处是唯心主义的温床。在那里，学术界的唯心主义思想不会越来越少，而将是越来越泛滥。因此，我们在接受西方的具体科学成就时，一定要警惕随之而来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影响，否则就会吃大亏。例如，国内也有人盲目地追随西方物理学家，在累惹极点这一假设在实验上被否定以后，还大力去研究累惹极点。要想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就必须有批判地接受各种科学遗产，自力更生。一味地追随没落的西方是不可能赶上和超过人家的。
以上是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极其肤浅的初步的体会。一系列的历史的经验教训都证明，在现代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只有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才能避免或者少走弯路；也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科学研究工作，才能保证多快好省地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先进的水平。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迈着巨大的步伐前进。目前工业和农业方面已经有了大庆、大寨式的大搞革命化的榜样。我们科学工作者也应该有信心和决心，在自然科学工作方面做出应有的努力，使得大批的大庆、大寨式的革命化的实验室和研究所尽快地涌现出来。
①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三三○页。
②根据现有的理论，假使时间反演守恒，那么一种呀K02介子的粒子是不可能衰变为一个Л＋介子和一个Л－介子的。但是去年在实验上发现了K02介子衰变为一个Л＋介子和一个Л－介子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