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人类学的研究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论古人类学的研究
杨钟健
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在陕西蓝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与之共生的动物群，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于古人类研究的知识。
蓝田两个地点的猿人化石，都是从土状堆积，即所谓红色土中发现的。从工作的发展角度来看，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它为我们今后进一步开展工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也进一步证明我国是一个具有丰富的人类化石的地区。此外，通过在蓝田的工作，我们还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受到了一定的锻炼。这对于今后工作可起加速和提高质量作用，有很重要的意义。由于蓝田的化石比北京人为早，这一发现也有力地把我国化石人类的历史推进了一步。
除了在蓝田的工作以外，我们在解放以来，在全国各地取得了相当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有关人类演化的材料。属于猿人类型的有大家所熟知的北京中国猿人新的牙齿、下颌骨和肢骨。从研究的结果看，也是我们目前所掌握的仅有的北京人的新标本。其他归于古人和新人的材料也很丰富，如属于古人的马坝人、丁村人等，属于新人的柳江人、资阳人等。此外，也采集了与人类演化有关系的材料如巨猿等。有关文化方面（石器等）的收获更多，分布也很广泛。
根据以上各点来看，我们近年来在发展古人类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一科学的发展前途是非常光明的。但是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认为我们这一项工作就够了，不必再求进一步的发展了。恰恰相反，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有待提高。可以说，已有的成就还是大量工作的开始，有待继续努力。同其他生物一样，人类演化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它和其他相近的种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既要了解它的时间方面，也要了解它的空间方面的种种关系，特别是其来源所在，以及古地理古气候的条件等，也有必要了解每一个方面的全部情况。就我们目下所掌握的资料来说，还远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因此，我愿意在肯定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就我们工作还有待发展的方面，提出以下不成熟的意见。
一、从时间上讲，我们应当追寻更古老、更多的有关人类演化的化石。所有生物的演化都需要时间，人类演化也需要时间。就古生物来说，这发展的时间，反映在各时代所形成的地层和所含的化石上。因此，我们研究可能含人类的起源的原始类型就不能满足于和人相近的种类，而要追求它的更远的直系祖先和旁枝祖先。用分类上的术语讲，我们既要研究和我们人同一种的人，也要研究和人同一属以至一科一目的有关人的各种化石及其可能有的文化。这么一来，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碰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从什么时候起是我们必须研究的人的全部历史，另一个是在研究以人为中心的问题上，应当研究的门类的范围是什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三种不同的范围。一、我们知道包括人在内的灵长目是由哺乳动物中的食虫目分化出来的，其分化出的时间，可能追溯到第三纪最初乃至白垩纪晚期，大约有七千万年左右。二、以人所归的人猿亚目计算，比较晚一些，但也在始新统——渐新统期，至少在四千万年以前。三、作为人所属的这一超科讲，其辐射主要在中新统，也就是三千万年以前。因此，假使我们不满足于仅仅知道人类的最近的祖先的话，应当进一步追溯到整个新生代的历史，至少到中新统，才能了解人类演化的全貌。我们要了解全部人的历史，也要有相当充足的古脊椎动物或至少哺乳动物的知识。这个要求的这些方面可以作为基础的准备来处理。因此以上所提出的是低标准，不是高标准。再说，作为一个分枝科学的门类——古人类学讲，这样要求也是完全必要的。
长期以来，我们只发现了一些属于人这一科或者仅仅这一属的若干人类化石，其地质年代时间，为更新统中晚期。真正更新统早期的这一类化石，除了非洲的“能人”以外，可以说还是空白。上新统和中新统有关人类来源的化石，也屈指可数。事实上关于猿人以前的和人的演化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化石，已在其他地区有所发现，或有了苗头。在这一方面，我们是做得十分不够的，必须急起直追。因此，人类演化的早期谱系，可以说还是很不清楚的。更原始的姑且不讲，单说从猿到人的猿算起，其间应当有若干关键性的环节，还有待于我们发现。既然这些东西在别的地方有了苗头，那就没有理由认为在我国没有发现的可能。我们应当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突破这一关，把我们的目光放远一些，首先是更新统初期，其次是上新统至中新统，直到渐新统。
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有没有这样做的物质基础。公王岭和陈家窝猿人化石的发现，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这两个地点都是在洞穴以外的土状堆积中发现的。我国的更新统初期土状堆积分布很广，上新统也不少甚或更多。近年来工作证明，我国的中新统地层，也是很发育的。可以预见，只要我们努力工作，发现更多的化石地点，就有可能找见有关人类祖先的化石。这一点已经在蓝田工作中确定证明，并且加强了我们对工作的信心。
关于第二个问题，应当把关于人类历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其相近的一些门类，看来是不言自明的。为了了解人类演化的全部过程，我们不能孤立地研究狭义的人，而一定要涉及和人有关的材料，只有这样才可以了解它的完整的“家谱”。既要研究其直系祖先，也要研究其分枝祖先。
我们一般研究猿人或其他人化石，总是拿现代的猩猩、大猩猩、黑猩猩等来作比较。这完全是必要的。但其所以能达到一定效果，主要是因为这些灵长类和人在大约一千五百万年以前，从某些共同的祖先中分化出来的。关于这些和人有直接关系的灵长类的化石，我们也知道得很少。可以认为，那些可能在老的地层中发现的、哪怕就是属于猿类型的化石，对于了解人类演化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样理由，以南方古猿为代表的所谓“近人”（人科中的一属），也对同一问题起同样重要作用，或者更重要的作用。
所以从门类讲，也应当打破旧有的局限，至少要全面研究（当然还是以人为重点）人这一科的所有材料，特别是化石材料。如果说要再进一步追溯，还可以包括人猿亚目，或者整个灵长类。由于灵长类的重要，有些人已把它列为一种专门学科叫灵长类学。我们为什么不能搞一个古灵长类学呢？这也是一个下决心的问题。
总的说来，灵长类化石在我国发现的还是不多。但最近在蓝田就发现有蓝田猴，以前也发现过几次不同时代的灵长类化石，如森林古猿之类，看来还是事在人为。
二、有关提高人类化石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一般说来，人类化石是很少的。这也是人们对于这类化石特别重视的一个原因。我们既要珍视这些所有的标本，但也不能满足于这些标本。又由于这些化石少，我们在研究上受了很大的局限性。这也是在研究上容易发生分歧意见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了解生物的演化真实过程，在于认识全部品种群体。化石少也可以把少量化石当作代表，来理解关于品种群体的演化和与其相近品种的关系。但如能有更多的化石代表更多的个体，当然在研究上更为方便，也可以了解真正有关群体的演化，得出更可靠的结论。
多少年来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能够坚持、认真工作，就不难得到更多的个体。没有发现过化石的地区，当然有待有系统的寻找，即使是化石少的地点，也不一定就表示那个地区只有那些化石。第一个直立爪哇猿人头盖骨发现后历数十年之久，因为没有人继续做工作，就没有发现这类更多的化石。后来有人继续工作，不但找到了更多的这类化石，还找到更多的这一类化石的新地点。在非洲无论南方古猿也好，或所谓能人或其他人化石也好，都有更多的个体发现。在我国，经验更为丰富。周口店所以能积累四十多个以上的北京人材料记录，就是因为连续工作得很久。在蓝田地区如果不是继续工作，就不可能发现更多的人化石地点和完好的头骨。广西的巨猿的发现也有类似经验。它是从原来根据的几个牙齿，在其地点完全不明确的情况下，搜索出来而且加以系统采集的结果。我们还不能满足于这个情况。巨猿只有三个下颌和一些牙齿，蓝田人也只有每一地点仅一个个体为代表。看起来继续认真做野外工作，以求获得更多的地点和个体，还是基本工作。狭义的人化石是如此，广义的人类演化材料包括同时代的动物群和植物群的材料也是如此。这就需要既在已知地点中选择重要地点认真发掘，也需要找更多的新地点，以便不断扩大工作的范围。
三、关于如何全面了解人类化石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由于材料的限制，对人类化石本身的研究，大部分着重在牙齿和头骨上（包括下颌骨）。毫无疑问，这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人类演化过程中，行走的姿势，脚同手的结构，也是十分重要。目下研究古人类的人们已取得一致的意见，认为人类在体质性质上的演化，应以争取直立，来得最早。直立的姿势的形成，就牵涉到腰带和脚的变化，其次引起手和脑的变化。因此，争取获得更多的关于四肢骨方面的材料，就成为头等重要的奋斗目标。只有有了头后骨胳方面的必要材料，才能对人的全部体躯有完整的认识。
以上说的只是体质方面的性质。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化方面的性质，也就是以石器为主的文化遗物。这应包括我们根据打击方式能辨认出来的石器，也应包括在某些情况下，虽然不易辨认其打击方式，但根据地层或其他各种观察以及彼此联系，能推断出来可能由人工使用过的任何遗物或痕迹。
拿以上几个方面的要求来衡量，我们的工作可以说还差得很多。如个体已获得最多的北京人，四肢骨却少得可怜。其他包括巨猿在内的材料，还没有发现。石器方面，当然在有的地点材料很多，有的地方也还未发现，而且我们的研究工作和过去已掌握的材料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
以上所提到的三个问题是彼此有密切联系的，都反映了我们工作中的薄弱方面。这些方面如不认真加以改进，就可能成为我们前进中的障碍，至少影响我们古人类研究工作的全面发展和质量提高，影响更好地理解人类演化的过程。这些缺点的改正，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后发展这门科学的方向和动力。那就是：一、在时间上至少包括中新世在内的地层，即大约从距今三千万年起。二、在范围上至少包括人猿这一超科各门类成员
（人、近人等的祖先类型）。三、在数量上应当争取每一种有更多的个体，以期能形成比较有代表性的品种群体（男女老少）。四、在全面了解一个种的化石上，应该注意头骨和牙齿以外的其他材料，特别是腰带、脚、手等。五、在文化上应当在更深入地研究已有的石器等之外，也不排除对更古老的可能有的文化遗物的研究。
总的说来，我们有必要扩大我们研究的范围，以求全面的了解人类演化历史。这并不等于说没有重点。在时间上应由近及远，看来早更新世就是首先要集中力量研究的时代。在门类方面应由亲及疏，以人为主，再旁及近人各类。在其他问题上，要进行有计划的重点而持久的发掘，以期真正能多解决些问题。我们既要保证重点，也要兼顾其他方面，那就是要在古人类工作上，也要填补地层上的空白，门类上的空白，地区上的空白，以及在每一种全体标本上所缺的空白。我们还要对人化石的来源所在，以及他生活的种种环境如地理气候等条件的关系加以研究。为达到这个要求，就非大大增加各种化石的数量不可，这就迫切需要加强对冰川地貌方面的工作。数量提高了，就有可能带来质量的提高。
无庸讳言，我们的工作量是很大的。但也说明我们这一项工作的前途，是无限广阔的。无数已有的国内和国外的资料表明，全世界人类研究的可为地区是不多的，而我国是这些不多的地区中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目标肯定下来，并且订出既考虑到目前也要考虑未来的切实可行的计划，由点到面，踏踏实实稳步前进。要做到这点，关键在于我们认识到这一工作在科学战线上的重要意义。
关于人类演化的研究，包括它的文化研究在内，具有科学的和政治的双重意义。按照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全世界古脊椎动物文献来看（可能是不完全的统计），古人类方面，就占了三分之一左右。人从何而来，可以说这是自人类有文化以来，人人关心的问题。可以断定，我们全体从事此项工作的同志，都没有任何自卑感，都勇于承担这一艰难而光荣的任务。只要我们把国家的荣誉放在首要地位，抱有愚公移山的精神，相信任何困难都不会阻碍我们前进的。
当然除此以外，我们还存在一些技术上的缺点，也需要改进。可以说就是普通的一般操作，野外的或室内的，都有应该改进的地方，以加快我们工作的进度和质量。一些必要的新技术的运用，看来是迫切的，那就是测定绝对年代的方法，如钾氩法和其他的新技术。在没有这一种工作的情况下，我们不但对我们自己的古生物研究结果少一重要佐证，也无法对别人已做的工作提出赞成或相反的意见。
总起来说，我们近年来关于古人类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在党的领导和关注之下进行的，是我们全体同志初步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一切成就归功于党。我们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我们今后要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加倍努力，继续前进。
可以预期，在我们思想上进一步革命化的前提下，明确我们奋斗的目标，再加上技术上的改进，我们就完全有信心，在这一门科学上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