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纪前中国与缅甸的友好关系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十三世纪前中国与缅甸的友好关系
方国瑜
缅甸境内各族有悠久而光荣的历史，他们在中国西南边界毗邻而居，与中国各族有悠久的传统的友好关系，这对中、缅两国历史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是，英人哈威所著《缅甸史》（姚楠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七年版），对公元一○四四年以前的情况，只作了简略而空洞的叙述。他认为缅甸的古史渺茫难稽，甚至说“中国史籍中未尝提及十三世纪以前对缅甸有任何直接关系”。这是一种无视缅甸历史，破坏中、缅传统友好关系的谰言。
我从中国史籍提出十三世纪以前中缅关系的许多事实，肯定缅甸境内各族历史的悠久，也说明中、缅两国自古就有着友好关系。这些事实是绝非任何谬说所能否定的。
一
缅甸境内在远古时期有多民族居住着，他们与云南境内各族的关系始终是密切的。因此，缅境各族通过云南与中国其他各地发生了关系，这是中、缅之间联系的一条主要路线。
中国西南交通线最早的纪录，见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传》。据载，在公元前二世纪时期已有人从四川到印度。其交通线当是经过云南和缅甸北部，是由云南和缅甸境内各部落之间的联络所贯穿着的。有人根据中国和印度的记载，推测远在公元前四世纪或更早的时期，中、印之间已有交通。我还以为楚国庄蹻将兵到滇池，正由于此路已开。而且庄蹻留在滇池以后，这条交通线更加发达了。所以在公元前四世纪时期，中国与缅甸之间已有交通。中、缅之间的友好往还，远在公元前四世纪或更早的时期已开始了。
从公元前二世纪末年以后，中、印之间又开辟了经过西域和南海的两条路线。但是，经过缅甸的这条路线仍然畅通。在东汉、魏、晋以至全唐，都有高僧到印度，他们都是通过缅甸的交通线的。《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从边州入四夷的安南通天竺道，明确记载这条路的里程。至宋熙宁年间（公元十一世纪）杨佐入大理国，作《买马记》说：“云南驿前有里堠，题：西至身毒国，著其道里之详”。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也记着大理至蒲甘，去西天竺不远。根据上述这些记载，自西汉至南宋，中国与印度之间，通过云南和缅甸的交通线，始终通行无阻。这条路线对中、缅的经济文化交流起着重要作用，也证明了在长时期中维持着的中、缅友好关系是很密切的。
中国与缅甸交通，别有一条由广东出发的路线。据《汉书·地理志·粤地》说：自“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这是汉武帝时期（公元前二世纪后期到一世纪初期）以来黄门译长与应募者入海，去买明珠、琉璃、奇石、异物的路线。这几个地名，日本藤田丰八《中国古代南海交通丛考》中有专篇考证，认为都元国在马来半岛，邑卢没国在缅甸沿岸，夫甘都卢为缅甸之蒲甘，黄支国在印度半岛。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认为此说大致可取。我还以为“谌离国”可能是“克利斯国”，即在白古区域，而夫甘都卢在其北，靠伊洛瓦底江，所以又从此船行到印度。推测早期航行的路线，大概沿着海岸而行，所以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带是航线必经之地，缅甸南部的部落与东西远航已有接触，由此可通至中国后门的永昌。所以伊洛瓦底江口成为航行的重要站口，同时也证明在公元前二世纪时期缅甸南部已是有文化的部落住居着，这些部落从海道和陆路都与中国有交通了。
从远在公元以前的纪录来看，缅甸境内各部落的文化是开发很早的，并早就与中国有友好关系。这对中、缅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交通线的开辟，主要是由于住在不同地区的人民对于经济文化交流的要求，也是依靠各地人民共同的力量所实现的。而且由于要求不断提高，力量不断强大，所以交通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友好往还也越来越密切。经济文化的相互影响，对彼此的历史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二
由于中、缅人民间的友好关系，发生了两国间的邦交，见于记载者甚多。以下只作大概的叙述。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年）在澜沧江以西，设隽唐、不韦二县（今保山县）。到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六十九年），设置永昌郡，建立比较大的政治机构。于是政治性的对外联系也多起来，缅甸境内比较大的部落经常来中国作友好访问。据《后汉书·西南夷哀牢（永昌）传》记载，永元六年（公元九十四年）永昌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九年（公元九十七年）掸国王雍由调，永初元年（公元一○七年）僬侥部落等，都曾派遣使节来我国访问，双方互赠礼物，表示了深厚的友谊。这些事迹，又见于《后汉书·本纪》、《东观汉纪》、袁宏《后汉纪》和《后汉书·陈禅传》。
上述这些地方，都在永昌郡徼外。那时的永昌郡辖境西界，从大盈江、瑞丽江下游达伊洛瓦底江地带，所以敦忍乙国、掸国、僬侥这些部落的位置，都应在今缅甸境内北回归线以南的地区。僬侥是缅甸境内的一个古老部落。掸国即泰族部落，据缅史传说，在公元前四世纪掸族建国于锡箔。敦忍乙疑为Dhara的对音，也可译作敦儿、敦刺或敦罗。如所推测为不误，则敦罗应即都卢，亦即夫甘都卢，为缅族部落。《新、旧唐书·骠国传》说：“自号突罗朱”，即都卢之异译，可证都卢为缅族建立的部落。见于汉代记录的“都卢寻撞”作游戏，很可能是敦忍乙国的杂技团来中国表演。在公元一世纪时期，缅甸境内的僬侥、掸族、缅族的部落都已与中国有友好的邦交关系了。此外，缅甸滨海地区的邑卢没国和谌离国，我以为是猛族部落，也早已由海道与中国有了联系。
我们可以肯定：在公历纪元初年，居住在缅甸境内的三个语族，即缅族、掸族、猛族，他们的经济文化都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也有了政治组织，并都与中国发生了友好的邦交关系。
三
缅甸境内许多部落的经济文化不断发展，逐渐联合成为较大的政治组织，这就是著名的骠国。《唐会要》卷九十九《骠国》条说：“魏晋间有著《西南异方志》及《南中八郡志》①者，曰：永昌，古哀牢国也，传闻永昌西南三千里有骠国，君臣父子长幼有序，然无见史传者。”（亦见《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七）东晋时期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永昌郡有僄人”；郭义恭《广志》说：“剽国有白梧木”，又说：“艾纳香出?国”。此僄、剽、?诸字，都是骠字的异写，后来有写作?或缥。在公元四世纪时期，中国即传闻有骠国，并且著名的木棉和香药也是通过永昌输入中国的。
从四世纪以后，中国各地发生了长时期的争扰，因此，骠国消息传到中国的也少了。到八世纪前期，中国地方政权南诏崛起于滇西，它与骠国的联系紧密，骠国与中国各地的关系又加强了。樊绰《云南志》卷十说：“骠国在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阁罗凤所通也。”骠国与南诏的邦交是很亲密的，因此，骠国通过南诏又与唐朝发生友好的邦交关系。
《新唐书·礼乐志》说：贞元中，南诏异牟寻遣使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言，欲送外国乐曲，并已邀骠国一同来送乐章。《旧唐书·本纪》说：贞元十八年（公元八○二年）正月乙丑，骠国王遣使悉利移来中国访问，并送来其国乐十二曲与乐工三十五人。这是骠国王雍羌派其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到唐朝赠送骠国乐。《新唐书·骠国传》所载乐器、乐曲、乐工的名目甚详。这些音乐家在唐朝宫廷演奏，得到很高的评价。许多文人写成的诗篇，至今还被传诵。如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三）、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二十四）、胡直钧（《全唐诗》石印本卷十七）都有骠国乐诗，唐次（《说郛》卷三十六）有骠国乐颂，一致赞扬乐曲的优美。缅甸音乐家在中国首都长安的表演，对中、缅文化交流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唐德宗还写信给骠王（见《白氏长庆集》卷四十），称赞友好的邦交。这次以后，元和元年（公元八○六年）十二月，南诏、骠国各遣使来访②。咸通三年（公元八六二年）二月又遣使来访③。骠国与唐朝在长时期中维持着友好关系。因为骠国与唐朝的往还频繁，骠国情况，常见于记录。如《云南志》、《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诸书，都有骠国传记，叙述骠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很多，可见彼此间的相互了解。
骠国的疆域是，“东邻真腊，西接东天竺，东南堕和罗，南属海，北抵南诏，地长三千里，广五千里”。境内有九城镇，二百九十八部落。建都于室利差呾罗（Sriksltra），称舍利佛城，即今之卜罗姆（Prome）。它是一个繁荣富庶的国家。这一个国家的建立，主要是缅语族部落的联合，以缅族为共同的族名。缅族发展到昌盛的阶段，以骠政权为中心，联系了四周区域的其他族部落和国家。《旧唐书·骠国传》说：“往来通聘者二十国”；《新唐书·骠国传》则说：“属国十八”。骠国在东南亚成为一大都会，联系着广大区域的国家。唐朝与骠国的友好关系，有着更大的意义。如与骠国接近的弥臣国、昆仑国，在伊洛瓦底江入海三角洲地带，是猛族建立的国家，也随着骠国与唐朝通使④。所以那时期，缅境各族部落都与中国有往还，并联系了缅境以外的国家。
四
大约在公元九世纪时期，缅族在卜罗姆建立的政权——骠国衰落了。在骠国境内的另一个地方强盛起来的是蒲甘国，它逐渐以蒲甘成为缅族政治中心。至十一世纪，蒲甘政权达到极盛时期。那时，蒲甘国对中国西南的邦交也推进了一步。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引缅史传说：“十一世纪时阿那律陀王曾求佛牙于乾陀罗”。据他的考证，乾陀罗即云南。哈威《缅甸史》载：“阿那律陀越过今之蛮莫（八莫）而至utibwa（日东王）国，日东王紧闭其国都大理之门，不纳此怪客，阿那律陀仅能于城外栖身；经相当时期之停留以后，此两国元首乃又交好，互换礼物，倾谈殊欢”。按：蒲甘王阿那律陀在位（公元一○四四至七七年），正当大理段思廉时期。那时大理也盛行佛教，如昆明圆通寺有政德年号碑（见《滇云历年传》），凤仪白汤天有保安八年（公元一○五一年）写本经卷（今存），而且段思廉在位三十一年后禅位为僧（见《南诏野史》）。可见蒲甘王到大理求佛牙是很可能的。至于缅史所谓之乾陀罗即指云南，从伯希和所征引的资料可以确定。我还以为从南诏后期以来称云南为鹤拓的记载很多，鹤拓即乾陀的对音，又称云南为鹤拓妙香国，即梵语乾陀之意释。云南历史的发展与缅甸、印度的关系密切，可以考校的事情很多，鹤拓地名即其一事。又缅甸以utibwa称南诏，语源于巴利文，据樊绰《云南志》载异牟寻誓文，日东王为受吐蕃封号，《新唐书·南诏传》和《资治通鉴》亦作如此说。我以为这是吐蕃所封的“萨当汗”，译为日东王，缅语又意译为utibwa。这一些都是由于云南与缅甸的关系而产生的名词，在此不作详细讨论。
须要特别指出的是，段思廉时期，发生了广南西路侬智高奔入大理事件（在皇祐五年、公元一○五三年）。此后，大理与宋朝中央政权的联系多了，蒲甘国也与宋朝加强了联系，周去非《岭外代答》就记载着由广西通过大理至蒲甘的交通。蒲甘国曾经在景德元年（公元一○○四年），同三佛齐国、大食国到宋朝通好（见诸蕃志），是由海道来的。蒲甘国王与大理国建立邦交以后，崇宁四年（公元一一○五年），蒲甘同昆仑、波斯（勃生）送白象及香物给大理（见《南诏野史》），次年遣使至宋朝（见《岭外代答》、《诸蕃志》及《宋史》），议论邦交礼节，受到宋朝的重视⑤。《宋史》、《宋会要稿》、龚鼎臣《东原录》载，绍兴六年（公元一一五六年）大理送来象、马等，蒲甘送来经卷等，宋朝也赠以绣衣、金剑等。蒲甘使臣是随着大理官员到宋朝的，可见蒲甘通过大理与宋朝的联系是密切的。
从公元八世纪初年，在洱海区建立的南诏，联系了广大区域各族部落，成为中国西南部的强大势力。就在这时期，骠国的势力也发展起来，以卜罗姆为中心，联系伊洛瓦底江东西的各族部落。南诏和骠国的昌盛，两地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频繁起来，推动了这两个区域间的关系由线到面。所以元代云南行省与缅甸区域的关系有更大的发展，绝不是偶然的。
①二书不知何人所作。《南中八郡志》，从书名来看，应是晋太安二年（公元三○三年）南中七郡增设晋宁郡时所取名。爨［Cuàn窜］龙碑说他的父亲任“八郡监军”，也在这个时期。由此可以推测《南中八郡志》作于公元四世纪初年。
②《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③《唐会要》卷九一九《骠国传》。
④《册府元龟》卷九七二说：贞元二十年（公元八○四年）弥臣国遣使来访问（亦见《唐会要》、《太平寰宇记·骠国传》）；又昆仑国的乐队，随骠国使臣入唐朝（见《骠国传》）。
⑤《宋史·蒲甘传》说：尚书省言，“今蒲甘乃大国，不可下视附属小国，欲如大食、交趾诸国礼，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