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五亿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南针
——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十周年
陶铸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到现在整整十年了。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不论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都已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前无古人的速度向前推进，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就。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全党高举了毛泽东思想旗帜，特别是遵循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出的解决农业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加快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适时地解决了我国的农业合作化问题，接着又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解决农业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问题。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不仅为农业大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且又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奠定了极为强固的基础。回顾十年来的历史事实，环视当前农村和城市的大好形势，展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前景，人们更加坚信，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一定能够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原是一个极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在这样的国家里，迅速地把五亿多个体农民组织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中来，走上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事件。
我国十年来的实践，无情地驳倒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关于农业问题的谬论，彻底粉碎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恶毒攻击。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所作的理论概括，具有伟大的实践意义和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曾经说过：“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①我们相信，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著作，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一
农业集体化是一个伟大的深刻的革命运动。这个革命运动的整个过程，贯串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尖锐斗争。毛泽东同志指出，“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②。事情正是这样，旧制度的灭亡和新制度的出世，不经过阶级大搏斗是不可能的。这个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合作化运动。全党同志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同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篇著作，就是对这个斗争所作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论。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后紧接着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党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完成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完成，消灭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所有制，推翻了地主阶级，削弱了富农经济，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广大贫农群众的经济地位有了改善，很多贫农上升为中农。但是，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村中存在的是象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这种所有制的生命力毕竟是有限的，不用多久的时间，它就从生产力的推进者变为严重的障碍。同时，因我国人口众多，已耕土地不足，农业经营方法又很落后，所以农民在分得土地以后，虽然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仍然有困难，或者不富裕。特别严重的是，土地改革以后不久，农村中又出现了新的两极分化现象：一方面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另一方面，许多贫农因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又将分得的土地出卖了或者出租。如果让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发展下去，农村中必将出现资本主义泛滥的严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党是领导农民继续前进，把他们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呢，还是停步不前，抛开农民，让他们跟资产阶级和富农走呢？这是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极其严肃的政治课题。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明确地告诉全党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必须坚决领导农民继续前进，必须相信群众，必须相信党的领导。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出，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新老下中农，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特别是他们中间觉悟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而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我国农村中出现的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高潮，就是广大贫农下中农的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集中表现。
但是，资产阶级和富农却坚决反对合作化运动。大约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他们对社会主义是动摇的，有些人还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富裕中农的后面，还有地主和富农的支持。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总是要反映到党内来的。资产阶级、富农和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为了抵抗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必然要从共产党内部寻找他们的代言人。果然，他们找到了这样的代言人，这就是当时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处心积虑地寻找种种借口，反对党所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右倾机会主义者被我国农村涌现出来的几十万个合作社吓昏了头脑，他们借口所谓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反对当时农民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他们对蓬勃发展着的合作化运动，不是热情支持，而是泼冷水，提出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对于这种人，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③可见，对待农民的合作化运动，究竟是发展还是“砍掉”，是奋勇前进还是“坚决收缩”，是热情领导还是指手划脚，归根到底，这是如何对待五亿多农民，特别是广大贫农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问题，是要不要积极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一九五五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空前高涨的伟大一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右倾机会主义者出来声嘶力竭地反对合作化呢？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他们“看见了较小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的贫农和非富裕农民”④。我们知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资产阶级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我们把个体的小农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挖掉了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的老根，并且使城市资产阶级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有些人在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影响下，出来反对合作化运动，就不足为怪了，就是完全符合阶级斗争规律的了。这些人，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对待农民问题上，仍然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这说明他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洞察了事物的本质，预见了事物发展的方向，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变关头，再一次向全党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纲领，及时地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号召全党放手发动群众，积极领导合作化运动。
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出现，大大地加快了我国农业合作化的进程。按照党中央原来的设想，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即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到一九六七年止完成农业合作化。实际上，全国各地都提前完成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即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大致在一九五六年就基本完成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大致在一九五七年就完成了。一九五八年，全国农村又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就是说，我国农业集体化运动，包括实现人民公社化，总共只花了九年的时间，比原计划正好提前一半。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使农村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五年底描绘过这个变化。他说：“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⑤
实际生活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断。十年来，在农业问题上的斗争还是时起时伏的。在这十年间曾经发生过几次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复。一九五九年，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人民公社化运动，说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一九六二年，在我国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的情况下，又有人积极鼓吹什么“三自一包”、“单干风”、“自由化”，等等。尽管右倾机会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实质还是一样。所以，坚持两条道路的斗争，坚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就象一根红线一样，贯串着过去的整个十年。尽管在某些时候，由于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领会不深，在实际工作中曾经发生过某些步子过急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主要的危险仍然是右倾机会主义。正因为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我们才把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地推向前进，使农村社会主义阵地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个伟大著作，是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引导五亿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南针。
二
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解决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国，农民问题在中国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我们党领导农民进行了民主革命，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民问题上积累了无比丰富的经验。这种丰富的经验，经过毛泽东同志的科学概括，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我们认为，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问题
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农民问题。早在我党领导民主革命的初期，他就不止一次地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可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根本不把广大农民放在眼里，认为民主革命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事情；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则从另一个方面忽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作用，他们强调城市工作是中心，并把中间力量作为主要打击方向，硬要把农民推入资产阶级的怀抱。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彻底批判了这些错误的观点，为中国革命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充分地发扬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把党的工作重点移到农村，放手发展农民游击战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使革命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最后夺取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终于在六亿多人口的中国取得了伟大的人民革命的胜利。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史无前例的伟大创造。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仍然把农民问题放在极端重要的地位。他说：“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⑥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就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方针来解决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
毛泽东同志正确地解决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同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认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链条中的主要环节。因为对农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就割断了资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系，消灭了大量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使城市资本主义势力处于孤立的地位。这一点，在我们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特别显得突出。毛泽东同志否定了那种认为合作化只能慢慢来的主张，而强调必须加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这样做，不但可以较快地解决农业本身的问题，而且可以极大地推动城市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更加顺利、更加广泛、更加深刻。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个方针的正确性。一九五六年个体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正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动下出现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怎样处理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有人以为，建设社会主义只要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工业这一点上就很够了。毛泽东同志驳斥了这种有害的观点。他说：“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⑦工业和农业之间有着密切的内部联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工业，特别是发展重工业，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发展工业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首先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粮食和其他食品来自农业；为人民提供穿、用物品的轻工业，其原料也多数来自农业。同时，建立重工业的资金，主要由农业和轻工业来积累；发展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要由农村来提供；而且只有以农村为主要市场，工业才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只有把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合起来，把迅速发展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结合起来，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才有了稳固而可靠的保证。
毛泽东同志总结我国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并在制订计划时按农、轻、重的次序进行安排。执行这样的方针，就可以使农业迅速地发展起来，实现农业和工业同时并举，把工业的高速度发展建立在强大的农业基础上，实现整个国民经济持久的、高速度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伟大成就，正是在这个总方针的指导下取得的。毛泽东同志制定的这个方针，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新的重要的贡献。
二、关于以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原理指导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一贯以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指导我国的革命运动，包括农民运动。他指出，我们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不仅为了实现民主主义的任务，而且为了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这是性质上不同的、要由革命的两个阶段来分别解决的任务。但是，我们绝不能在革命的两个阶段之间筑起一座万里长城，而必须把两个阶段紧密地衔接起来。在前一阶段要尽可能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前一阶段的任务一旦完成，就应当不停顿地立即开展下一阶段的斗争。
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原理，把革命的两个阶段截然对立起来。他们在土地改革以后，主张在农村实行雇工、信贷、贸易、土地买卖和出租的“四大自由”，确保私有财产，巩固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这些同志只不过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希望中国革命在民主主义阶段停顿下来。
毛泽东同志彻底批判了这种观点。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指出，在土地改革中，必须树立贫农的优势；在彻底消灭地主封建经济的同时，必须在政治上孤立富农；在经济上削弱富农经济；在实现“耕者有其田”以后，必须积极地组织农民，建立包含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和合作社。所有这些，为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当全国范围内土地改革基本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不应该让革命停顿下来，让群众革命热情冷却下来，而必须不断提高农民的革命觉悟，把土地改革同农业合作化紧密衔接起来，不停顿地引导农民继续前进，由个体经济转向集体经济。
毛泽东同志为我国农业集体化所拟定的各种完善的逐步过渡的农业组织形式，是创造性地运用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原理的又一个光辉范例。在合作化过程中，我们通过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采取了三个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衔接的步骤：第一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号召农民组织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号召农民进一步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随后，在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又根据广大农民的要求，领导农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我们这样一步一步地改造小农经济，既有利于逐步启发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较快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又避免了因生产关系变革的剧烈震动而可能引起的对生产的消极影响，保证了农业生产逐年上升。
在农村中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不是就宣告结束了呢？有些人以为，是结束了。在他们看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革命，至少是最后一次带阶级斗争性质的革命。毛泽东同志批判了这种见解，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个体农民变为集体农民，固然是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次伟大变革，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远没有最后完成。
事情很清楚，只要农村还存在着私有经济的残余，农民就仍然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某些固有的特点，农村中的阶级分化，也就难以完全避免。而且，从长远来看，仅仅实现目前这样的农业集体所有制，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将来，我们还要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逐步地把规模较小、公有化程度较低的集体所有制，转变为规模较大、公有化程度较高的集体所有制，以至最后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本质差别。很显然，要实现这样的历史任务，就必须以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思想，继续把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地向前推进。
三、关于正确处理农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问题
正确处理农业合作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关系问题，是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正确处理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问题。在农业生产几乎没有或者很少使用机器，而国家工业又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能不能实现农业合作化呢？有些同志曾经认为，在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前，要想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这些同志，看不见农村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看不见个体农业经济已经不再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他们死抱住小农经济的落后生产关系不放，这就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理论。这些同志，有的是由于一时没有弄清楚事情，当他们把事情弄清楚以后，就拥护党的农业合作化方针。但是，也有少数同志并没有改变他们的错误观点。
同上述的错误观点完全相反，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领导下，在农村先进行合作化，再实现机械化，或者说，在一个时期内以社会改革为主，以技术改革为辅，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我国工业比较落后，这是一个事实，可是正因为工业比较落后，就必须首先实现农业合作化。只有实现合作化，才能够为农业的技术改革开辟广阔的道路，也只有农业生产迅速提高了，才能够促进重工业的发展，更快地为农业提供大量的机器设备。因此，在当时必须毫不迟疑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劳动，集体经营。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地制止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即使仍然使用原来的生产工具，也能够创造出比个体生产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而加速我国农业机械化的进程。
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合作化和机械化的关系，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理论。早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生产关系的变革当然是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出现的，但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又起着巨大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人们看得很清楚，正是由于我们及时地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改变了农村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充分地发扬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扬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之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仍然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⑨正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以前有许多人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已经不再有矛盾。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辩证法就不适用了，矛盾的运动就终止了，社会的发展也就停顿下来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只会使自己在现实的矛盾面前处于被动的地位，对于我们变革世界的实践是十分有害的，因而是极为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仍然存在着矛盾的论点，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使我们能够自觉地主动地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地完善和革新生产关系，保证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四、关于农村阶级斗争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问题
毛泽东同志从一九四九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就不断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和革命的观点武装全党的同志，要我们牢记整个过渡时期都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在土地改革以后，是听任资本主义滋长和泛滥呢，还是前进到社会主义呢？在合作化以后，是继续不断地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满足于已有的一切，半途停顿下来，甚至向资本主义倒退呢？这就是整个过渡时期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还是很尖锐的。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力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必须严重警惕，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粉碎阶级敌人的“和平演变”阴谋。
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了我国农村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并且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从实际情况出发，对我国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各阶级、各阶层，作出了创造性的科学分析，使我们能够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在农业合作化大规模展开的时期，我国农村中过去的贫农大部分已经变为新中农，中农（包括新老中农）在农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显著增加。毛泽东同志对中农的各个不同阶层进行了具体的阶级分析，这是关系到如何制定社会主义时期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的重要问题。右倾机会主义者从农村日益中农化这一事实出发，认为不应当再提依靠贫农的口号。毛泽东同志认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他指出：“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比较顺利地办到，否则将是很困难的。因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比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比较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他们中间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变为新中农，但是他们同老中农比较起来，除了一部分新富裕中农以外，大多数在政治上有较高的觉悟，他们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忆起来。还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比较接近，而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不相同。”⑩
富裕中农虽然大多数对于合作化是可以赞同的，但他们有着较多的资本主义倾向，常常企图走资本主义的老路。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于中国富农经济很弱，而富裕中农的力量却相当大，所以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往往表现为同那些受到地主和富农支持的富裕中农的斗争。
根据这种分析，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在农村必须依靠贫农和下中农的口号。在我国，贫农和下中农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有这样广大的劳动农民作为工人阶级在农村的依靠，我们农村的集体经济就找到了可靠的力量，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就有了强大的社会支柱，社会主义道路在农村的胜利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毛泽东同志对农村各阶级、各阶层的分析，为工人阶级解决了如何对待中农这样一个重要的策略问题，为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制定了一条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
五、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工农联盟问题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联盟的基础、内容和所采取的形式究竟怎样，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问题在于，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工农联盟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这个联盟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巩固。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加强工农联盟的过程，就是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农民、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的过程，就是在农村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过程，就是使工业和农业密切结合、并使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日益缩小的过程。但是，在不同的时期，还必须根据工农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地具体地加以解决，才能不断地巩固工农联盟。
当农民的个体经济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再适应的时候，实行合作化就成了巩固工农联盟的中心问题。毛泽东同志坚决驳斥了那种认为如果合作化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的机会主义论调，他说：“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只有在新的基础上工农联盟才能够继续巩固下去。“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
当然，为着巩固工农联盟，只是解决个体农业经济同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还是不够的。在合作化以后，还必须正确地处理集体经济内部的各种矛盾（如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领导与群众等等），以及集体经济与集体经济之间的矛盾；正确地处理农业的集体所有制与工业的全民所有制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农业技术落后与工业技术相对先进的矛盾，等等。
在整个过渡时期，农村中始终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站在最广大的劳动农民方面，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势力，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巩固工农联盟的最重要的保证。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紧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工农联盟才能够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六、关于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问题
如何看待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是把他们当作历史的主人，还是把他们当作一群浑浑噩噩的“群氓”，这从来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一个根本分歧。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我们党所领导的任何伟大的革命运动，必须是伟大的群众运动，这个革命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或者别的什么人的施舍和恩赐。同时，在毛泽东同志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任何时候都要满腔热情地对待革命群众运动，任何时候都不能向群众头上泼冷水。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经指出，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面前，“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那时，毛泽东同志坚决地反对把群众运动看成“糟得很”，而热烈地歌颂群众运动是“好得很”。这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真理。毛泽东同志一贯地用最高的热情对待群众的革命斗争，领导群众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在我国实现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在对待革命群众运动方面再一次为全党作出了榜样。他反复指出，农业集体化是农村中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这是五亿多农民的伟大事业，是谁也无法恩赐和包办代替得了的。“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要主动，不要被动；要加强领导，不要放弃领导”?。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对革命人民的高度信任的表现。
在如何对待革命群众运动这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右倾机会主义者也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对五亿多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抱着贵族老爷式的态度，不相信广大农民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不相信广大农民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排除一切困难，办好合作社，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所以，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到来时，他们就吓昏了头脑，惊慌失措，害怕得要死，甚至胡乱地“砍掉”已经组织起来的合作社。他们重复了“叶公好龙”的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我国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又一次说明了，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始终是我们工人阶级政党应当注意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在取得了政权以后，我们同样不能对此有丝毫的忽视。绝不可以认为，有了政权，就可以用行政命令来代替群众的革命斗争，就可以不尊重群众的革命创造性，不爱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用诸如“砍掉”合作社这样的错误行为来挫伤群众的革命热情。要知道，我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正是为了运用它更好地放手发动群众，调动千百万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彻底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最后消灭阶级；为了动员和组织亿万劳动群众的力量，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最有力地战胜大自然，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如果我们不运用政权的有利条件，更坚决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带领群众前进，而把政权变成脱离群众、束缚群众手脚的官僚主义机构，我们就将一事无成，甚至招致革命的失败。右倾机会主义者屁股坐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一边，他们听不到也不愿意听五亿多农民的呼声，不愿意细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这样他们就远远落在革命群众运动的后头，成了障碍群众前进的绊脚石。
毛泽东同志又经常教育全党，要保证革命群众运动健康发展，不能坐着等待群众起来，而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依据每一阶段的革命目标，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充分教育和发动群众，使之真正成为群众的自觉斗争。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就教导我们，必须在农民群众中有系统地和反复地宣传党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认真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在向农民作宣传的时候，不但要解释合作化的好处，也要指出合作化过程中会要遇到的困难，使农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正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纠正了曾经成为合作化的严重阻力的“小脚女人”的爬行思想，放手发动广大贫农下中农群众，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迅速地掀起了伟大的革命浪潮，奔腾澎湃，势不可挡。同时，正是由于我国的农业集体化是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的产物，是群众用自己的双手去争取得来的，而不是由旁人所恩赐的，所以它是经得起任何风浪考验的，雷打不散的。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所作的贡献是极为伟大的。中国五亿多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的伟大实践，就是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这是一条解决农业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受到了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热烈赞扬，它为一切争取彻底摆脱贫困落后的人民提供了范例，在国际上日益产生深远的影响。
可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却竭力攻击我们解决农业问题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是为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所奉行的乃是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不论是赫鲁晓夫本人或者是其衣钵的继承者，他们都是挖空心思地在农业中推行资本主义的方针的。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一个取得了政权、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断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不断地进行如列宁所说的“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的工作，以创造条件，最后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倒行逆施，背弃了由列宁所确定的农村工作路线，在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上实行倒退，千方百计地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了苏联人民的意志，必将遭到彻底破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妄图抹煞我国农业集体化的伟大成就，除了更加暴露出他们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面目以外，绝不会有别的什么结果。
三
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十年来，我国农村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严重问题——积极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还是安于小农经济现状——早已解决了。农业集体化的迅速实现，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所代替，这是我国农村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所发生的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飞跃。这次革命飞跃，对于推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极为巨大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在我国农村的胜利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发展，打下了极为强固的基础。当前，我国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思想文化战线上，都是一片大好形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正在继续胜利前进。无数的事实充分证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无比优越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坚信，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使我国在经济、文化、科学、国防各方面迎头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为了使我国的农业能够获得更迅速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更大发展，现在摆在我们农村工作面前的任务，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系统地解决农业集体化巩固和发展中的新问题，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的更迅速的发展，使我国农村又一次出现新的面貌。
毛泽东同志一再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国内外的铁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大家知道，由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的作用，在我国农村中（城市也一样），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严重的、尖锐的。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阴谋复辟，有些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也向社会主义阵地实行猖狂进攻。同时，我们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还不很适应新的经济基础；我们农村中在集体化后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在有些方面也还不够完善。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利于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巩固，不利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不利于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的更迅速发展。我们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为了集中地着重地解决这些问题。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我们党和国家在农村中进行的政治、经济、组织和思想各个方面带有根本性的基本建设。这是一个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革命群众运动，是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动力。这次运动，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一起搞好，坚定不移地使运动达到预定的标准。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极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又是重新教育人的运动。胜利地开展这个运动，并且把这项工作长久地坚持下去，可以大大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的国家永远不变颜色。这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为了搞好这个运动，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是要使得广大贫农下中农更加敢于当家作主；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要逐步地做到使贫农下中农群众、基层干部和由上面派到基层去指导运动的干部三方面结合起来，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要学会正确地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那些敌视社会主义而不愿接受改造的分子，则必须充分发动群众，进行严肃的斗争。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既要把党的领导核心搞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工具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还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农村打下强固的基础，使各方面的工作出现更大的进步。
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的伟大成绩。凡是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都充满了更为欣欣向荣的景象。许多社队已经出现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巩固了集体经济，大大促进了当前生产和农田基本建设。
这些地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巨大的效果，最根本之点，就是由于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胜利地开展了两条道路的斗争，正确地区别和处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作了必要的适当的调整。这里包括：认真教育农村基层干部，提高农村基层干部觉悟；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调整和健全基层领导核心；进一步开展农村文化革命，清除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的毒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思想阵地；建立和健全农村政治工作制度，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大力发扬大寨精神，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进一步推行农业的技术改革和农田基本建设；进一步健全和充实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改进和健全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制度；等等。我们这样做，就可以保证农村社会主义阵地不断地巩固，社会主义的正气不断地上升，可以进一步鼓起人们的干劲，促进农业生产的大发展。所以，在所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的到来，都掀起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
当前，在全国农村中，一个波澜壮阔的农业生产高潮正在形成和发展。这是全国人民革命精神高度发扬的表现。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是有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的。在伟大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今天重温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最根本之点，就是要从中吸取彻底革命的精神，认真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对革命群众的高度信任和热情支持，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们完全相信，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继续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必将出现一个新的高涨，全国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巨大的跃进。
①《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9页。
②《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6页。
③《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87页。
④《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4—25、19页。
⑤《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729—730页。
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页。
⑦《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23—24页。
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23页。
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2页。
⑩《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858页。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3页。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30—31、32页。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31页。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3—14页。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2、1、2、34页。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8页。
（原载一九六五年《红旗》杂志第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