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农村，红在农村——山西临猗郿鄠剧团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十三年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面向农村，红在农村
——山西临猗郿鄠剧团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十三年
山西省文化局
山西省临猗县郿鄠剧团，建立已经十三年了。十三年来，他们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了编演革命的现代戏，坚持了在生活实践、艺术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的斗争，取得了不少成绩。十三年中，他们共演出革命现代戏一百零五个，演出四千五百多场次，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在农村和山区演出的。
为了演好、编好革命的现代戏，十三年来，他们始终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反复地进行艺术实践，从而，使革命的现代戏越演越好，演职人员的思想越炼越红，剧团逐步成为既是演出队，又是宣传队和工作队的社会主义的表演艺术团体，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赞扬。
一
十三年来，临猗县郿鄠剧团的同志们在不断的艺术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要想演好革命的现代戏，演职人员必须有革命的思想，必须经常地、无条件地深入生活，参加生产劳动，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
郿鄠剧团是在一九五二年县十人文艺宣传小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大家的政治热情很高，配合正在开展的抗美援朝和互助合作运动，编排了一些现代戏，深入农村演出。但是，怎样演好现代戏？如何把现实斗争生活搬上舞台，还没有经验。当时他们认为演现代戏就得“象”，所谓“象”，就是片面的追求生活真实。于是，舞台上就真生火、真和面，砍大树、割青草做布景，可是观众并不喜爱这种现代戏。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便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认为现代戏在群众中没根基，只能时髦一时，不如趁早改演传统戏。针对这种认识，剧团党支部组织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复讨论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是什么？革命文艺如何反映现实斗争和现实生活？是群众不喜欢现代戏，还是我们演出的质量不高？经过一番讨论，使大家明确了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认识到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革命大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文艺工作的任务就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不是群众不喜爱现代戏，而是由于戏剧内容不充实；或者虽有较好内容，但艺术上粗制滥造，思想内容也得不到充分体现。
认识统一了，原因也找到了，剧团又配合宣传婚姻法运动，重点加工排练了《梁秋燕》。在排演中，强调从生活出发，大胆地、有选择地运用了传统戏曲程式，并且进行革新和创造；对音乐、服装、道具、布景，也进行了艺术加工，初步解决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演出之后，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亲切地称他们是“梁秋燕剧团”。这就使演职人员体会到：要演好现代戏，必须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梁秋燕》演出的成功，大大鼓舞了他们上演现代戏的信心。
二
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如何深入生活的问题，严重的摆在了他们的面前。这个剧团是个县级剧团，本身就生活在农村，演职人员大都是来自机关、农村的青年文艺积极分子，他们生长在农村，有些人便错误地认为：“深入生活是指大城市的文艺工作者说的，咱们深入不深入生活，照样可以演好现代戏。”但事实恰恰相反，剧团开始上演现代戏时，他们演工不象工，演农不象农，演兵不象兵。当他们演出《白毛女》时，台下的群众一看到黄世仁欺压穷人，就恨得双眼冒火，而台上的演员却对敌人恨不起来，对人民爱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有些人认为这还是技巧问题。
为了澄清错误观点，党支部一面领导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一面有计划地组织大家深入生活，参加劳动，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自己的思想。开始，由于制度不健全，政治思想工作没有跟上去，有的演员不想参加劳动；有的虽然参加了劳动，也只是注意观察农民的外表动作，还不能和农民交知心朋友，在社员家里吃派饭，也是挑挑拣拣，老嫌农民不卫生。党支部发现这种情况后，就让大家展开讨论，并结合思想，反复阅读毛主席的有关著作。毛主席说：“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用毛主席的话一对照自己，他们开始认识到，嫌农民脏，轻视劳动，这就是剥削阶级思想。党支部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同时，又从制度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给每个演职人员都发了“劳动手册”，在队里劳动得好坏，都要让社员给予鉴定。团部还定期公布大家的劳动日。这样一来，大家劳动锻炼的自觉性虽然比过去高了，但和农民的思想感情，却仍然是“两张皮”，还没有真正和贫下中农相处得亲如一家。因此，在舞台上演戏时，还是理解不了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
于是，党支部就又着手抓阶级教育，他们组织演员访贫问苦，请贫下中农和英雄人物作报告，讲家史，叙村史，这一课对演员教育很大，使大家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过去他们演出《三世仇》和《红香泪》时，群众说：“戏演得象个和尚帽子——平铺塌，一点也不动人！”可是，经过深入生活和阶级教育之后，他们再次演出这两个剧目时，演员的情感能较好地进到角色里，每次演到“讨饭”、“卖女”、“逼疯”等场戏时，演员们就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这时乐队的同志也哭了，台下的观众更哭得厉害，一种阶级的激情，把台上和台下紧连在一起。戏剧的艺术效果，不仅在感染着观众，同时，也在教育着演员。
这时，在一些演职人员中，又露出了一种骄傲自满情绪，他们自认为自己有生活了，思想改造得也差不多了，由于这种“差不多了”的思想在作怪，深入生活又沉不下去了。有个青年演员，没有能和贫下中农结合，听了个别人说入社不是群众自愿的坏话，不加分析就信以为真，结果在《迎春花开了》一剧中演到贫下中农迫切要求入社时，情感怎么也上不来，戏演得糟透了。党支部立即抓住了这个活的思想，帮助他分析思想根源，并组织大家联系思想活学活用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等有关著作，还请来积极要求入社的老贫农作报告，从而及时扭转了一些演职员的不健康情绪，纠正了骄傲自满思想。通过这件活的事实，使同志们进一步认识到：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干一辈子革命，就要改造一辈子，演一辈子革命戏，就要和工农兵结合一辈子。
在《一颗红心》一剧中扮演许老三的青年演员李英杰同志，初读本团编导组创作的这个剧本时，对许老三从自己家里“偷”上谷子喂队里病牛的情节，感到不可理解，不可全信。党支部就让他带上这个疑问，到本县城西公社好义大队模范饲养员王传河同志那里去深入生活。不久，他发现王传河爱畜胜子的负责精神确实可贵。王传河一夜间要起来八、九次给牲口添草加料。有一次王传河和他闲谈中说：“我没有为个人的私事掉过眼泪，可我夜间来到槽头，发现槽里没有草，牲口还在一边饿着时，我就难过得流出了眼泪……”。王传河的崇高品德对李英杰的教育很大，通过和英雄人物相处，使他对英雄人物有了较深刻的理解。他说：“我原来不相信生活中有这样的人，只不过说明自己精神世界太狭窄，容纳不了新时代的高大形象。”
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教育了李英杰，也教育了全体演员，演员的思想红了，技巧也高了。李英杰在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许老三的英雄形象，群众都说：“李英杰是以一颗红心演《一颗红心》。”演员们深刻地体会到：只有以一个普通社员的身份，和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在火热的斗争中“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才能取得“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然后，才能塑造出“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人物来。
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使他们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活中无数英雄人物在感染着他们，教育着他们，他们觉得，不把工农兵英雄人物搬上舞台，就不配作一个文艺工作者，就问心有愧。同时，县委也指示他们编写剧本，以适应文化革命的新形势，并且让他们反复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继续深入生活。剧团编导组的同志，按照县委的指示，又深入到农村，访问了模范饲养员冯六六、曹子清，并在城西公社好义大队模范饲养员王传河同志那里住了下来。王传河舍己为公，爱畜如子，爱憎分明的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又一次对他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他们对王传河由不相信到相信，到敬佩，到向他学习，到决心把他搬上舞台广为宣传，这是一个艰苦的思想改造过程。也只有在这时，他们才真正感到过去写的英雄人物，在舞台上站不起来，主要是缺乏政治热情，和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差距太大，不了解英雄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而只有深入生活，向英雄人物学习，有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才会有饱满的政治激情，有了这种激情，创作的信心也足了，素材也丰富了。在创作《一颗红心》的过程中，他们感到英雄人物的行为在脑子里的活动很多，只是考虑如何概括集中，选材提炼的问题，而不再象过去那样坐在办公室里空想硬编了。实践又一次证明了“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文艺工作者只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事，就能够做出成绩来。
有了政治热情，这是基础，要想写出好剧本，还得有个好方法。他们从《一颗红心》的创作中，感到领导、作者、群众“三结合”就是一个很好的创作方法。《一颗红心》是“三结合”的产物。同时，他们也用切身经验体会到：要想使一个剧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逐渐完整，英雄人物一步步地高大，就得要不断地反复加工，千锤百炼。《一颗红心》从提纲到定稿，县委在常委会议上前后研究了五次；剧本初排出来后，又请了一些贫下中农代表和模范饲养员王传河、冯六六等群众来看戏、评戏。正式演出以后，他们又不断地召开群众座谈会。这样，前后共收集了约四百余条意见，进行了十四次较大的修改，许多意见是来自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和饲养员的。
三
临猗郿鄠剧团十三年来坚持编演革命现代戏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文艺思想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息过。文艺界一些人，受了修正主义文艺思潮影响，主张写阴暗面的黑风，和舞台上一度上演坏戏、鬼戏的妖风，同样也吹到郿鄠剧团来。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遇上这些风吹草动，对能否长期坚持上演革命现代戏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在选择剧目上，单纯追求所谓艺术效果，忽略了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文艺标准。这种斗争是复杂、曲折的，其中较大的波折和斗争有两次：
第一次是在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那时，剧团虽然经过反右斗争，打退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但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点的影响并未彻底清除。在资产阶级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点影响下，剧团改编排演了一出站在错误立场上揭露和讽刺一个女工人的“现代戏”。一些人只片面地从故事情节动人这一点上着眼，认为这个戏一定会得到领导和同行们的赞赏。结果，恰恰相反，戏演完后，就接到了三百多张大字报，纷纷批评这出戏是一株毒草。这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呢？这是对演什么样的现代戏还未得到解决。但是，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些人认为：“咱们是个县级剧团，水平低，以后还是照猫画虎吧！人家排出来，咱照样搬算了。”为了使大家能够正视错误，从中吸取教训，县委亲自领导剧团又一次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着重讨论了文艺批评的标准等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对人民大众的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用毛主席的话一对照自己的思想，使大家大吃一惊，原来问题还出在我们的立场上。全体演职人员抱着沉痛的心情，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艺术观点，明确了革命戏剧的主要任务是在舞台上塑造好工农兵英雄形象，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揭露和讽刺，也必须有正确的立场，而其目的也是为了激励和推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热情。只有为了这个目的的戏，才能叫作革命的现代戏。这次教训，对以后如何为工农兵服务和正确选择剧目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波折是在我国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当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反映到剧团里来了。少数人看到有些剧团演出了一些鬼戏、坏戏，便很欣赏。他们借口向传统学习表演技巧，要求排演古装戏，甚至要求拿出五万元到西安购置戏箱。针对这种情况，剧团党支部又组织大家学习讨论了《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有关文化性质的部分和毛主席的有关文艺论著，引导大家联系思想实际，反复进行讨论，并给大家明确指出：问题不在于能否上演一点古装戏，而主要是我们的文艺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为了使大家更深刻地受到教育，剧团还组织了干部、老贫农、老工人座谈会，让群众说究竟演什么戏好。城关公社崇相西大队贫协主任李希文说：咱们剧团的现代戏演得那么好，俺们社员就爱看新戏，你们咋的又想起要演旧戏啦？”汽车站工人同志们也对他们一些人想演古装戏的思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次学习，使大家初步明确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认识到我们不是单纯为卖钱而演戏，不是为遗老遗少服务，而是为了运用戏剧这个战斗武器，去“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大演革命的现代戏。
由于他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在斗争中不断有了深刻的理解，十三年来上演的剧目，绝大部分都是配合了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反映现实斗争生活，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好戏，起到了激发鼓舞群众斗争热情，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战斗作用。例如：《一颗红心》在全县农村巡回演出之后，剧中人许老三为公忘私的精神，使许多观众受到教育，受到鼓舞，到处掀起了学习许老三的热潮。
这些活生生的事例，剧团的演职员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党支部又抓住这些活教材，一次次地组织大家结合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进行座谈讨论，使大家不断地在实践中，加深了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解，看到了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更加坚定了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　*　*
临猗郿鄠剧团十三年来能够坚持上演革命的现代戏，是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结果。这十三年是剧团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十三年，也是剧团和演职人员不断走上革命化的十三年。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同毛主席著作产生了越来越深厚的感情，他们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作行动的指南，演好革命现代戏的“方向盘”。学习毛主席著作在临猗郿鄠剧团里，已经形成了风气。他们已经做到了《毛泽东选集》和学习笔记本随身带，演到哪里，带到哪里，学到哪里。他们决心要永远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永远坚持上山下乡，和工农兵相结合，编演好革命的现代戏，沿着革命化的大道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