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密林播种人〔报告文学〕——王建元的故事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深山密林播种人〔报告文学〕
——王建元的故事
李语词
　一　
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
一辆由安康开往岚皋的六轮卡车沿着曲曲弯弯的傍山公路，不停地向前奔驰。车上，坐着十六个年轻人，都是一身学生装束，个个风尘仆仆。他们不时地伸着脖子，惊奇地张望从眼前闪过的一座座山头，一处处农舍。看得出，这些年轻人，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
这十六个青年，是安康县几个中学的应届高、初中毕业生。他们响应了党的号召，毅然离开家乡，来岚皋县插队，参加山区建设。他们都为自己的这种行动感到高兴和自豪。一路上，笑声朗朗，兴奋地谈论着自己的远大理想。
车厢后边，坐着一个虎彪彪的小伙子，有二十岁年纪，四方脸盘，一对明亮有神的眼睛。一看就知道是个老老实实、憨憨厚厚的人。他不大参与同学们的谈论，呆呆地坐在那里，好象是想着什么。
旁边，一个叫杨顺喜的同学捅了他一下，关切地问道：“王建元，你怎么啦？”
“没有什么。”
“我看你有心事。想家啦？”
他摇摇头。
“是不是见这大山深沟有些害怕了？”
“不！我是在想……”他见杨顺喜再三盘问，便一五一十地把自己来岚皋前的情形，讲了出来。
王建元是安康县皂树公社皂树大队人，从小死去父母，跟着二叔父过活。七月间，他从安康高级中学毕业，考大学没有被录取。他想，自己是个共青团员，既然没考上学校，就应当听党的话，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不久，听说岚皋县需要一批知识青年去生产大队当会计，他就高兴地报了名。
二叔父听说他要到山里去，坚决不答应。开头对他说，山里边苦得很，去了要受罪的。他没有吭声。过了几天，二叔父又把住在城里的表叔、姑姑一齐请来，劝说他不要到山区去，说山区苦。他这才开了腔：“山区有些大队，连一个当会计的人也找不出来。我的这点文化知识，全是党和人民给的。党和人民认为哪里最需要，我就到哪里去；苦，我不怕！”三位老人拿他没办法。
昨天，去岚皋的人要动身了。他去跟二叔父道别。二叔父躺在床上，见他进来，翻了个身，脸冲着墙睡去。他站了半会，心里不是滋味。最后，说了句：“二叔，我走了。以后有工夫，回来看你。”就出了房门，连夜奔向安康城里。
王建元讲到这里，长长吐了一口气，说：“我心里一直在想：二叔可能还在生我的气哩。我到岚皋以后，他会不会纠缠我再回去呢！”
二
王建元和同来的伙伴们，在县上住了半个多月，学习时事、政策和农村会计业务后，被分配到六口公社高峰生产大队。高峰大队在大山窝窝里。四周的山头，有的高达一千五百多米。全大队四十二户人家，散居在方圆四、五十里的二、三十处地方，村村相距二、三里远。
由于山大沟深，地方偏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解放前，四十多户人家，只有一个识字的人，还是个地主分子。解放后，六口街办起了学校，因为离得远，没有几家人送孩子去上学；有的孩子虽然去了，也嫌爬山涉水来去不方便，念了半截，又都回来了。
队里没有识字的人，给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和社员生活带来许多困难。队长到公社开会，学习政策，讨论工作，光凭脑子记。回来传达，常常忘了这个、丢了那个。工作赶不前去。没有人能当会计，只好请邻队的会计来捎带管账。工分账不能经常清理，粘得象一锅粥。社员们要写个字条、看个信，都得跑二、三十里外去央告别人。过春节，请人写好春联，拿回来却不知哪条该往哪里贴了。……
王建元非常同情这里的社员们。他决心在这里干一辈子。
这天上午，建元正准备从公社到高峰大队去。公社社长从外边领来一个人，介绍说：“这是高峰大队的牟队长。昨天，我捎话上去，叫他派人来接你，今天他亲自来了。”
建元感动地握住牟队长的手。
在公社吃罢午饭，王建元就跟着牟队长朝高峰大队走去。他心里多么高兴啊！今儿个是他走向生活的第一天，马上就要从一个高中毕业生变成人民公社的社员了！从此以后，他要好好地劳动，多多地工作，勤勤恳恳为山区人民服务；他还要把自己那点文化知识，传播开来，让它在山区开花结果……。
公社离高峰大队二十里，十里沟路，十里山路。他俩渡过岚河，走完十里深沟，就开始爬山。羊肠小道象一条绳索，悬挂在半山腰间，这头垂在山脚下，那头结在云彩上。
太阳快落山了，山窝窝，森林里，升起了蓝色的迷雾。雾气一团团地在矮树丛、枯草堆和大石头旁缭绕。落日的余辉透过林梢斜射下来，给整个山沟涂上一层奇异的光彩。建元被这神话般的境界吸引了。他忘记了疲劳，真想立刻见到高峰大队的社员，和大伙一起劳动，一起创造这美好、富丽的天地。
天擦黑，他俩到了高峰大队。
牟队长把建元带到一个叫宋齐沟的地方。这里共住三户人家，两家住的石板房，一家住的草房。牟队长推开一间石板房的小门，说：“我们这里条件差，没有更宽裕的地方，你就住在这里吧！”
一会儿，社员们劳动回来了。建元的小屋子，顿时挤满了人。这个问这，那个问那，实在亲热。贫农孙定乾和陈开仁两个老汉，一人拉着建元的一只手，高兴地说：“你来了可好啦，高峰大队也有自己的会计了！”共产党员、副大队长陈继洪也跟着说：“是啊！我们这里以前没个识字的人，大伙可作难啦。”
建元非常激动，但又有点不好意思，他的脸红得象个苹果似的。
三
建元懂得，要长期在这里呆下去，首先必须适应这里的劳动和生活，同社员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可是，这说起来好说，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当时正是秋收季节。这一天，建元和社员们一道，把打碾好的玉米，从场里背回来。这个活，在山区来说，不是什么太重的；可建元一试，就觉得有点吃不消。别的社员背满满一背篓，走得硬刚刚的；他只背半篓，却一步三摇晃，还觉得脊背压得生疼。干了一天，累得连饭都不想吃了。晚上睡下，浑身疼得火烧火燎，怎么睡也不自在。第二天，天快明了，他才呼噜噜睡去。不一会儿，隐隐约约听到社员呼喊着下地去，他实在不想起来。可是，不起来怎么行呢？自己是来当社员的，并且立志要做一个够格的新式农民哪，怎能干第一仗就败下阵来？他咬了咬牙，挣扎着爬起来，提上背篓，三脚两步跑去追赶社员们。
社员们一点也没有讥笑这个刚进山来的年轻人。相反地，更加疼他，爱他，百般体贴他。下地劳动，陈开仁老汉把着手教他；回来做饭，余大婶站到跟前给他指点……。他生活在这些亲人中间，感到很愉快。晚上，当明月高照，小沟里流水潺潺，他把自己最心爱的小笛拿出来，给社员吹上一段欢乐的小曲。
深山密林里，冬天来得特别早。社员们都有烤火取暖的习惯。建元看到大伙烧漆树枝，既容易着，火又特别旺，就拿把斧头也砍来许多。这一烧，坏啦，他中漆毒了！开始，皮肤上起了许多红点，浑身发肿，后来，从头到脚出了一身浓泡，又疼又痒。他痛苦得坐立不安。两个队长、孙定乾大伯、余启翠大婶们，三天两头过来照顾，坐到床头给他说宽心话，劝他安心养病。
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接到杨顺喜同学的来信，说他嫌这里太苦，准备回安康去，约建元一道走。这封信一下子把他的心给搅乱了。
这天晚上，他翻来倒去睡不着。离开这里？这不成了逃兵吗？留在这里，不服水土是实际问题。脑子里矛盾得很，想不出该怎么办。
“嚓啦！”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了。他欠起身来一看，原来是把床头上的日记本撞到地上了。本子张着，一张四寸的照片从里边滑出来。这是他们班毕业时的合影象。看到这张照片，他想到了学校领导上多次对自己的教育。
那是在他毕业以后，正在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一天，校长把他找去，说：“没有考上学校，也不是坏事。你很年轻，正象苗圃里的小树苗，只要能在艰苦的环境中经经风雨，受受锻炼，就能够长成参天大树。现在，党号召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参加生产建设。这正是每个知识青年应当选择的正确道路。”
过了几天，校长又给他拿来几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他如获珍宝，贪婪地阅读。“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他从毛主席著作里，找到了前进的方向，确立了到山区去建设山区的伟大志向。
来到高峰大队后，校长又不断写来信鼓励他：“做任何事情，都会碰到困难。是勇士，他就迎着困难前进；是懦夫，他才绕过困难走。”
想起这些，他觉得方才脑子里闪上来的想离开这里的念头，是非常错误的。他弯下腰，从地上拾起照片和日记本。
夜阑人静，深山里野兽的叫声不断从窗口传进来。被子压得周身浓泡胀疼胀疼。他怎么也睡不着了。索性点着小煤油灯，翻开《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读起来。这两篇文章，他过去看过很多遍，可哪一次都没有这次感受深。一股巨大的力量，促使他挣扎着爬起来，打开日记本，激动地写道：
“我愿做暴风中的雄鹰，在艰苦的斗争中锻炼自己；绝不做屋檐下的麻雀，平平庸庸度过自己的一生。”
过了两天，建元的病还不见好，队上就送他到县医院去治疗。
半个月以后，他红光满面地回来了。一进屋，愣住了：床上怎么放着一床两面新的厚被子？陈队长告诉他：“社员们见你以前的被子太薄了，也烂了，自动凑了八斤棉花、三丈布，新缝了这一床。”他一听，紧紧握住陈队长的手，一股暖流梗在嗓子眼里，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两颗热烫烫的大泪珠，扑簌从眼里滚出来……
四
王建元在队上担任许多工作：大队委员会委员、会计、团支部书记、税收代管员。他白天劳动，晚上工作，一天非常忙碌。可是，他从来没有叫过一个苦字。
一天晚上，建元和牟队长在屋子里商量队里的一些事情。突然，有个社员推门进来。
“王会计，你下午算下的半月工分数目，跟我记的数不投！”
“差多少？”
“三分！”
“好，我再给你算算。”
牟队长说：“才三分工，能有多大的事？”
建元说：“就这三分，也是社员的劳动果实嘛！”
这天晚上，牟队长没有回去，就睡在建元屋里，当他一觉醒来，鸡已经叫了。但是，他看到建元床上的被子，还叠得四方四正。他感动地说：“哎呀，又一晚上没睡！”
算错工分这件事，也给建元一个启发。他想，要是给两个生产队都培养出一个会计，工分晌晌记，日日清，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那该有多好啊！
建元把队里的年轻人一个一个掂量了一番，瞅上了两个：一队的牟登兴，二队的徐治保。两个小伙子都是共青团员，又都念过两年书，群众中的威信也不差。他征求队上同意后，就着手培养。
他经常给这两个小伙子讲山区的发展远景，讲青年一代的光荣责任，并且每天晚上亲自上门，给两个小伙子教算盘。一连二十多天，除非晚上队里开会，从没误过一回。
这天晚上，北风呜呜吼，大雪纷纷飘。一时，四山一片白。建元吃过晚饭，照旧夹了个算盘，冒着风雪，来到牟登兴家。
牟登兴见一个雪人站在门口，先是一惊，一会才看清是谁。他一边帮建元扫身上的雪，一边说：“这么大的雪，我估计你未必来了！”
建元说：“雪还能把人挡住！”
登兴看到建元裤子上的泥浆，想到他在路上一定跌过好几跤，心里过意不去：“你可以明天来呀！”
建元说：“不，明天就该教两位乘法了！”
尽管这样，建元还总觉得，按照党和人民的需要，自己做的事情太少了。
深冬，厚雪封山，地里的活少了。建元把全年决分账算清楚后，跑去找陈队长。真巧，牟队长也在这里。王建元把自己心里想了不止一天的问题，提了出来：
“队长，咱队有这么多孩子，为什么不办个学校啊？”
牟队长感慨地说：“这你不是不知道，咱队上除了你，全是伙睁眼瞎子。办学校，谁来教？再说，咱也不知道学校怎办呀！”
建元说：“没办过，不要紧，咱学着办。要是从公社请不来教员，我来教！”
“那不影响你的工作？”陈队长很支持建元这个想法，又有点担心。
“我可以白天教学，晚上搞会计工作。”
两个队长高兴得什么似的，说：“那好。晚上，咱队干部开个会，具体商量一下，再到公社去请示。”
一天下午，牟队长从公社回来，激动地向社员们宣布：我们大队要办学校，公社同意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建元来岚皋以后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发生了——他的表叔撵到高峰大队来了！
建元的二叔和来的这个表叔，一直不同意建元来岚皋。二叔是这样想的：建元的父亲死得早，孩子从小跟着他过活。现在建元跑到山里去了，怕人说闲话，说当二叔的见不得孩子，硬把娃逼走的。表叔呢，一辈子没儿没女，从小就把建元当亲儿子看待。他担心建元到山里要受苦。所以，打建元一到岚皋，两位老人就接二连三写信，要建元回去。建元不断地回信劝说。看看写信叫不回去，表叔就亲自进山来找了。
这天，表叔一来队上，见到建元便说：“嘿，这是什么鬼地方！山那么高，路那么陡，树林子又那么密，野兽还少得了？你再要住下去，恐怕连命都送到这里了。走，跟我回去！”建元耐心劝说，表叔嘴里只咬住一句话：这次非回不行！
建元傻眼了。他心里不住在问自己：怎么办？怎么办啊？顷刻间，一个主意闪上心头，对，这样办！
他从桌子上取过一张纸，刷刷刷写了一大片，然后交给表叔：
“你要我回去，县上不一定同意。你明天拿上这个，找找崔书记，看领导上怎说。”
表叔问：“你写的是回安康的申请？”
“你拿去，崔书记看了就知道啦。”
表叔乐了。
第二天，建元和表叔一块到县上。表叔找到了县委崔书记，拿出那片纸，说：“这是建元写的，请你们研究一下。”崔书记接过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不由得笑了。
原来，建元在那上边写的，不是申请回安康，而是立志留在高峰大队的决心。他写道：“我既然来到这里，就没有打算回去。这一点请领导上放心。……不过，我表叔的思想，现在还通不过，请领导上开导开导。”建元不是有意拿表叔开心，他觉得请领导同志给老人家谈一谈，要比自己劝说作用大。
崔书记耐心地和建元表叔谈了很长时间。老人家听着听着，脑子里开窍了。他笑着说：“好，好，是这样，那就让建元留下来。”
这时候，站在窗子外面的王建元，高兴得跑进来，抱住了表叔。
高峰大队很快掀起一个筹办学校的热潮。没有教室，队里有木匠、泥水匠，自己动手盖；没有桌凳，山上有的是木料，自己动手做。不久，十副新桌凳做起了，一座四间大的教室盖好了。
社员们尝够了没文化的苦头，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很高。动员学生，根本没费什么劲。建元到这家，社员说：“把咱的小儿子写上。共产党、毛主席为咱办这么好的事，咱能不举双手拥护！”建元到那家，社员回答得更干脆：“没说的，学校几时开，咱的孩子几时到！”只几天功夫，全大队能上学的孩子，都报了名。一统计，二十二个。
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高峰大队历史上的第一所学校开学了！
这天下午，建元正和学生们一块收拾教室。他们把室内打扫得干干净净，摆好桌凳，挂好黑板。把新买的一张毛主席像，挂在黑板上面的墙上。把英雄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刘文学的宣传画，贴在教室两边。这时，陈队长跑了来，着急地说：“建元啊，怎么办呢？公社、县上的新课本卖完了，粉笔也买不到。”建元一听可急了。学生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
突然，有谁推了推他。他抬起头，只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抱着一堆破旧书站到跟前。那妇女说：“王先生，听说买不到新书，我把家里存的一些古书拿来，捐给咱学校先用着。”建元接过那堆破烂书，打开一看，尽是些什么“子曰，子曰……”的；最后翻开一本《三字经》，一开头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他仔细把那妇女一打量，想起她是地主分子冯德银，气得一把将书扔到桌子上，说：“走开，我们学校不用你这书！”冯德银无趣地抱起书走了。建元向陈队长解释说：“这些书，使不得。那上面说的是‘人之初，性本善……’，意思是说地主、富农、蒋介石，和咱贫下中农的心肠一样善良。”陈队长瞪大眼睛愤愤地说：“真是些臭歪道理！”
没课本总不行啊！第二天，建元亲自跑到县上去想办法。他到新华书店，硬缠着人家领他到书库去看。翻腾了一下，找出十七套课本，可都是一九六一年出版的。旧也罢，有总比没有强。他高高兴兴地拿着课本，又折回公社，到六口完小找祁校长弄到几匣粉笔。祁校长关心地问他教学中有哪些困难，他想了想，说：“我们小学一共二十二个学生，三年级到五年级各一个人，二年级三个人，其余都是一年级。这怎么教呢？”祁校长给他介绍了“复式教学法”。
建元赶回队上的时候，看到教室外边放着许多农具，听到教室里边一片说笑声。他心里估计，一定是社员们在等着他呢，便三脚两步跳进教室。社员们见了，高兴地喊起来：“回来了！回来了！”一群学生象一窝蜂，乱蹦乱跳地围上来。
建元给学生们排好座位，又把课本分发下去。家长们也趴到自己孩子的书桌上，争着翻看课本。孙大伯高兴地叫道：“看，这是北京天安门！这是咱们的毛主席！”学生们和家长们，看着毛主席像，看着天安门，都幸福地笑着。
直到建元要开始讲课了，家长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教室。但是，他们没有走。一个一个又悄悄地趴在教室外的窗户上。一直到建元把第一课讲完了，家长们才高高兴兴地扛上农具上坡去干活。
五
一天晌午，建元正向陈队长汇报学校的情况哩，孙大伯气呼呼地跑来。
孙大伯不是队上的干部，但对集体的事儿操心大。队长安排活路不当，他肯叨叨；年轻人做活质量不高，他爱批评。平时，社员之间发生点口角，他也要管一管。今儿个，他“管”到学校来了。
“建元，我听说这两天学生们不大听话了，是真的？”
没等建元张口，陈队长开了腔：“可不是！老师在上面讲课，小家伙们在底下乱嚷嚷，不好好听。”
孙大伯听了，闷声闷气地说：“教学生比调小牛还难！放牛的人手里有鞭子，教书先生没有戒尺不行。明天我找木匠给你做一个。”
建元连忙解释说，新社会不兴打人骂人，更不能打骂学生。孙大伯哪里听得进去，临走时还坚持说：“不打，你怎么管教好他们！”
建元送走陈队长和孙大伯，脑子里就翻腾起来了。打，肯定不能；骂，也要不得。到底采用什么方法教育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自己原先想得多好！要把队上的孩子，培养成有文化的新一代，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可是，眼下对几个不听话的学生，就没有办法教育了，说明自己的能力太差啊！
深山里的天气，怪得出奇。早晨还凉丝丝的，一到晌午就燥热起来。建元住的石板房，在火热的太阳烘烤下，更象个大蒸笼。建元心里有事，加上天热，做了一点饭，只吃了几口，就觉得很饱了。
他坐下来，翻看县文教局发来的教学参考资料，想从中找点办法。那上边，有毛主席的指示，有别人的教学经验。毛主席指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把学生培养成“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新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想想这些话，再看看人家的教学经验，心里豁然开朗。他自言自语地说：“是啊！教学生不能光抱个课本哟！”
从此，他就注意改进自己的教学，采用了许多生动活泼的方法，和富有教育意义的内容，吸引学生，启发学生——
在小河旁，他给学生们讲革命斗争故事，讲英雄刘胡兰、董存瑞的故事，说明今天的好生活来得不容易，要学生们向革命烈士、革命英雄学习，现在好好读书，长大了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
在树荫下，他请牟队长和贫下中农协会李主席给学生们讲村史，讲家史，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教育学生们想过去，看现在，牢记阶级苦，莫忘血泪仇，做革命的接班人。
他是团支部书记，请示上级团委之后，在学校建立了少年先锋队，利用假日，组织学生们育苗、植树，帮五保户砍柴、提水，培养学生们热爱劳动、关心集体、关心他人的优良品质。……
有一次，建元碰到孙大伯。老汉乐呵呵地说：“这一向，学生们变样了，回到家，又听话又勤快，书包一放就帮忙干活。我那孩子以前笨得啥似的，现在都知道美帝国主义是大坏蛋，我们国家正建设社会主义啦，说他长大了要学董存瑞当个解放军！”建元只是嘿嘿嘿地听着，笑着。老汉说完，要走了，他忽然记起个事儿，忙说：“大伯，以前你拿来的那根戒尺，我烧掉了。”老汉很不好意思地说：“烧掉对。我那是旧社会的方子，现在使不得了！”
这里的社员，居住分散，这给学生们上学带来不少困难。建元就从生活等方面关心和照顾学生。
有些学生，家离学校远，清早来的时候，就将中午的干粮带来了。有的学生能按时用饭；有的可不行，常常刚到校便把干粮吃了。到了中午，叫肚子饿。这时，建元便多做些饭，分给他们吃；山里爱下雨，一下，沟里到处涨水。遇到这种天气，建元便提前放学，分配大学生送小学生回家；路太远的小学生，他亲自去送。有回下大雨，他背着贫农胡宗祥的孩子回家，两人都淋成落水鸡。孩子的奶奶感动地拉着他的手，说：“你对孩子们太好了！”
其实，社员们和学生们，对建元才好呢！
有一次，他正在讲台上讲课，突然有个叫陈启才的学生举手站起来，喊了声“报告”，说：“王老师，我有个重要事情要给你说。”小家伙一边说，一边跑到他跟前，用两只小手捂着小嘴，对着他的耳朵悄悄说：“我家做好肉了，我爸请你放了学去吃呢。”
平时，社员们宰只鸡，杀口猪，或者过个什么节，都要生拉硬扯请建元去吃；他要是不去，主人就会老大不高兴！
六
王建元一刻也没有忘记，他是个插队的知识青年，是高峰大队的一个社员。自己的责任，不仅仅是办好小学，传播文化，更主要的还是要和全体社员一起，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建设山区，彻底改变高峰大队“一穷二白”的面貌。
一九六四年，高峰大队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夏田减产了，秋田又基本无收。当时，社员中有不少人瞪着两个眼，等着国家救济。
王建元觉得这种情绪不对头，必须很快扭转。他从自己的实践中体会到，毛主席著作是解决一切问题最锐利的武器。于是，在一次社员会上，他就拿着毛主席《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篇文章，给大伙读。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为了帮助大伙领会毛主席的这一教导，他接着讲了大寨人抗灾的故事。他说：“去年秋天，一场暴雨，把大寨百分之八十八的房屋、窑洞冲塌了，把一半多地冲毁了。但是，大寨的社员一没向国家要粮食，二没向国家要救济，就凭着一双双劳动的手，盖起了新房，修好了土地，抢种了庄稼……。大寨人的这种精神，就是毛主席说的自力更生的精神。今年，我们受的灾，比起大寨来，要轻得多，难道就不能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
社员们被大寨人抗灾的精神所感动，纷纷夸大寨社员志气大！
牟队长看到大伙谈说的热烈劲，信心也高了。他问道：“大家说说，咱们是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呢？还是伸出双手，依靠救济呢？”
许多人一哇声：“我们不要国家救济，要自力更生！”
这时，有谁低声说道：“咱跟大寨怕不一样噢！咱这里，山上长满树，沟里尽石头，自力更生哪来的门路？”
孙大伯“腾”地往起一站，说：“你说的不就是门路！山上有树，我们可以割漆，烧木炭；沟里有石头，我们可以用它把坡地垒修成梯田，提高粮食产量。这样，农业、副业不就都有了！”
“孙大伯说的在理。自力更生这一条，大寨能办到，咱高峰也能办到。”建元很支持孙大伯的意见。
其他社员也说：“行，就按孙大伯的主意办！”……
队委会将社员组织成两路队伍：一路由牟队长负责，搞农田基本建设；一路由陈队长负责，抓副业生产，迅速地掀起了冬季生产高潮。
在那些日子里，建元每天一放学，就同社员一道劳动。由于两年多的锻炼，他现在干起活来，跟当地的小伙子一样猛。一次背八九十斤的大石头，走得硬刚刚的，半路都不要歇气。人们称赞说：“建元现在成了道道地地的山里人啦！”
去年冬天，高峰大队的生产取得显著成绩。他们把四十多亩坡地，整修成了梯田，为今年增加生产打下点基础。副业上，割漆、烧木炭，收入一千六百多元，给社员度荒解决了很大问题。这一下，社员们的干劲更高了。
七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王建元来高峰大队三年了。
一九六四年夏天，他参加了陕西省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积极分子座谈会。一九六五年春天，又光荣地出席了全省第一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最近，还被选为全省第三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代表。他两次到西安开会，都被许多地方请去给城镇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作报告。从省上回来，先后收到许多各地青年热情洋溢的来信，表示要向他学习，走革命化的道路。
他把这一切，都看作是对自己的教育和鞭策。他牢牢记住了毛主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经常在日记里提醒自己：
“要不是党的教育，我不会自觉地选定参加农业劳动这条革命道路；要不是群众的关怀，我也不可能很快地学会劳动和生活。荣誉归于党，归于群众！”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但要经得起困难的考验，而且要经得起荣誉的考验。经不起困难的考验，会倒下去；经不起荣誉的考验，也会倒下去。”
“谷子长着长长的穗子，头儿垂得很低；狗尾巴草一无所有，干脑壳却翘得老高。我要象谷子一样，永远谦逊，永不自满。”……
三年来，王建元也从实际生活中，深深体会到毛主席说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他为自己能在高峰大队做一些事情，感到非常幸福。他觉得自己不能离开这里，也舍不得离开这里了！
然而，社员们还总担心他不会在这里呆多久。人们背后说：“建元是高中学生，能说会道，能写会算，说不定过些时候，公社就会调出去当干部咧！”
有一次，孙大伯把建元请去，说：“建元，你觉得咱这地方怎样？”
建元摸不清这话是什么意思，笑了笑说：“很好啊！”
“依我说，往后你哪里都不要去，就在咱这里住一辈子。”
“我还到哪里去呢？这里就是我的家呀！”建元诚恳地说。
这时，孙大婶一边插言道：“建元，你来到我们这里，给队上给社员办了多少事情！我们几辈子都忘不了你！”
建元觉得言重了，连忙辩解说：“大婶，你这话就不对了！你应当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要是没有党和毛主席，那还有我王建元啊！”接着，他沉痛地向两位老人讲述了自己的身世。他说：
“……我五岁那年，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抓了壮丁，被折磨得死在外边。母亲带着我和小妹妹，流落到安康城里，靠给有钱人家做针线、洗衣服，挣几个钱糊口。一直苦熬到解放。不久，妈妈又去世了，我和妹妹只好回到老家，寄宿在二叔父家里。……”
他说得很激动，孙大婶一边听着，一边擦眼泪。
最后他说：“我这点文化知识，都是共产党培养教育得来的，现在，党和人民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到咱们这里来，就把这里当我的家。我再哪里都不去了。”
一听这话，两位老人连连说道：“那太好了。我们早就等着听你这句话啊！”
建元从孙大伯家里出来，心里觉得热烫烫，甜丝丝的。是啊，当一个人感到自己对人民有用的时候，哪是再幸福不过的了啊！
〔选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报告文学集《在广阔的天地里》。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