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亦农亦医的革命医生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做亦农亦医的革命医生
山西沁源县李元公社贤友大队医生　刘道荣
我们沁源县李元公社贤友大队有五百五十七口人，其中贫下中农就有三百五十七人，分住在五个小山庄，是个缺医少药的山区。过去，社员有病要请医生，就得拉上骡子翻山过河，来回跑几十里地。有一年，宋栓云婆姨生病，老宋光请医生就误了三十多天工。一九五六年，我们大队和邻近的十一个村庄一起凑钱在马森村办了一个联合保健站。但是山区居住分散，医生又少，跑不过来，远远不能满足社员的需要。大伙儿都迫切要求自己队上办个保健站。一九六○年，党支部根据群众的要求，想法从屯留县请来一位医生，又派一个卫生员当司药，成立了保健站。党支部想到要使医药卫生工作在本队扎下根来，还得培养自己的医生。因为我爷爷懂医道，父亲也会扎两针，我高小毕业回村又担任了卫生员，就决定派我去学医。
在县卫生学校半农半读学了三年，一九六三年秋天，我就毕业回队里工作了。那时，保健站差不多要垮了。为啥呢？请来的医生技术不高，思想问题不少，常年在家不串乡，坐着等领工资，贱药贵卖，还亏损了不少资金。社员对他意见可大哩。我一回来，队上就把他打发走了。党支部又把支委王留金调去当站长、兼管记账、司药，加强了保健站。王留金同志五十多岁了，成天不是练记账，就是学抓药，搞预防，啥事都干。他还帮助我坚定工作信心。我没经验，看病还认真，经常主动去访问病人，有治不了的，骑上自行车去县里向老师请教，总要想法子把病人治好。因此，群众对保健站都很满意，管王留金叫“闲不住”，说我是“咱自己的医生”。
这样总该算好了吧？不，到年底，党支部发现仍旧有百分之三十的社员常常因为生病或者是照顾病人不能出勤，有了病到保健站瞧的却不多。是我们医生服务态度不好吗？群众对我反映还不错哩。是保健站药价高吗？我们卖药都是按的国家规定的价钱。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细细一了解，原来是一部分社员手头缺少现钱。
治病得吃药，吃药就得花钱，这咋办？党支部要我们尽量想办法减少社员的医药费，可开始我们就是没有想出好办法来。
“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吧！”王留金同志提出带着这个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于是，我们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越学，心里越惭愧。我检查自己，社员经济有困难早就知道，怎么就睁着眼不看，长着耳朵不听，不当作是回事呢？党培养自己做医生，是要我好好为社员服务，可是我从技术上考虑治病多，怎样为社员解除疾苦想得太不够，早先还觉着自己不错，这实际上是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不强哩。思想上动起来，脑子也就灵了。我想起春天县里开卫生会议，那时我还在卫生学校学习，听到县委张书记报告，要求医务人员用“三土”办法满足群众对医药卫生的需要。我和王留金一商量，决定学习大寨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采用县委指出的办法：用土办法治病，给生产队培养土医生（卫生员），采种土药材。以后每次到公社开会，歇息时我就向到会的医生学习治病的土办法，整理了一百几十个土方、单方。只要能治好病，什么方法省钱或者不花钱，我就用什么方法，尽量减轻社员的经济负担。去年一年，我用针灸、土方单方治疗了二百多个病人，效果都不错。贫农社员王春喜有个两岁的小孩，外感内热合并肺炎，恰好我不在家，他们在别的保健站治了几天，打针吃药花了二十多元，也没治好，反而更加厉害。我一回去，王春喜就来找我，说：“娃反正要死了，碰一碰吧，也算尽了大人一场心意。”我看看病人，高烧无汗，咳嗽喘得不行。我寻思打针无效，一定是郁热内积，发散不出来，查了查书，开了中药。孩子牙关紧闭，灌不进去，又没有鼻饲设备，我就用少量药汁灌肠的办法，给孩子灌了几次药，很快孩子就出汗了，体温下降，第二天中午也不喘了。以后我又给他按摩推拿，到底把孩子治好了。王春喜高兴得见人就说：“二十多块钱没瞧好病，一角八分钱倒救了命。”这下子，群众更加欢迎土方法了，都说：对症了葱姜也能治病，不对症参茸也会杀人！
我每六天到一个村子巡回医疗一次，为的是方便社员看病。每个村子都转了，可是社员有点小伤小病还是得不到及时治疗。再说，大队方圆有十里地，来一次保健站看病也耽误工夫。因此，从前年年底开始，我给每个生产小队培训了两名不脱产卫生员。他们能用针灸、土方单方治疗小伤小病，会种牛痘、会注射，带领群众搞卫生也行。民兵训练时，他们还是民兵连的卫生兵。去年八个卫生员治疗很多小伤小病，做到了小伤不出地头，小病不出村庄。他们还发动社员把厕所、水井、猪圈都管起来，搞了卫生，积了肥料一万四千二百多担，每亩地增加了十二担肥料，大队被评为一类卫生模范大队。搞了卫生，对生产也有好处，干部、社员对他们都很满意。
我们大队在太岳山脚下。山上野生药材很多，附近就有五十多种。过去我们是“守着药山没药吃，抱着银碗去讨饭”，本地有的药，也要到药材公司进货。这回我们想：如果能采种一些中药材，不就可以减轻社员的经济负担吗？两个人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王留金同志一有空就上山去刨药，我到外村巡回医疗时，也捎带采点儿。采回来的药，一部分加工炮制，供应社员只收加工费，用不了的卖给药材公司。我们还发动群众利用工余时间采药，卖了钱买药吃；同时又向党支部建议队里开荒种中药。当时有一部分队干部不同意，怕误工多，怕没收成，怕当年不能受益，不合算。意见不统一，没有办成。党支部要保健站自己先种，做出样板来。我们就利用业余时间开了四亩山坡地，种上了党参、生地。药苗子长出来了，越长越壮实。六七月间，支书崔有世、队长王根喜带着队干部到地头去算账，种药合算不合算？一亩党参，长得再不好也能收一百斤，合四百来元；生地当年秋天就能收，一担能卖三十多元，不占耕地，费些劳力就能解决社员的吃药问题。再说，保护社员健康是个政治任务，没利也得干。这么一算，干部思想通了。秋天收了一百四十多斤生地，卖了四十六元，加上我们采刨药材卖得的一百多元，用这些钱给十六户经济困难的贫下中农减免了全年的医药费。同时，也不要社员出一分保健费。年终一结算，社员们都乐意种药了。干部社员都同意一年每人拿出三分工，成立采种药材专业队，开荒二十亩，全部种上药材。
这样，解决了一部分社员的困难，可是还不能满足全体社员的需要。怎么办呢？我们商量的结果，一个办法是增加收入，已经种上了二十亩药材；再一个是减少支出。去年大队给我和王留金工资五百七十六元，月月支现金。要是把工资改为工分补贴，不就节省了开支？可又一想，挣工分总不如拿现钱手头灵活，而且一年还要减少三四十元收入，心里不免有点嘀咕。转念再想想，这念头不对呀！人家支书、队长工作有多忙，担子有多重，不也是挣工分吗？人家能挣工分，咱就不能？再说，咱原先也是社员，也劳动来着，怎么一当医生就不能劳动了！凭什么就该比社员特殊呢？王留金是一九四二年入党的老革命，他看的比我更深，比我更有体会：以前干革命，随时准备流血牺牲。咱沁源是老革命根据地，有多少先烈为了让大家过上今天的好日子献出了生命！人家干革命，连生命都可以牺牲，咱们少拿一些钱就不行？干革命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可以牺牲的呢？不拿工资拿工分的好处多着呢：不光减轻了社员的经济负担，还改变了医生靠卖药为生、靠病人吃饭的老习惯。医生不用再考虑没有现金收入发不了工资，和社员的利益真正统一起来了，会更加关心队里的集体生产。这样想想，我们愈来愈觉着好处多，决定实行半农半医。支部同意我们这样做，大队一年补贴我们每人两百个工，我自己劳动一百个工，王留金同志年岁大了，自己做七十个工。从今年一月份起，我们有病人时看病，没有病人就劳动，从三月到六月，我已经做了四十三个工了。
由于实行上面说的这些办法，从今年一月份起，经济困难的贫下中农、烈军属和五保户全都免费医疗，一般社员医疗用费也都大大降低。乡亲们都说：咱保健站真正是贫下中农贴心的保健站。
（原载八月七日《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