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奇同志在淮北敌后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革命回忆录

少奇同志在淮北敌后
张爱萍
抗日战争初期，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的战略方针，在华中受到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王明路线的抵制，因此，不仅整个华中的抗日工作不是从积极地深入敌后打算，就是新四军的几支抗日游击部队，除一部深入苏南、苏北、皖东北敌后外，其余还徘徊于敌寇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边缘地带，背靠国民党大后方，依赖国民党，而不积极地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同志带着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来到了华中。他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方针路线贯彻到新四军部队和长江南北的广大敌后地区。尤其是在皖南事变前后，以少奇同志为首的华中局的正确领导，对于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更有其光辉的贡献。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根据当时华中地区的敌、伪、顽、我情况，华中的地理位置及其地形特点——平原、水网，不顾敌、伪、顽合流的非常险恶的困难情况，坚决地、勇敢地领导、指挥新四军部队挺进华中敌后。少奇同志针对华中政治、经济的具体情况，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以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降到从属地位的科学分析，正确地解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反顽斗争问题，正确地、具体地、创造性地运用了毛主席的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解决了放手发动群众和如何建立华中敌后平原、水网地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等等关键性的问题，因此使我党在华中的根据地得以创立和巩固。在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华中根据地，不仅对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且对解放战争——即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是少奇同志对我党的卓越贡献。
凡是坚持华中革命斗争的人，就会有这种亲身的体验——少奇同志所给予我们的教诲和影响，是记忆常新的。
一九四○年春末夏初，我们在党中原局领导下与敌、伪、顽进行了一年多的艰苦斗争之后初创起来的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许多带根本性的繁重的建设工作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由于没有建设敌后根据地的知识和经验，使我们感到很大困难。恰好这时，党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来到了新四军五支队地区的盱眙［xū-yí　虚—移］城。他与我们淮北地区，仅一淮河之隔。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我们怀着急切的心情，特专派干部代表我们前往，请少奇同志亲自来淮北指示我们的工作。
少奇同志就要来淮北的消息鼓舞着每一个同志，我的心情更是十分激动，五年前的事情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记得还是在长征过湖南的时候，一天行军以后，少奇同志到我们师里来，他那种平易的态度和对工作的详细、深透的询问和指示，使我久久不忘。在长征到陕北后，听说他又受党中央委托，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华北地区领导地下工作了。抗日战争爆发，华北就出现了一个大发展的局面，胜利消息不断鼓舞着我们。根据目前我们的处境，我自然是渴望着早日看见他。
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一天下午，在桃红柳绿的淮河北岸，人声欢腾，几只渡船冲破敌后淮河的黑浪，射箭似的向北开来。少奇同志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和口号声中登岸；跟在他后面的是中原局的工作同志、电台报务员和警卫人员。我紧握着少奇同志的手，目不转睛地端详他。啊！他的两鬓已经有了几丝白发，慈祥而严肃的脸庞也更瘦削了，但精神仍是健旺如昔。他穿着一身洗得几乎发白的灰军装，在阳光下显得分外整洁、朴素。他神采奕奕地谦逊地微笑着，向欢迎的人群招手。从淮河北岸到我们驻地——泗县城东南的洛岗村，沿途几十里的大小村庄的欢迎人群沸腾起来了。
少奇同志到达了我们预为他安排的住所后，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军政干部，也拴下汗溜溜的战马，纷纷向少奇同志那儿走去。
少奇同志从延安来到华中以后，走遍了长江以北我军各个游击区，直接领导了淮南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反对顽固分子磨擦的斗争并粉碎了敌、伪军的“扫荡”，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夜以继日的敌后斗争生活，长时间的操劳，影响了他的健康，如今又带着这种久日的劳苦来到淮北，尽管我们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要向他报告一切情况，听候他的指示，但考虑到这些，我们都劝他先休息一下。可是他一刻也不肯耽误，一定要立即和大家一起研究工作。
汇报开始了，蜡烛换了一根又一根，少奇同志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香烟，一直到深夜，都是全神贯注孜孜不倦地听着、询问着、研究着。对各种问题，他都提出了许多意见和明确的指示，但他总是说：“这是我的看法，情况你们比我清楚，请你们大家研究研究，看行不行。”我们怀着最高的敬意，内心感到极大的满足，兴高采烈地交谈着少奇同志的指示。
在敌后这种分割、动荡的战争年月里，能见到中央的领导同志是不容易的，谁都想见见少奇同志，聆听他的教导。我们决定第二天召开全区党政干部大会，请少奇同志作报告。谁知泗县、五河的敌伪军，偏偏在这一天的拂晓开始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了。情况很紧急，报告会只好停止，全军立即投入反“扫荡”的战斗。经一天的战斗，黄昏前，泗县敌寇的主力占领了距洛岗三十里的上塘集，另一路占领了上塘集以北的马公店；五河城的鬼子也同时进占了郑集，敌寇的“扫荡”摆起了对我“合围”的老架势。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少奇同志和中原局机关的安全，决定趁敌人一时摸不清情况，连夜转移，跳出敌人的合围圈。从外线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当将敌情及我们的行动计划向少奇同志报告并请示后，他说：“你们认为这样好，就这样办好了。”
夜行军中，少奇同志骑着我们送他的那匹从伪大队长那里缴获的雪蹄枣红马，同中原局的工作同志随我们司令部行进。这是一个阴雨之夜，道路泥泞，很多同志滑倒。一直到下两点多钟，我们才走完了这六七十里路，脱离了敌人的合围圈。在距濉［suī　虽］河约二十里的一带地方住下时，少奇同志和大家一样，全身上下湿透了，帽沿还滴着雨水。
翌日，敌人对洛岗一带的合击自然扑了一个空。我们为了彻底粉碎敌人“扫荡”“合围”的阴谋，当夜又北渡濉河，向青阳镇东北的新行圩子、朱湖等我根据地的边缘区转移。
我们行至中途，突然接到侦察队的报告：国民党顽固分子王光夏（国民党江苏省保安队第一纵队司令），趁日寇对我西面进行“扫荡”之际，率全部四个团倾巢出动，从运河两岸向我背后进攻，于今天黄昏前占领我新行圩子、朱湖及其以北地区。大家非常气愤。自从日寇进占苏北后，顽固分子王光夏在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指使下，表面上打着抗战的旗子，但实际上却和日寇暗中勾结，到处组织汉奸伪政权。他对于我党我军深入敌占的洪泽湖地区抗日，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恨之入骨，曾不止一次背信弃义地和我们闹磨擦，只因为我们积极打日本鬼子，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他才没敢明目张胆地举行军事进攻；这次却完全丢掉了他的抗日假面具，公开配合日寇“扫荡”，向我进攻，并占领了我大片根据地。这一来使我军陷入十分困难的处境：南面是淮河，敌伪据点林立，北面是日寇的据点，西面是正向我“扫荡”的敌伪军，而顽军王光夏从东面侵占我根据地——正是我军要到达的新行圩子一带地区。经我们在行军中商议，为了站稳阵脚，有利地对付日寇的“扫荡”，不得不趁王光夏部队立足未稳之际，一个团于拂晓前夺回了新行圩子，以掩护我主力的展开。我们几个同志同去向少奇同志报告这一突然的紧急情况，并请示对策。
少奇同志平静地对着地图同我们研究着，他那种安详的态度，表明已有成竹在胸了，这也使我那种紧张的精神平静了许多。我深深感到，正在我们第一次遭受这种敌、伪、顽进攻的极其紧张的时刻，少奇同志亲临领导我们，真是特大的幸事，更增加我们的胜利信心。他微微点了点头说：“我们已处在四面包围之中……敌伪顽把我们夹在南北五六十里、东西三十多里的狭长地带，是很困难啊！你看该怎么办好呢？”
我们齐声说：“看来，不打是不行了，王光夏经常和我们闹磨擦，这次竟公开对我们进行武装进攻，是该狠狠教训他的时候了！”
“对！”少奇同志很赞成地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嘛。这是毛主席指示我们的。我们在反击日本鬼子的‘扫荡’，而顽固分子却趁机向我们进攻，这就逼得我们不得不自卫了！正义是在我们这方面。”他接着问了我们部队同顽固军王光夏的力量对比情况。
少奇同志听了我们关于敌我力量的报告后，说：“那就是说，我们又有利了，是不是？”
“是这样！”我们肯定地回答。
少奇同志又问了部队的政治情绪和有关作战等问题后说：现在情况的确很严重，但是，打了，情况就会变好的。我们既然有理又有利，就坚决地打垮顽固分子的进攻！一定要把这些道理在部队里进行深入的动员，鼓励士气，动员全军上下一致，以最大的努力，坚决勇敢地争取作战的胜利。……政治部还要把反顽的道理，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
几天来，我们深深地感到，当少奇同志要作什么决定的时候，总是先征询下级的意见，由你自己去作出决定，而把他的决定变成我们执行者自己的决定。
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我们从顽固分子的手里夺回了朱湖和新行圩子以北大小二十余村庄，再经连续几天的战斗，我们击退了顽军的进攻，并把他们驱逐到根据地的边缘地区——界头、曹庙一线对峙起来，同时，也打退了日本鬼子的“扫荡”。我根据地基本上恢复了。战斗间隙的一个深夜，我们向少奇同志报告情况，并请示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我们汇报过敌我战斗情况和部队政治情况后，少奇同志对部队的生活也很关心。他问起部队这几天的供给情况，我说根据地初创，筹集粮食十分困难，兼之敌人“扫荡”，顽军进攻，战斗中部队又派不出更多人力去运输粮食，所以几天来，部队每天两餐杂粮稀饭。少奇同志听后，责备我们不早告诉他，说：“怎么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天天弄米、面给我们吃！”
原来为了照顾少奇同志的身体健康，同时中原局机关的人数也不多，区党委和我们特意弄了些米、面，让他们吃点稀饭和馒头。看到他这种不安和自责的严肃态度，我后悔不该汇报了真情，正想解释，少奇同志对刘彬同志说：“快查查我们还有多少粮食，马上送到前方去！前方部队没有饭吃，怎么能够打胜仗呢！我们在后方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们连忙向他说明：部队米、面虽然吃得少些，但象玉米、绿豆、大麦、糁子还是有得吃的。现在大的战斗已基本上结束，可以多抽一些部队去筹粮，你有胃病，不应该同我们一样来个“平均主义”，但他一反过去同我们研究工作时的商量态度，不等我们把话说完，就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不行！我们在后方的人是可以吃杂粮，甚至饿一下肚子的，前方的部队是不好饿肚子的！”
我们大家对于少奇同志这种一切为了部队，为了前方胜利的精神深为感动，这使我联想起几天前雨夜行军中的事：当部队基本上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的时候，他说：“你看是不是可以住下来呢，在战斗中，也应尽可能地保持部队的体力，照顾同志们的健康。”这些事情，更加使我们懂得了不仅要从大的方面，也要从小的方面关怀部队。
当政治部把少奇同志送粮食到前方的事传达到部队后，极大地鼓励了士气，全体指战员听了，都深为感动，纷纷表示决心要多歼灭敌人来回答中原局和少奇同志的关怀。
为了彻底粉碎顽固分子王光夏的进攻，少奇同志又决定在我们已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再组织一次讨逆战役。在少奇同志的统一指挥下，我们部队同八路军南进支队和苏鲁豫支队一部，共同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在运河以西、洪泽湖以北地区，歼灭了顽军王光夏两个多团，把这股勾结日寇的顽固分子赶回运河以东。至此，完全恢复并扩大了我们淮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战役结束后，向少奇同志汇报时，他对部队的伤亡和政治情绪极为关切，当问到部队的战斗作风时，他和我们谈起和敌人斗力、斗智的问题，说：“我们部队这次伤亡不大，很好。打游击战，不仅要学会歼灭敌人，也要学会保存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更多地消灭敌人。”他恢谐地说：“如果自己都没有了，还拿什么去消灭敌人呢？在敌后打游击战只同敌人斗力是不够的。”并教导我们说：“毛主席说过，战争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嘛！”少奇同志又关怀地叮嘱我：“在战斗中，指挥员的伤亡对战斗胜败是有很大影响的，这次你虽只负了点轻伤，也要特别注意！”
反顽战斗后不久，少奇同志就到苏皖纵队视察工作去了。一天深夜，我特地去看少奇同志。他住的村子一片漆黑，静静的四下无人。我一直闯进了村子。看看表，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了。心里想：少奇同志已经就寝了，此刻去，会不会耽误他休息呢？正在犹疑不决的时候，忽然发现村中间有隐约的灯光。我朝那儿走去，是一个大院落，我经值班警卫员带领先找到刘彬同志，他正睡得香香的，我把他从被窝里拖起来，问道：“少奇同志休息了吧？”
“休息？”刘彬同志揉揉眼睛，看看表说：“离天亮还早呢！”说罢，便领着我朝少奇同志住的房间走去。灯光从窗櫺上透出来。少奇同志正坐在桌旁，手里拿着一支烟，对着那闪闪跳动的灯光，聚精会神地读书呢，桌上还堆着文件和电报。我一眼看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和批写的字。
在这个万籁俱静的深夜里，少奇同志还精神奕奕地同我们谈了约莫两个钟头。告辞出来时，天也快亮了。我回头望望摇曳的灯光和映在窗户上少奇同志的身影，心中是深深感动了。我们经常强调客观原因，不抓紧时间自修，难道少奇同志工作不比我们更忙更紧张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象他那样刻苦地坚持学习呢？
刘彬同志还告诉我：少奇同志经常在工作完后深夜里读书，要不然就长久地站在地图跟前或是在房子里踱步深思。深夜工作和学习，已是他的“正常生活”了。
少奇同志非常重视培养干部，关心干部的理论学习。他常引用毛主席的话激励我们：“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他在淮南的时候，曾亲自主持高级干部的学习，经常召开高级干部学习座谈会，以理论结合实际工作中的许多问题给干部讲唯物辩证法。他在淮北根据地虽然只住了近两个月，但在这紧张繁忙的日子里，只要有机会他就主动给干部做报告，根据干部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来讲解理论，诱导干部们用唯物辩证法具体分析问题和总结工作；经常找党政军干部个别谈话，对建党、建军、建设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进行具体指示。在指示工作时，他总是想尽办法，启发诱导，从理论上提高干部的认识，打通干部的思想。他在报告、谈话中经常对干部解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和毛主席对我党、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他从第一次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教条宗派主义谈起，又谈到红军长征中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张国焘反党、西安事变，以及抗日战争中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等等历史事实。他反复地阐明，反复地对比，来证明毛泽东路线是最正确的。他说：党的工作是要靠一些人在那里想的，否则就不行。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很会做实际工作，组织工作、武装斗争、地下斗争与公开斗争都搞得很好，但是要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来，并把丰富的经验上升到理论，以指导革命不断前进，就要靠毛主席，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党的全部历史证明，要使革命得到胜利，没有英明、正确的领袖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就是我们从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又为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是全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我们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中国的马列主义。他常这样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少奇同志还谆谆告诫我们，要学习毛主席时常教导我们的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他说：“听党的话和听群众的话是一致的。既然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凡事就要和群众商量，工作也就一定能作好。”
少奇同志又常常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认识论，学习唯物辩证法，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重视调查研究的方法，解释毛主席说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意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深入的调查研究中认识客观，认识矛盾，抓住本质，抓主要矛盾，等等。记得有一次吃饭，正在吃一盘蚕豆的时候，少奇同志夹起一粒蚕豆，从下种发芽、生长到结实的全部生长过程来解释“否定的否定”这一法则。他对一些理论问题，总是谈得又通俗，又深刻。
这些指示，对我尤为重要。当时，我们都还年轻幼稚，政治水平低，党性修养也差。少奇同志十分强调加强党性的修养和教育，强调组织性纪律性，他常讲：“彭湃同志在被反动派杀害前的最后几分钟，要和几个同志喊几句口号，也是经过共同商量的。这种行动，完全表现他在死的前几分钟，还是不离开党的组织行动。”这对我们的教育很大。此外，我们往往以不识大体、不顾全局和幼稚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待党内斗争，对待自己的同志，因此不仅在政策上，也在党内团结与斗争、个人修养方面发生过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就在所难免了。他反复解释毛主席提出的“团结——斗争——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通过他的开导和启发，给我们淮北地区党政军民干部以极大的教育，特别是给我的教育和帮助更大。在少奇同志离开淮北不久，我们从《抗敌报》上读到他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庆祝党诞生十九周年的大会上作的题为《做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的时候，我们许多干部都觉得他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是对着淮北地区和我们自己的情形讲的。这个报告，对于处于敌后的党的建设（也是对全党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星火燎原》编辑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