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农半教改变了我的精神面貌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半农半教改变了我的精神面貌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农机系教师　龚燮英
要作好半农半读学校的教师，真正担负起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光荣任务，教师自己首先要劳动化、革命化。这是我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教学四年多的一点体会。
我是生长在上海、一直在大城市读书的一个女青年，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曾给了我较大的影响。直到我在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毕业时，思想上还抱着个人的“小打算”：将来当不上专家、教授，也应该成为一个工程师。
大学毕业后，一九六○年春，我被分配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任教。在半农半读大学里，要一面劳动，一面教学，很自然地就冲击了我的“小打算”，引起了思想上的激烈斗争。我认为这会妨碍“啃书本”积攒本钱，实现自己的“小打算”。但自己是个共青团员，服从祖国分配是起码的要求，便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硬着头皮干下去。不久，学校领导分配我带领农机系的同学，到鄱阳湖中的瓜洲上，参加开辟学校的新农场的劳动。在湖草茫茫的荒洲上，我们住的是草棚，露天当课堂。我又要劳动又要教学，教书不说，劳动却对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挑土围堤，肩压肿了，腿跑拐了；下田干活，手脚常常被野菱角刺得冒血。艰苦的生活和劳动，使我思想上矛盾更多了，我想：要是整日这样在泥水里泡，不要说将来工程师、教授挨不到边儿，就是我这种比较弱的身体也会垮掉。由于有这种个人得失情绪，开始时，劳动热情也就不够饱满。
正在这时，党及时教育和鼓励我，使我认识到：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半农半读学校教师，必须实现劳动化，首先过好劳动这一关。同时，通过劳动化，进一步促进自己革命化。于是，我坚持参加劳动。那时，正是数九寒冬，地冻三尺，我去挖土铲草，震得双手发麻，拉泥挑土，压肿了肩膀，有时身子又累又痛，几乎难以支持。但是，我一想起党的教导，又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在生产劳动中，碰到不懂的技术问题，就放下架子，向群众学习，向学生学习。由于党不断对我教育，使我在瓜洲的两年中，真正做到了一面劳动，一面教学，初步树立了劳动观点。
通过劳动，改造了我的思想，使我下决心抛掉个人主义的“小打算”。在瓜洲农场里，我看到许多驾驶和修理拖拉机的老师傅，风里来雨里去，他们把全副精力都放到生产上。他们毫无利己打算，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的，他们就干。譬如有些老师傅并不具体担负教学任务，但是只要我们师生去求教，再忙再累，总是有求必应。一次，我预先约了一位师傅上现场课，后来这位师傅因赶修机车，夜里没有睡觉，眼都熬红了，当我劝他休息改日再上课时，他却爽快地说：“我累点，没关系，早把这些青年教好，就早给社会主义增添新的力量。”对比工农群众，看看自己，两种思想在我脑子里斗争着，翻腾着。资产阶级思想是拖我去考虑自己的名誉、地位、享受；无产阶级思想是引导我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我越想越感到自己原来那种“小打算”不对头了，我决心抛掉这个“小打算”，走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道路，为办好半农半读大学而作出贡献。
通过劳动，还进一步改善了师生关系，在共大，我们在课堂上是师生，下了课与学生如同姐妹兄弟；劳动时你教我，我教你，简直分不出谁是学生，谁是老师。学生在思想、学习、劳动上有什么问题，都喜欢和老师谈；老师有什么问题，学生也敢于坦率地提出来，帮助改正。学生对教师十分尊重，十分爱护。许多工农子弟把共大当成自己的学校，热爱劳动，刻苦学习。所有这些，都教育着我，促使我热爱共大，热爱共大的学生。我前思后想，自己不应该再追求自己的“小打算”，而应该为半农半读教育事业贡献青春。
自己丢掉了包袱，轻装上阵，对教育学生起了良好的作用。农机班原来有个别学生劳动态度不好，我一方面以参加劳动的实际行动影响他，一方面耐心教育他，后来这个学生逐渐改变了轻视劳动的错误态度。很显然，如果我象过去那样不愿参加劳动，我就无法教育好这个学生。
由于经常参加劳动，对改进教学起了促进作用。我教农业机械修理学时，感到按照书本讲，内容很广，不适合半农半读学校的特点，我就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向工人、技术员征求意见，调查研究本地实际情况，然后对教学内容作了改革。经过不断实践和不断改进，这门课虽然比全日制学校削减了三分之一的课时，但讲得比较深透，既突出重点，做到了少而精，又保证了知识的系统性。
在党的教育下，我不断前进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评为共大总校的先进工作者。我知道这只是前进的第一步，旧思想在我身上还没有彻底根除。但是我相信，只要听毛主席的话，不离开劳动，不离开劳动人民，不离开半农半教，我就能继续得到改造和提高，做一个既能体力劳动又能脑力劳动的红色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