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读中国近代史札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
——读中国近代史札记
林增平
从一般规律来说，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的资产阶级没有本质的不同：“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①但是，这种两面性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原因在于他们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指出，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个软弱性，还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老毛病。
如果把西方资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过程比较一下，那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怎样从娘肚子里带来了软弱性，是不难理解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少著作里论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时都曾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在这个市民等级中，许多的行会小老板和独立小手工业者，由于雇佣劳动剥削的扩大而转化为早期的资本家。从十五世纪末叶起，大批的西方商人、高利贷者、冒险家远涉重洋，到处屠戮殖民地的居民，抢劫财物，从事海盗性的商业战争，积累起大量的充满血腥气息的财富。与此同时，基于市场迅速扩大的需求，产业革命陆续在西方各国兴起，机器工业逐步地代替了手工工场。这样，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近代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在这个形成的过程内，“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它在封建领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甚至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②
据此，关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概言之有如下两点：（一）中世纪的市民等级是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二）在中世纪时期，资产阶级随着自身的发展，就在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逐步扩大了政治势力，取得了作为一个特权等级的地位。
中国资产阶级发生发展的过程却与此不同。虽然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孕育，在明清之际的某些城市居民中也产生了少许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分子；可是，正在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沿着一般的规律缓慢发展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侵入了中国，并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结合起来，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把上述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截断了。
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和摧残下，中国原有那些或多或少地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手工业，除了少数独特的或属于工艺性质的如陶瓷、丝绸等获得发展，以及如制茶、缫丝等因出口激增而有所扩大以外，大量的同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如棉纺织业、冶铁业、染料业等，就先后陷入废弃零落的境地。这样，从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居民中孕育起来的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分子，绝大部分没有繁衍孳长而形成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
然而，一方面是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备遭摧折，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下，随着中国自然经济结构的逐步分解和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十九世纪下半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又获得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这时，谁能够出来投资于资本主义的新式企业呢？过去那些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分化消逝。于是，一部分同外国资本主义多少有所联系的商人
（主要是买办），少数接受了某些西方影响的地主和官僚就取而代之，成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例如，根据对一八九五——一九一○年中国民族资本创办的十九家棉纺织厂的创办人进行考查，其中买办富商约四人，官僚富绅约十三人，身份不明者三人③。这个统计虽未必精确，而且大多数既是买办商人，又是官僚地主，即所谓亦官亦商，官商身份并无截然界限，但举一反三，未尝不可以从这里看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基本来历。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既然是在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由买办商人、地主、官僚当中分化出来的，那末自从他们呱呱坠地到逐渐成长，就始终不能摆脱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相互联系。特别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兴起不久的那段时期，由于本身基础的薄弱，民族资产阶级甚至还不能不主要仰赖这种联系去求得发展。十九世纪七十——九十年代间，中国民族资本的很大一部分托足于官办和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其原因就在于此，而这也造成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艰困和缓慢。
因此，从发生发展的过程来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西方资产阶级之间有如下显著差别：（一）中国资产阶级不象西方那样从市民等级里发育繁衍起来，而是从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当中分化出来的。（二）他们也不象西方资产阶级那样，早在中世纪时期就作为封建势力的对立物而存在，并日益取得了独立的特权地位。从诞生之时起，他们就始终保持着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求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但也一直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同它们的联系。
正是这样两点差别，造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突出的软弱性。正如毛泽东同志形象地指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从他们娘肚子里带来的老毛病。
前几年，有的同志在论述明清之际的“市民运动”时，曾经把西方资产阶级发生发展的过程作为公式来套用，因而不恰当地夸大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所谓“市民运动”，为中国资产阶级杜撰了一部阀阅显赫的宗谱。持这种论调的同志宣称，由于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的孕育，市民这个等级就不仅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里起着很大的作用，就是在思想意识领域里也明显地盖上了自身的钤记。至迟，从这个等级里发育起来的近代资产阶级，到清代雍正年间（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年）就形成了。正因为这样，这个市民等级就不仅领导和影响了明末农民起义以来一直到太平天国革命的一系列斗争，而且在思想领域里掀起了民主主义的启蒙运动，从而直接导向了十九世纪下半期至二十世纪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按照这种说法，中国资产阶级就不是在十九世纪后期、在半殖民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从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当中分化出来的，而是象西方那样，上承中世纪的市民等级，有着长达三个世纪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光荣历史的阶级。这不但会使我们无法理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而且会引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连串谬误看法。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二十六至二十七页。
③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九二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