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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岛兵工厂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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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65-09-01
第6版()
专栏: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革命回忆录

南岛兵工厂
陈大新
在海南岛的美合,一片碧绿的荔枝林里,日夜响彻着铁锤声、风箱声和劳动的歌声。这就是我们琼崖纵队的兵工厂。
这个兵工厂,最初只有四个人。一个小风箱,一架手摇钻床,两把钳子,外加几把铁锤。后来党中央从延安派来两名技师,摊子才渐渐扩大起来。一九四○年底,我们转移到琼山根据地后,又会合了符气生、周汝松同志领导的修械组,厂子扩大到一百多人。这时,为了适应部队的需要,我们派出林树香、赵经福等同志到三支队,在万宁一带建立了一个分厂,派黄明、徐清华等同志到四支队,在儋县、临高一带成立一个分厂。我们的兵工厂,有时在村里,有时在山上,有时在小船上,跟随部队突击生产。
这年的八月,部队在大水围击汉奸李春农时,为了及时供应部队的弹药,我们把厂子搬到前线。在火药味呛人的战场附近,不分昼夜地赶制子弹。战士们的弹壳一退出枪膛,就立刻由支援前线的群众拣回来,换上底火,装好药,安好弹头,又连夜送回去。几百名群众组织起来的运输队,到百里以外挑来破铜废铁,供给我们生产。党支部提出的口号是:“当天弹壳当天装。”整整五昼夜,风箱、铁锤一刻没停。
大水战斗后,敌人对我们的兵工厂分外眼红,扬言一定要砸烂我们的摊子。他们到处跟踪追打,搜捕给我们搬运原料的群众,捉拿我们的采购人员。斗争越来越艰苦了,有时一天要转移两三次。每次转移,照例是符赤同志打前卫。那一阵他虽然拉肚子,可那架手摇钻床和大锤,从没离过他的肩。同志们要替他分担些,他总是说:“我行!你们还是去照顾‘独脚公’吧!”
“独脚公”也叫“木公”,是周汝松同志的绰号。他在南洋当工人时,左脚被火锯锯断。英国资本家把他解雇后,回国就参加了琼崖纵队。他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每天都拄着两根拐杖,同我们一样爬山涉水。每当我们要他提前转移时,他总是扬扬拐杖笑着说:“不忙!我三只脚还走不过你们两条腿吗?”他总要把工具收拾停当,才跟大伙一起走。后来他的两腋磨破了,行军很不方便,但在路上还常给青年小伙子打气:“来!后生哥!跟独脚公比一比,看谁走得快!”有时,走的路多,同志们怕他累坏了,想去搀扶他,他嘿嘿一笑:“我的腿不是面做的!你们还是去帮助帮助病号吧!”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当地党和政权机关不仅及时供应我们粮食和生产原料,还组织群众保卫我们。有巡逻的,有爬上椰子树了望的,有装作放牛观察敌人动静的。只要敌人从据点里一出动,设在据点附近的竹竿哨,把竹竿慢慢放倒,村里的情报员马上就跑来通知我们转移。
敌人天天“扫荡”,人可以携带工具转移;原料的储藏却是个问题。经过党支部研究,分别把炸药和破铜废铁藏在桥墩下,埋在地瓜园、稻田里。有一次,一队配合敌人“扫荡”的伪军,因为群众坚壁清野,一上午没找到一点吃的东西。他们饿急了眼,便在莲塘村的田坑里戽水捉小鱼。把水戽干后,发现了我们的“地下仓库”。他们象狗抢屎似的,争着把破铜废铁捞出来,想搬回据点去向主子邀功领赏。这时藏在灌木丛中的群众看见了,飞报我们。部队立即奔到宾城村伏击,把敌人打得扔下担子就跑,还缴了一挺轻机枪和几支步枪。
不久,敌人“蚕食”到道崇乡,我们就转移到苏寻三乡和茄芮、滨丰一带。设备也进行了精简:把几百斤重的熔铁炉熔掉,改用铁锅和面盆(里面砌上白土)熔铁;用木板钉的“活动风箱”代替用囫囵树干挖成的大风箱。为了及时供应部队弹药,我们在荒坡上、小船中拉开摊子,一面派人爬上大树了望,一面露天进行生产。
敌人的“蚕食”越来越残酷,并和国民党反动军队勾结起来夹击我们。兵工厂的大规模生产无法进行了,总队部便决定把当地的同志疏散到乡下去。熔铸技师徐清凤、徐清华兄弟俩回家后,配合铸犁头的工友,白天铸犁头,晚上铸手榴弹壳。我们还培养了一批女徒弟。敌军一来,便将模子埋起,把弹壳沉入井底,摆出生产犁头的样子;敌人走了,再把弹壳从井里捞上来。木工曾兴国疏散到福九村,表面上做些木匠零活,实际上是做手榴弹柄和驳壳枪套。铁匠陈若圣下乡给老乡打镰刀、打锄头,暗地里也在生产驳壳枪套用的零件。我们三十多个人分成三个小组,在敌人收兵后,出来生产,敌人出来时,把工具藏在乱石或田泥中,人分散到山里隐蔽。
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蚕食”,我军只留少数部队坚持内线斗争,主力挺进到外线去开辟新区。我们兵工厂也集中起来随部队搬到南渡江西岸的儒万山。由于敌人的层层封锁,制造地雷、子弹所需要的炸药、铜铁等原料非常缺乏。地方党决定:党员缴纳党费,可以用铜板或铁锡之类东西代替。于是古钟、神刀、铜锡香炉等都收集来了。同时又发动群众到敌占区去拣敌人的弹壳、破弹片。部队还规定:在一般的情况下,打一枪,要交回一个弹壳。但是炸药仍没办法解决。我们又想到从敌人的炸弹、水雷中拆卸炸药的办法。党委支持这个建议,立刻通知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收集。有的群众从一百几十里外把未爆炸的炸弹抬来,不少人还冒着生命的危险到海边去搬敌人的水雷。有些重要的原料,全靠群众突破道道关卡,到敌人的心脏地区去购买,不少同志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有了炸弹、水雷,怎么拆卸呢?由谁来拆卸呢?我们厂从建立到现在,由于缺乏经验,曾几次付出了血的代价:陈福东同志试装掷弹筒弹被炸死;小鬼吴清林翻装石井式手榴弹牺牲;王运高等同志因用铁棒捣晒热的炸药引起爆炸,死伤数人。一想起这些沉痛的教训,我的心就不由得紧缩起来。现在这个任务应该如何来完成呢?
我正思考着,一个高大的身影晃进门来。我不觉腾地跃起:
“哦,‘木公’……你天天熬夜,怎么不多睡一会?”
“你净会说人家,自己为什么不休息?”“木公”说着把拐杖一靠,坐在我的床沿上。静默了一阵,他以试探的口吻说:“厂长,我找你是想去试……”
“你想干什么,熬了两个多月,才把那挺重机枪修好,还没有眨上两眼,又来了!”他一向都是把最艰巨的任务抢在自己肩上,他一开口,我就猜着他要说什么了。
“厂长,我想去试拆炸弹,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要说需要,这真是刻不容缓!可是又怎能叫他去冒这种危险呢?他是我们的技师,不管送来修理的枪支种类多么繁杂,钢料多么缺乏,他总是千方百计把枪支修好送出厂。最近缴到敌人一挺炸了槽的重机枪,许多同志都说修不好了,只能当材料用,可是他摆弄了两个多月,终于把它修好了。拆炸弹不比修机关枪呵!修机枪,一个零件装不好,可以重装;炸弹这东西,可不给你时间乱摸它啊!从来没碰过炸弹就去拆它,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呀!
他见我不吱声,又说:“不要紧,困难有点,但也不要看得过分神秘,人家能造,我们连拆都不能吗?”
“这个——我还要和支委会商量商量。”
“迟早我们都要拆,与其让其他同志去拆,不如叫我去,我是共产党员,任何艰险,总该走在前头。再说,总不能让前方的同志拿着空枪等子弹吧!”
“你没有摸过炸弹,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陈福东等同志的牺牲,就是因为我们……”
“干革命,总要付出代价。”他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一支卷烟。
我说:“这话是对的。可是也要通盘想想。”话一出口,我自己也觉得不该这么说,难道“木公”同志不是正在为全局着想吗?我赶紧补充:“我们厂里有几个老手你还不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还不是各自独撑一门!”
“我是党员。”他再一次请求说:“我想党组织是会同意我去执行这个任务的。我尽量小心好了!”他说得很平静,就象他已经拆过百把个炸弹似的。他见我在思考,又继续说:“我们只要拆开一个,不单火药有了,炸弹的构造也弄清了,将来我们不就可以制造炸弹了吗!”
望着窗外的曙色,我心绪象汹涌的波涛。“木公”同志站得多高,想得多远啊!我们有多少同志不就是这样不惜以自己的鲜血,去争取人民灿烂的明天吗!
党支部开会讨论后,认为“木公”同志勇敢、沉着、善于钻研,决定让他去执行这个光荣而危险的任务。符赤等好几个同志也自告奋勇要去给他当助手。可是说什么他都不答应。他说:“这又不是去打架,要那么多人干什么!”我们和他对着炸弹琢磨了两天之后,把一颗炸弹抬到了昆山村的山沟里。
我们在二百米以外的地方焦急地等待着,隔着树林,看不清他的动作,只是暗暗地在揣测:“打开螺丝了吧?!”“该卸下信管啦!”此时,真感到一分钟比一个钟头都长啊!“拆成了!”忽然一阵狂欢声传来,我们一齐朝“木公”同志奔去。他腋下支着拐杖,一只手高高地举着炸弹的信管,浓密的连腮胡子上流着汗水,诙谐地说:“想不到这么一截小小的管子,也那么咬人!”
“木公”同志揭开了炸弹、水雷的秘密后,又培养了一批“拆卸手”。从此,只要群众发现了水雷、炸弹,便报讯我们去拆。炸药,不再是千金难买的东西了。
熔炉里冶炼着钢铁,我们的红色兵工厂是钢中之钢,它在战火中冶炼,一天比一天坚实,一天比一天红。
〔《星火燎原》编辑部供稿。
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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