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亲王在金边作访问中朝的报告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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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哈努克亲王在金边作访问中朝的报告
柬埔寨同中国和朝鲜的友好和互相支持的关系更加牢固
西哈努克亲王说明苏联突然要他推迟访问的情况后说，苏联的通知违反了一切外交准则和国际礼节，苏联领导人这种出尔反尔的行径，是对柬埔寨的蓄意侮辱。
新华社金边十七日电　柬埔寨王国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十七日在金边欢迎他访问中国和朝鲜归来的群众集会上作了报告。他说：“象一九六○年、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一样，中国的欢迎是极为热烈和极为隆重的。在北京的接待是世界上最令人难忘的和最美好的。成都、重庆、武汉、哈尔滨、昆明都以使人激动的友情给予我盛大的欢迎。
“除了在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柬埔寨国家元首从来没有受到过友好人民的这样隆重的接待。”
西哈努克亲王说，“在其他的国家，被邀请的国家元首在访问过程中，通常由一位部长陪同。而在中国和在朝鲜，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金日成首相、崔庸健委员长陪同我到各地参观访问，就象我对应邀访问柬埔寨的友好国家的元首所作的那样。这再一次表明，这两个强盛的国家没有一点沙文主义，严格执行平等互惠的原则。
“此外，中国报刊发表了关于柬埔寨国家元首的访问的长篇文章，认为这第六次访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西哈努克亲王在向高棉人民作的报告中说，“刘少奇主席在他的讲话中庄严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柬埔寨一旦遭到侵略时，将给予柬埔寨以说到做到的积极支持。他强调指出：‘中国是说话算数的’。
“此外，刘少奇主席的这番话在中国和柬埔寨联合声明中得到了坚定的确认，联合声明指出，如果柬埔寨遭到外来的侵略，中国人民将给予全力的支援。
“应该指出这样一件相当特殊的事情，那就是共和国主席特地到中国最偏北的省份的哈尔滨去接待我和陪同我在这个城市进行私人访问。在那里，刘少奇主席再一次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并对我们的勇敢给予高度的评价。”
西哈努克亲王在谈到中国给予柬埔寨的新的援助时说，“关于周恩来总理和诺罗敦·西哈努克在两次长时间的面对面的会谈中研究过的这些援助的具体细节，要在由一位高级政府人士领导的中国专家代表团就地研究了我们的需要（教育和公共卫生）和我们原料（工业）的可能性之后，才能最后确定下来。”
西哈努克亲王接着谈到了他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柬埔寨提供援助等情况。
谈到苏联时，他说，“这个国家使我遇到一件令人不愉快的出乎意料的事情。”他说，“在我访问朝鲜期间，我接到苏联大使紧急要求会见我的电话。这个外交官得到我的肯定答复之后，在十月八日二十一点三十分来到我的住所。他走进客厅，我在那里等着，他坐在一张沙发上，交叉着两条腿，然后满不在乎地点了一支香烟，大口大口地抽烟。
“来了这一套离奇的开场之后，他就照着在一张旧纸头上用打字机打的通知用俄文向我宣读，这种做法会使任何熟悉惯例的外交人员都感到吃惊。
“我马上请一位朝鲜译员把通知内容翻译成法语，这位朝鲜译员自己也感到非常惊讶。
“这个通知以简单和不客气的方式告诉我，苏联领导人很忙，不能在十一月接待我。因此，我的访问不得不往后推迟，并通过外交途径确定日期。但是，允许我经过苏联领土去访问欧洲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的这个通知引起我作如下的说明：它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而且的确很离奇，因为负责为我访问苏联作准备的宋双代表团在前几天告诉我，苏联政府已作好准备，甚至迫切地等着接待我！
“苏联的通知违反了一切外交准则和国际礼节和原则，而这是所有名副其实的政府在对待一个国家元首时都必须遵循的，即使是对待最弱小、最贫穷、最微不足道的国家的元首。
“这个通知是了了草草写的一张东西，甚至不是写在苏联驻平壤大使馆的信签上的。其内容已经构成十分严重的侮辱的这一通知，本来起码应该用米高扬和柯西金发出电报的形式，因为正是他们正式写信邀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访问苏联的。”
西哈努克亲王说，“应该指出，事实上，如果说我准备到莫斯科去，这根本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的结果。恰恰相反，是苏联领导人正式写信明明白白邀请我的，而且让我在两个日子和两个苏联国家节日之间任择其一，即五·一或十一月七日。这些大人先生们甚至向我说明，不论是五·一还是十一月七日，我都将是非常受欢迎的。
“我在表示感谢的信中接受了他们的邀请，选择了十一月七日。苏联领导人又表示他们同意我在十一月进行访问，并且还表示他们确信我们将进行的访问的重大意义！
“此外，柬埔寨新闻社的新闻公报和我国的报纸发表了这些信件。各大国际通讯社如法新社等等也就此发了消息和报道了主要内容。”
西哈努克亲王说，“苏联领导人为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说了一些世界上谁也不会认真看待的理由，这种出尔反尔的行径的确构成史无前例的侮辱。”
西哈努克亲王说：“我不知道苏联要给予我——并通过我给予我们国家——这样一种绝对不能原谅和不可弥补的侮辱——会造成我们两国之间的破裂的名副其实的挑衅——的真正原因何在。”
他说，“我必须指出，莫斯科和北京的某些观察家认为，看来苏联领导人对我在北京发表的那些讲话感到不满，也许对中—柬联合公报也感到不满。”
西哈努克亲王说：“我只能发现三件事可能或多或少使苏联人感到失望，尽管根本没有说到苏联。
“这三件事就是：
——我们反对核垄断。
——我在北京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中这样一段话：‘自称反帝而同越南友好的一些国家竟然主张在美国侵略者和被侵略的越南人之间举行没有先决条件的谈判。人们决不能把盗贼同被盗窃者相提并论，等等’。
——我们反对同帝国主义者和解和妥协。”
西哈努克亲王说，“然而，柬埔寨的这三点立场不是什么新东西，是好几个月以来甚至好几年以来早已表示和宣告过的！但是，显然，可能有我无法揣测的其他原因。”
他说，“现在，除非苏联领导人说出蓄意侮辱柬埔寨国家元首的真正原因，否则我们将象世界各国一样，只能作一些揣测。就我个人来说，暂时我不愿意作任何假设，但是，我要向你们谈谈我国代表团中某些成员的意见：
——在我在北京和平壤发表讲话以前，俄国人还以为有可能软化我们对于反帝斗争和越南问题的立场，特别是‘用援助来进行讹诈’。在这些讲话发表以后，他们看到他们的希望落空了；于是他们就‘拆桥’。
——苏联在同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处境狼狈，而我们成了为这种窘境出气的受害者。他们认为我们亲华，就决定把我们当作反俄分子来对待！
——这简直是种族主义的表现。俄国人靠拢美国人，因为他们象美国人一样是白人。在他们看来，‘黄祸’首先就是中国，中国人的朋友也就是他们的敌人。”
西哈努克亲王说，“至于我自己，象以往一样，我准备服从享有主权的我国人民的裁断。如果证明我是犯了一个政治上的错误，引起了这种给我们国家荣誉造成严重损害的侮辱，我准备为此承担全部责任，并且准备辞去我的国家元首的职务。
“但是，如果证明我的行动和言论都不应该受到苏联领导人对我们的这种侮辱，那么为了维护国家的荣誉，我要号召我们全国人民、特别是我们的优秀儿女们以劳动、正直、艰苦朴素和更大的牺牲，来实行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向我提出的极其明智的建议：
“要建设国家和为人民服务，而去仰仗外国的援助和贷款，这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如果要保持自由，最好的办法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努力奋勇前进。
“中国曾经是苏联的‘受援国’，结果还是采取了这种解决办法。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柬埔寨，很快做到只同外国有贸易关系。”
西哈努克亲王说，“美国使我们失望，现在苏联也使我们失望，这向我们表明，依靠所谓‘慷慨的’大国老是无私地援助‘不发达国家’是多么危险，同时也充分证实，我们中国兄弟的建议是正确的和恰当的。”
他在谈到推迟访问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时说，
“我拒绝利用苏联所给予的过境‘许可’去访问欧洲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驻平壤大使对此感到十分惊讶。我认为，无疑只有他才不理解，这种‘许可’，对于无疑是弱小和贫穷的国家的毕竟有尊严感的元首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是侮辱性的。
“因此，我向所有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为我不是出于我的主观愿望的推迟访问表示歉意。但是，今后，我将难于接受——如果不说是不可能——一项即使是官方的正式邀请，尤其是从苏联阵营的一个国家发出的这种邀请。正如寓言中的猫一样，莫斯科的先例的确使我们心有余悸。
“无疑，一些中等国家和小国会嘲笑我们所受到的侮辱。但是，也许对有些人来说，这一教训会使他们懂得提防目前在笼络他们的那些超等大国。他们有朝一日也会尝到幻想破灭的苦头。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自己吃苦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只是为我们国家蒙受侮辱而感到痛心。对于我来说，我对外界从来不抱幻想，那些读过我的文章的人们是完全知道这一点的。”
西哈努克亲王说，“把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强盛的亚洲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友好和相互支持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这两个国家对我们的尊重和支持比过去更加坚决和更加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