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斗争，就没有革命化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没有斗争，就没有革命化
实现领导革命化，不会风平浪静，两种思想斗争，贯串整个过程
实现县委领导革命化，是不会风平浪静的。每走一步，都会遇到两种思想的斗争，在那方面的斗争有所胜利，在那方面就有所发展；那个方面没有这个斗争，那方面就会出现停滞的局面。没有斗争，就没有革命化。没有革命化，就没有高产量。体会到这一点，对提高我们的自觉性很有好处。
今年偃师农业生产上就有鲜明的对比。偃师是个以产小麦为主的县，过去种好棉花的经验不多。今年在棉花生产上，由于县委坚持了革命的精神，采取了革命的措施，虽然在棉花播种以来大旱一百五十天，很多粮食作物因旱严重减产，棉花却比去年增产了。因提高产量和质量，增加收入的，全县达一百七十万元。而小麦的生产情况，正好相反。今年春天可以说是风调雨顺，各种客观条件也比较好，但是，由于县委领导上自满保守，精神状态不振作，小麦产量比起大幅度增产的兄弟县却是落后了。
这几年我们深深感到要提高粮食的产量，必须搞好棉花生产。因为不能够扩大生产投资，粮食生产上长期以来只能实行简单再生产，产量很难有大幅度的提高。而能够给农业生产提供资金的十几万亩棉花，产量长期以来很低，收入很少，成为发展生产薄弱环节。
县委一提起抓棉花，就有人听着不顺劲，他们看不到抓棉花对促粮食的重要作用，反而提出来说：“抓紧了棉花，就会挤掉了粮食。”这方面分歧还不是很严重。一提出棉花的增产计划，矛盾就尖锐了。去年县委提出棉花要由三十一斤增加到五十斤，就有人说：“这是‘高指标’，这是‘吹牛皮放大炮’”。是不是高指标呢？当时的情况是：所有的产棉公社都有亩产超过五十斤皮棉的生产队，群众向这些队学习的积极性很高。去年入秋以来，在阴雨连绵六十天，棉桃烂掉三分之一的情况下，有四百八十一个生产队亩产超过了县委提出的增产计划，全县平均亩产达四十一斤。但是，这些同志没有看到这个发展的新形势，以领导“要稳”为名，实际上主张站在那里不动。连一个革命的想法都不敢有，那里会有革命的行动？
这时，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革命，摆在县委的面前。县委的多数同志主张用革命的态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主张首先改变“棉花地里卧下牛”这种因循守旧的小农耕作习惯，变严重的稀植缺苗为合理密植，这是棉花增产的关键。一说密植，那些原来“要稳”的同志就起来尖锐的反对，提倡密植要“合理”。什么叫“合理”呢？只有实践才能回答。但是他们又不积极去领导群众进行实践，别人一实践，他们就跑出来说，什么地只准种多少苗，不准种多少苗，规定个死框框，束缚住别人的手脚。既提倡“合理”，又不叫实践，这实际上是固守稀植的旧思想，利用了合理密植的新名词。我们觉得有这种思想也不怕，而且还有好处，它促使我们在强调敢于革命的同时，特别注意科学实验，以便作出有理有据的回答。
去年我们学了山西杨谈大队合理密植的经验。本县王窑大队在山岭瘠薄地实行合理密植，也取得了亩产百斤皮棉的经验。同样的经验内外都有，还不足以说服人，因为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还没有直接的实践。因此，去年县委就根据王窑经验，进行广泛的密植试验。县委估计这种工作要进行两、三年才能取得胜利。后来证明，我们把旧思想估计得太大了。试验的第一年，却成了历史上棉花大丰收的一年。许多群众看到王窑的经验，结合本地的条件，一下子就在全部棉田里增加了株数，找到了比较合理的密植幅度。真正合理密植的思想，在群众中间扎了根，那些反对的人也没有群众基础了。
有了棉花上的斗争，我们对小麦问题也看得清楚了。过去，偃师小麦产量较高，名望较大，我们虽不表示骄傲自满，实际上觉得很不错。而群众对这种现状是不满足的。岳滩大队多年来坚持小麦增产的科学研究，受到各地的重视，而岳滩的经验在我们县却是“隔墙吹喇叭，外响里不响”。我们只看到岳滩的水肥条件，为大面积生产所不及，却没有看到岳滩的党支部用革命化态度，探索小麦丰产的精神的可贵。事实上有很多群众都在自发地向岳滩学习。几年来各地群众自发地到岳滩兑换了一百八十多万斤良种，没有引起过我们的注意。而种子的混杂和退化却是我们县小麦生产的主要问题之一。从这一点我们得到了一个启示：群众的斗争是推动我们伟大事业前进的动力，县委要使自己革命化，应该向革命化的群众虚心学习。
在小麦生产的领导上，倒是风平浪静，每年都是老种子，老密度，老耕作，老管理。一句话，老思想，老产量，按着陈年旧规去办事。看起来，大家的意见好象都一致，实际上是没有革命化的表现。今年种麦，进行一系列生产改革，也是通过不断的思想斗争进行的。
偃师县委书记　胡兆群
县长　徐元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