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孙中山和梁启超的论战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编者按：“实行产品设计革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讨论，前一段时间着重议论了如何破除迷信，发扬我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加速发展新产品新技术的问题。许多同志根据各自的实践经验和体会，发表了不少好的意见。
我们能不能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赶上并且超过世界先进的工业国家？这个问题，在本世纪初期就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我国的大革命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五年的一次演说里，提出了一个光辉的预言：我国人民依靠着“发愤自雄”，一定能够以“异常之速度”，打破常规，在几十年内赶上和超过西方。他的这个论断，当时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围攻。保皇党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就提出了所谓“拾级而升”的论点，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相对抗。
这场争论，现在已经过去整整六十年了。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当然不可能实现孙中山先生的这个伟大理想，他们即使在理论思想战线上，也没有能够彻底战胜梁启超之流的改良主义。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来完成。但是，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对我们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孙中山先生并不是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还处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就敢于向当时看来还颇为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挑战，提出了超过西方的豪言壮语，驳斥了那种认为只能跟在外国人后边一步步爬行的谬说，这种革命的精神和胆略，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今天，我们同孙中山先生所处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我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社会制度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是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实践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我们每一个设计工作者，科学技术工作者，处在这样的时代，无疑地应当具有更彻底的革命精神和更大的雄心壮志，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做一个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奋发图强，刻苦努力，发扬独创精神，同时吸取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为我所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斗争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便于读者进行讨论和学习，今天，我们将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的毛主席有关的论述，连同孙中山的讲话，梁启超的文章，一并发表在这里。这三份材料，反映了三种思想，三种观点，一种是封建主义保守派的观点，一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观点，一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观点。读者可以联系自己的思想，来阅读和讨论这些材料，提高认识，努力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国。
清末孙中山和梁启超的论战
孙中山在一九○五年东京欢迎会上的讲话
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虽以鄙人之愚，以其曾从事于民族主义，为诸君所欢迎，此诚足为我国贺也。顾诸君之来日本也，在吸取其文明也。然而日本之文明，非其所固有者，前则取之于中国，后则师之于泰西；若中国以其固有之文明，转而用之，突驾日本，无可疑也。
中国不仅足以突驾日本也。鄙人此次由美而英而德、法，古时所谓文明之中心点，如埃及、希腊、罗马等，皆已不可复睹；近日阿利安民族之文明，特发达于数百年前耳。而中国之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但中间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然近今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盖各国无不由旧而新。英国伦敦先无电车，惟用马车，日本亦然。鄙人去日本未二年耳，再来而迥如隔世，前之马车，今已悉改为电车矣。谓数年后之中国，而仍如今日之中国，有是理乎？
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借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
西人知我不能利用此土地也，乃始狡焉思逞。中国见情事日迫，不胜危惧。然苟我发愤自雄，西人将见好于我不暇，遑敢图我。不思自立，惟以惧人为事，岂计之得者耶？
所以鄙人无他，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昔日本维新之初，亦不过数志士为之原动力耳，仅三十余年，而跻于六大强国之一。以吾侪今日为之，独不事半功倍乎？
有谓中国今日无一不在幼稚时代，殊难望其速效，此甚不然。各国发明机器者，皆积数十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岁月之功已足。中国之情况，亦犹是耳。
又有谓各国皆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断难躐等；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此说亦谬，于修筑铁路，可以知之矣。铁路之汽车，始极粗恶，继渐改良；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汽车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车乎？于此取譬，是非较然矣。
且夫非律宾之人，土番也，而能拒西班牙、美利坚二大国，以谋独立而建共和。北美之黑人，前此皆蠢如鹿豕，今皆得为自由民。言中国不可共和，是诬中国人曾非律宾人北美黑奴之不若也，乌乎可！
所以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语曰：取法于上，仅得其中。择其中而取法之，是岂智者所为耶？鄙人愿诸君于是等谬想，淘汰洁净，从最上之改革著手，则同胞幸甚！中国幸甚！
（一九○五年八月，发表在当年十月出版的民报第一号上，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六五一六七页）
梁启超反对孙中山、主张“拾级而升”的言论
吾颇闻论者所戴之首领。尝扬言于众曰。“中国可以一蹴而至共和。不必由君主立宪以进于共和。如铁路之汽车始极粗恶。继渐改良。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汽车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车乎。”嘻、何来此异言也。夫谓国家非由君主立宪以进于共和立宪可也。两者原不相蒙也。若乃铁路汽车之喻。则真闻所未闻也。夫所谓良也恶也。本属抽象的观念。非具体的观念。语政体之良恶。而离夫“人”与“地”与“时”三者。而漫然曰。孰为良。孰为恶。此梦呓之言也。故达尔文言优胜劣败。而斯宾塞易以适者生存。诚以主观的良恶无定形。而必丽之于客观的适不适以为断也。故彼以君主立宪为粗恶。以共和为改良。其前提已极不正确。今让一步。如彼言共和果良于君主立宪矣。然果如彼言。我欲改良即改良之。如改恶汽车为良汽车之易易乎。国家有机体也。信如彼言。则何不曰他树已缀实。此树可以毋绽花而获果也。何不曰人子已有室。我子可以未髫龀而为之娶也。如曰有机体说。太蔑人演。不足以例国家。则国家者人类心理的集合体也。宜无以为难也。信如彼言。则何不曰。世界既有诗古文词。吾可以毋学识字造句而能为李太白韩昌黎也。则何不曰。世界既有比例开方。吾可以毋学加减乘除而能为梅宣城李壬叔也。夫十七八世纪学者。迷于空华。醉于噩梦。谓国家如一器械焉。吾欲制则制之。欲改则改之。吾凭吾心之规矩。以正其方圆。斯足矣。近今数十年。好学深思之士。远鉴历史。近征事实。然后知其事非若是之易易。蕲拾级而升焉。“国家器械说”之销匿声迹。盖亦久矣。而岂图彼人乃摭弃置之唾余。复赘以不伦之取譬。（彼演说语尚有云，各国发明机器者皆积数十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岁月之功已足，此正是最肤浅之“国家器械说”，不知物质现象与心理现象之差别者也）。敢公然演说于号称文明社会之学界。而学界中以之为虾而自为之水母者。且若干焉。在彼人果目无余子。欺人太甚。而我文明社会之程度。抑一何可哀也。（摘自梁启超《开明专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