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行哲学的破产——谈谈孙中山和梁启超的一场论战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爬行哲学的破产
——谈谈孙中山和梁启超的一场论战
唐琴声
六十年前，中国大革命家孙中山和保皇党人梁启超之间，展开了一场论战。这场论战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中国学习西方是不是只能按部就班？中国能不能超过西方？
那时候，正是在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之役以后。清朝政府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国内革命势力正在迅速发展。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组织了革命团体同盟会，坚决主张经过革命来推翻清朝统治，成立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即保皇党），则主张保持清朝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反对进行革命、实行民主共和。他们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西方国家都是“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断难躐［liè 列］等（即“越级”的意思）；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换句话说，西方国家大多是经过君主立宪再实行民主共和的，中国也只能按部就班，决不能越级。
一九○五年八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华侨和中国留日学生举行的欢迎会上，尖锐地批判了保皇党人的这个“断难躐等”的论点，认为中国完全可以超越君主立宪而实行民主共和。孙中山还作了一个光辉的预言：中国将来还可以超过西方。他说：“中国不仅足以突驾日本也”，而且将来“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孙中山的主张受到了梁启超的讥讽和反对。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认为中国决不能不经过君主立宪一下子就进为共和，而且，实行君主立宪也还必须以“开明专制”为过渡。这个问题，谁是谁非，历史早已作出了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为他的反动论点辩护的时候，提出了四个反驳的“论据”。
梁启超说，如果认为西方实行共和比君主立宪好，而主张中国也可以实行共和，那么“何不曰他树已缀实，此树可以毋绽花而获果也”（为什么不说别棵树已经结实累累，这棵树就可以不经过开花便结果呢）？“何不曰人子已有室，我子可以未髫［tiáo 条］龀［chèn 趁］而为之娶也”（为什么不说别人的儿子已经成家，我的儿子小辫未扎、乳牙未脱便可以替他娶媳妇呢）？“何不曰世界既有诗古文词，吾可以毋学识字造句而能为李太白、韩昌黎也”（为什么不说世界上既然已经有了古典诗文，我就可以不必学识字造句，便能成为李白、韩愈那样的文学家呢）？“何不曰世界既有比例开方，吾可以毋学加减乘除而能为梅宣城、李壬叔也”（为什么不说世界上既然早已有了比例开方，我就可以不学加减乘除，便能成为梅文鼎、李善兰那样的数学家呢）？梁启超的这四个“何不曰”，问得好象很“振振有词”，其实正是摊出了他的爬行哲学的底牌。他在这一段文章的结论中说，“远鉴历史，近征事实，……蕲［qí其］拾级而升焉”。也就是说，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和新近的事实例证，只能得出一步一步地前进的结论。这个跟在西方国家屁股后面“拾级而升”的论点，就是梁启超的爬行哲学的核心。按照他的逻辑，中国的政体、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文化，等等，都只能一步一步地跟着西方国家爬行，决不能逾越雷池一步。
梁启超的爬行哲学，同孙中山的中国将超过西方的预言，形成了一个尖锐的对照。初看起来，梁启超的“拾级而升”论所提出的一些论据，似乎也有一定的根据，因为一个乳牙未脱的小儿当然不能结婚，一个连加减乘除也没有学过的人当然不能成为数学家，等等。但是，稍加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这种比拟，完全是一种强辞夺理的诡辩。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类比，因为类比推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启发思想，起触类旁通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反对把实质上不同的东西进行类比。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只是一个“乳牙未脱”、没有学过“识字造句”、“加减乘除”的小孩子，而西方国家则是象李太白那样的文学家或梅文鼎那样的数学家。这个错误的类比，恰恰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一些盲目崇拜西方的人的民族自卑感。
谁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富于革命传统和历史文化遗产，决不是“乳牙未脱”的小儿可比。当然，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到二十世纪初期，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确在许多方面比西方国家落后很多。但是，这种落后，不是绝对的、命定的、不可改变的，跟小孩子在年龄上永远跟不上大人，是完全不同的。就当时中国来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统治的黑暗，特别是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一九○○年八国联军的侵略，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觉醒。正象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演说中所指出的，“近今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在一九○五年即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清朝反动政府的革命浪潮此伏彼起，革命形势正在走向高涨，预示着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中必然有伟大的前途。反之，当时号称先进的西方国家，却已进入了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在“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宪法完备的文明先进的欧洲”，“当权的资产阶级由于惧怕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列宁在一九一三年就曾用“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句话，来揭示一个“辛辣的真理”，即落后和先进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参见《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八二页）可是，在身穿马蹄袖、手执洋拐仗的梁启超看来，中国是什么都不行，只能象三岁小孩子那样，跟在西方国家屁股后面学走路。这完全是大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威风，大灭中国人民的志气。
再说，梁启超的“拾级而升”论，本身也是似是而非的。事物的发展，当然都要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有些“级”，的确是“跳”不得、不能“跳”的。比如树木要“结果”总要先“开花”，任何人从儿童时期到长大结婚，都要经过发育、成长的过程，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谁如果不承认它，想“拔苗助长”，就要碰钉子。但是，另外有些“级”，象梁启超所说的西方国家实现民主共和所经过的“开明专制”、“君主立宪”这种“级”，那就决不是不能逾越的了。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不同，发展过程总是同中有异，不应当也不可能一模一样、一成不变。更何况“君主立宪”这种级，又根本不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不是所有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为什么一定非“如此这般”不可呢？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原来跑在前面的国家，为了摸索新的技术，往往需要经过一条比较曲折、复杂、漫长的道路；而后进的国家接受了它们的经验和教训，完全可以不去走它们走过的那些弯路。后进的国家虽然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也有个逐步提高的过程，但这时所要“拾”的“级”，跟过去人家“拾”过的“级”，显然是大不相同的；正象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造蒸汽机，都用不着象二百年前的瓦特那样，从头摸索了。这同学习“比例开方”不能超越学习“加减乘除”这个“级”，也是根本不同的。
不但如此，梁启超的“拾级而升”论，根本无法解释后来居上这个真理。从历史上看来，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速度，总是不平衡的，有的快些，有的慢些，有的还会出现暂时的倒退。一般说来，代表新生力量的国家，处于革命形势的高涨时期，正象旭日初升一样，生气勃勃，跃进式的发展决不是不可能的；而代表腐朽力量的国家，暮气沉沉，发展速度当然要慢得多。因此，后来居上在历史上是常见的。就拿照梁启超看来无法超越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它们在历史上成为先进，也是十七、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以后的事。在古代历史上，这些西方国家的文明，也远远落在埃及、希腊等国家的后面。如果按照梁启超的逻辑，落后者追赶先进，只能按部就班，踏着别人的脚印前进，那么，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就应该首先发生在近东，为什么反而发生在英、法、美等后起的国家呢？
总之，梁启超的这种“拾级而升”论，用似是而非的论据，主张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走西方国家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早已走过的老路，跟在西方国家背后依样画葫芦，不能“躐等”、“越级”，这完全是一种爬行哲学。如果照着做去，中国就会永远处于落后的状态，永远也不能成为世界上的先进国家。
孙中山和梁启超的这场论战，到现在已有六十年。六十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四十四年中，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人民在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早已远远地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抛在后面。在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方面，新中国建国十六年来的发展速度，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它们过去上升时期所望尘莫及的。
历史宣告了并且还将继续宣告梁启超的爬行哲学的破产。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