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备荒的理论和措施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我国古代备荒的理论和措施
郑昌淦　李华
我国古代关于自然灾害成因的认识，有唯物论和唯心论两派。唯物论者认为，水旱是自然现象，并非天意。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提出了种种备荒的理论、主张和措施。其中有一些合理的部分，至今还有参考的价值。他们的备荒主张是：兴修水利，抗洪抗旱；积极发展农业生产，限制非生产人口；丰年注意节约，大力储粮，以备灾荒，等等。他们的备荒措施，主要有修建水利工程和设仓储粮两项。但是，由于古代封建政权大多腐败黑暗，各种正确的备荒主张多不能贯彻实行，各种正确的备荒措施也多时废时弛，甚至流弊丛生。
“有备无患”，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宝贵经验。所谓“有备”，从一个国家来说，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备荒。正如古人所说，“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若不预先储备，必至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定。东汉杰出的思想家仲长统曾说：“国待蓄积，乃无忧患”；“蓄积诚多，则兵寇水旱之灾不足苦也”。
干旱、暴雨、飓风、霜冻和害虫等所造成的自然灾害，史不绝书。我国领土辽阔，自然条件差异很大，气候变化复杂，雨量分布很不均匀。连续多年和全国性的风调雨顺是罕有的；而水旱灾害和风调雨顺交互出现，或此丰而彼歉，或夏收而秋荒，倒是常见的现象。据统计，从周朝到抗日战争约三千余年中，见于记载的较大的各种自然灾害竟达五千一百九十四次①。大抵每十年左右，总有一次范围较广较为严重的灾情，也有连续几年的。在几十年里，往往会遭逢一次特大的自然灾害。
历史上间续发生的自然灾害，严重地威胁了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三千年来，他们不断地对自然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逐渐地提高了抗灾救荒的能力。只是在长期的封建主义和近代外国帝国主义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之下，这种能力的发挥受到很大的限制。
另一方面，严重的灾荒也威胁了统治阶级，尤其是它有时会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线。因此，古代有些思想家、政治家也很关心抗灾备荒的问题。他们在总结民间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研究和讨论。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备荒的理论、政策和措施。其中有一些合理的部分，至今还有参考的价值。
对自然灾害成因的认识
关于自然灾害的成因问题，古代思想家有不同的看法；也发生过争论。
上古殷商时，人们以为下雨不下雨，是丰年还是荒年，都是由天帝决定的。西周时，人们还是这样看的。春秋以后，有些人认为，灾荒是天帝为了责罚世人而有意造成的。西汉董仲舒更发挥了这种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论，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
在这种宗教迷信唯心主义的天灾论思想支配之下，遇到自然灾害，首先便只好向天帝祈祷了。如殷商时有求雨、求年的典礼。周代设有专主祭祀祷告的职官，叫做“祝”、“巫”。遇到旱灾，由他们求雨，大水则祭社。秦汉以后，除了天帝、河伯等等之外，又增添了风神和龙王等等。灾情严重时，除了地方官举行禁屠斋醮外，有时皇帝也亲自出来祈雨。民间也出现了一批端公、巫婆等等，乘机骗财谋利。
宗教迷信的天灾论，所以能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固然是由于当时生产和科学不发达所致，更是由于统治阶级有意歪曲宣扬，么便欺骗人民，维持其精神上的统治威权。因为据他们说，只有最高的封建统治者，才能“上通于天”。
但是，唯心主义的天灾论毕竟是反科学的，因此，求神祈雨不会有什么灵验。春秋时，就有些思想家、政治家对它提出怀疑。据春秋左氏传的记载，公元前六三九年，鲁国大旱，鲁僖公想烧死巫尪。臧文仲劝说道：不如做些备荒工作，“巫尪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后来齐国大旱，齐景公听卜人说是灵山、河伯作祟，打算去祭祀它们。晏平仲劝止说：天久不雨，灵山的草木将焦枯，石头将发热，难道它不希望下雨吗？河伯以水为国，天久不雨，水泉将要下落，百川将要枯竭，难道它也不希望下雨吗？祭祀它们有什么益处呢？
战国以后，有些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用朴素唯物论观点来解释天灾现象。这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如荀卿说：“天行无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西汉贾谊也认为：“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②唯物主义者王充说得更为明确：“仁惠盛者，莫过尧汤。尧遭洪水，汤遭大旱。”水旱灾害，“天地历数当然也”。“夫天之不故生五谷丝麻以衣食人，犹其有灾变不欲只谴告人也。”“夫天无为，故不言。灾变时至，气自为也。”“然则气变之见，殆自然也”，只是“气自变而人畏惧之”而已。元代王祯和明代高拱，也有类似的看法。总之，这些思想家、政治家认为，水旱是自然现象，并非天意。这是杰出的古代唯物论的思想。
备荒的理论和主张
对于自然灾害成因的认识不同，密切地影响到他们关于抗灾备荒的思想和主张。如前举鲁大夫臧文仲，他既反对“焚巫尪”，认为“非旱备也”，便进而主张：“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鲁僖公采纳了他的意见，所以鲁国虽“饥而不害”。又如高拱认为：水旱既不是“天以某灾应某事”，“虽天不能以自主”，便主张：“防其未生，救其既形，备饬虑周，务以人胜，此实事也”。可见，对于产生自然灾害的原因，如果有了唯物论的认识，那怕是很粗浅但比较合乎客观实际的认识，就会产生积极的备荒理论和正确的对策，从而在实践中也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反之，如果迷信神鬼而又单纯倚靠求神祈禳，就不会去做抗灾备荒的实际工作，结果只有听任灾害发展，而受害最大的还是人民。至于天人感应论者，在崇拜天帝的同时，往往也强调人事的配合，但因受唯心主义思想的限制，他们所提出的备荒的主张和对策总是消极的。
各派的备荒理论和主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兴修水利，以备水旱。
具有代表性的论述，最早见于西汉初年编著的《管子》。作者综合自然现象说：灾害有五，即水、旱、风雾雹霜、厉（疾病）、虫，“五害之属，水最为大”。而水有大小，有远近，按其流势归向，可以因其地势，疏引以灌溉，也可以筑堤防扼塞。不过，后者常有瀑溢冲决的危险，须随时修治加固。其他四害则不难克服。因此，“决水潦，通沟渎，修漳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粉获”。这种积极的抗灾备荒论，是总结战国以来兴修水利、抗洪抗旱斗争的经验而来的。它对于汉代水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后代有些杰出的思想家、农学家、政治家，都很强调兴修水利在抗灾备荒中的作用。如北宋王安石作鄞县知县时，根据老农所述得出结论说：该地所以连年闹旱，人皆畏旱，都因水利废弛，川渠浅塞，“是皆人力不至，而非岁之咎也”。于是，他在当地人民支持下，大力浚治川渠，蓄水抗旱③，果然获得成效。后来他主持变法时，即着重于“农田水利”法。南宋初，董煟更明确地说：“盖天下非有水旱之可忧，而无水旱之备者为可惧。”④王祯在《农书·备荒论》中并提出具体措施，他说：“其备旱荒之法，则莫如区田……斸［zhú竹］地为区，布种而灌溉之。救水荒之法，莫如柜田。柜田者，于下泽沮洳之地，四围筑土，形高如柜，种历其中。水多浸淫，则用水车出之。……此皆救水旱永远之计也。备虫荒之法，惟捕之，乃不为灾。”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又进一步研究蝗虫的生活习性等等，并根据历代治蝗经验，提出灭蝗的方法，作为备荒的重要措施之一。
这一派根据自然灾害发生的客观原因，寻求事先防备的办法，其立论合乎科学的精神，其方法也大致可取。只是由于历代封建政权大多腐败黑暗，他们的主张不能贯彻，甚至常常被忽视。
二、发展生产，储粮备荒。
《礼记·王制》说：“制国用，量入必为出。……国无九年之蓄，日不足。无六年之蓄，日急。无三年之蓄，日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后代谈论备荒，常常引证这一段话。因为，量入为出、节约消费和储粮备荒，是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如果没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国家就会面临潜在的危机，尤其在有敌国外患的时候。
有一些思想家、政治家还进一步主张，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储粮备荒。战国初年，李悝劝魏文侯“尽地力之教”，即在平常年景，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由国家收购余粮，以备灾荒时平粜之用，并借以平衡粮价，不使“粜甚贵伤民（指士民工商），甚贱伤农”⑤。荀卿也认为，如能“疆（强）本（农桑）而节用，则天不能（使人）贫”，“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他主张：“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裕民为了使民富，因而有力量去经营农田，增加产量。
有的如西汉贾谊、晁错等，则强调“抑末”，以强本劝农。抑末的要点之一在于限制非农业人口，特别是限制囤积居奇的商贾和末技游食之民。其理由是：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如果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就能积贮备荒，可以富安天下。反之，倘若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公私都无储蓄，一旦兵旱相乘，就将发生严重的政治危机⑥。他们的立论固然是从维护西汉王朝的统治出发，但其强调农业生产，强调脱离生产的人口不能过多，对我们来说，也有其合理的内容。
关于是储粮于国还是储粮于民的问题，古代也有不同意见。大致法家多主张储粮于国，由国家来权其轻重，如李悝和《管子》一书的主张。儒家则倾向于藏粮于民，如孔子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以及荀子的裕民富国论等。由于中国地广人多，储粮是不可能全归国家来办的。只是在封建社会里，地主因其残酷剥削农民，必有余粮。至于遭受残酷剥削的贫苦农民，虽在丰年，还难以使家人获得一饱，荒年就不免于死亡，根本谈不到有余粮可供储备。
三、丰年储粮，以备灾荒。
王祯说：“今为农者，见小近而不虑久远。一年丰稔，沛然自足，侈费妄用，以快一时之适，所收谷粟耗竭无余；一遇小歉，则举贷出息于兼并之家，秋成倍称而偿之。”因此，他劝说人们要“无事而为有事之备，丰岁而为歉岁之忧”⑦。清朝康熙也说：“小民不知储蓄，每于丰稔之年，恣意糜费，一遇歉岁，即坐困不支。”他主张：“贮蓄于丰年，取之于俭岁”，“讲求储蓄之道，以备将来。……务须撙节爱惜，各留有余，预为他时缓急之需”⑧。雍正更明确地提出：“积之于丰年，用之于歉岁，所谓有备无患，法良而意美也。”⑨这些都是积极的主张。但是，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没有认真实行，因此一旦发生水旱灾害，灾区的人民仍不免于饥饿和死亡。
备荒的措施及其局限性
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备荒措施名目繁多，内容也十分复杂，但就其实质来说，不外消极的救荒和积极的备荒两种。
历史上凡是对自然灾害成因有正确认识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十分重视兴修水利，作为“豫备于未荒之前”的重要措施，收到很大成效。如战国时，魏文侯采纳李悝等建议，大兴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以备水旱灾荒，国以富强。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把“农田水利，作为变法的主要内容。据记载，从熙宁三年到九年（一○七○至一○七六年），共修水利一万零七百九十处，能灌溉农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之多，收到一定效果。明太祖朱元璋对修水利防旱涝尤其注意。据统计，自洪武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一三九四至一三九五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共修塘堰水利工程四万零九百八十七处，大大地超过了王安石的成绩。清朝康熙也很注意兴修水利，特别是浚治黄河、淮河，以备水旱。
兴修水利是预防或减轻水旱灾害保证农业收成的一项重要措施，但还必须进一步采取有效的储粮备荒政策，才能真正达到有备无患的目的。
历代储粮备荒的具体措施之一，是设立各种粮仓。主要的有常平仓、社仓和义仓。
一、常平仓。它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的记载，见于西汉宣帝五凤四年。常平仓是由封建国家掌握的一种粮库，粮食由官府调拨，或于丰年出价收购，以备荒年平粜或赈济之用。
二、社仓。社仓是常平仓的补充，大约开始于隋朝，比较普通的设置则从宋朝开始。社仓的着重点在于储粮，只备赈济。至于粮食来源，或按土地多少交纳，或由富户自愿捐助。社仓或由官府主办，或委托地方士绅管理。
三、义仓。义仓也开始于隋朝。它和社仓的作用相同，但粮米的来源略有不同。义仓是在正税之外，附征一部分粮食，由封建政府统一掌握来充实。
从上面的这些措施来看，兴修水利以防旱涝，建仓储粮以备灾荒，这是一种往最好处争取、从最坏处打算的备荒措施，无疑这还是一种“善政”。但是，封建统治者实行这些有益于民的政策，决不是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而是害怕灾荒会引起农民起义，危及他们的政权。正如唐朝陆贽所道出的，统治者对于救荒的真正目的，是“所费者财用，所得者人心”⑩。宋朝魏鹤山说得更明白：“自古国家倾覆之由，何尝不起于盗贼；盗贼窃发之端，何尝不起于饥饿。”?正因为如此，在封建社会，这些措施的实行有很大局限性。如水利建设时废时弛，政治腐败时，更无人过问，甚至加以破坏。设仓储粮，各级官吏往往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胥役渔利，奸牙囤积”，以致百弊丛生?。据董煟说，南宋的常平仓，因“州县窘匮，往往率多移用，差官覈［hé核］实，亦不过具文而已”。乾道年间，“给降会于一百万道，起诸路常平钱一百万贯，而郡县遂多侵用义仓”。这样，各种备荒粮仓实际上形同虚设，徒饱官吏私囊，对劳动农民来说，反而有害无利。
建仓储粮制度不可能长期执行，特别是当触及地主阶级利益太多时，马上就会遭到反对而停止。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景祐年间，“兼并之家，占田常广，则义仓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狭，则义仓所入常少”。就是说，义仓的粮食大部分掌握在大地主手里，因此遇到水旱灾害需要赈济时，所谓中下之民仍然没有办法。这说明在实施建仓储粮中，广大劳动农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尤其是粮仓，“多止于城郭，而不及乡落”；在借贷时要付出高额的利息，还要找“殷户具保”。而真正从中得到好处的，仍然是官吏豪绅地主。因此，我们既不要
一笔抹煞了它在历史上一时起过的作用，也不要把它估价过高。办法虽好，但看掌握在谁手里。古人对于救荒的评语，所谓“法因人坏，非法之不良”，正是这个道理。
①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三联书店一九五八年版，第六至三六页。
②⑤⑥《汉书·食货志》。
③《王临川全集》卷七五《上杜学士言开河书》。
④?董煟：《救荒活民书》卷一。
⑦王祯：《农书》卷四。
⑧⑨《授时通考》卷五四。
⑩《陆宣公集》卷一七《请遣使臣宣抚诸道遭水州县状》。
?《荒政辑要》卷八《弭盗贼》。
?《荒政琐言·平粜》。第九十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