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论述唐朝佛教的祸害 [复制链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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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论述唐朝佛教的祸害
最近，范文澜在《〈唐朝佛教〉引言》（见《新建设》今年十月号）一文中，对唐朝佛教的祸害进行了揭露和论述。《唐朝佛教》一书是作者从即将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中抽出有关唐朝佛教的两节，和《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一并印行的，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章说，佛教在唐朝是社会的大祸害。它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正当农民大起义的前夕。此后，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以至隋朝，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非常尖锐、剧烈，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维护统治的有效工具。佛教就在这种需要下受到大力提倡，因而迅速发展。隋文帝统一中国，大兴佛教。南北两朝不同风气的佛教合并发展起来，到唐朝才发展到了最高峰。唐朝佛教极盛，五花八门，尽逼引之能事，受祸害的，归根总是广大劳动人民。
文章列举并论述了唐朝佛教的三条大祸害。
第一，多立寺庙，宣扬迷信。文章说，寺庙是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统治的一种特殊组织。每个寺有寺主，又有少数执事僧，他们居于统治地位。普通僧众则是被统治者。文章举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记载的关于普通僧众生病时所受折磨，以反《曹溪大师别传》中记载的关于禅宗六祖慧能在寺中所服劳役的两个例子说明，寺内同寺外社会一样，总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所谓“众生平等”，无非是一句欺人之谈。文章说，随着佛教的盛行，许多近乎苦行的戒条逐渐废弛，寺主更可以关起门来称王称霸。佛寺有自己的法律（戒律），甚至有白己的武装（僧兵）。
文章说，在唐朝，佛寺在全国设立了几万个大大小小的宣传据点，对民众宣传因果报应、忍受压迫的教义。土产的宗教迷信在中国早就有了，但它远不及佛教所宣扬的那样浓厚和完整。迷信有各式各样的品种，不论什么品种，都必须反对。其中之一的宗教迷信，性质最顽固、最险恶也最腐朽，必须彻底扫除。
第二，宗派林立，广播毒素。文章说，唐太宗亲身经历隋末农民起义的大风暴。他在当时虽然是战胜者，但是农民的威力使以他为首的统治阶级不得不有所畏惧。唐太宗知道宗教是有用的工具，因此，他对土产的和外来的宗教一概欢迎，特别是对传播已久的佛教更认为“玄妙可用”。隋朝大加提倡的佛教，在唐朝全部保存下来了。文章说，佛教各宗派不管它们说得如何自相矛盾、对不上口径，只要不违背宣扬因果报应、忍受压迫的教义，都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佛教宗派愈多，吸引嗜好不同的人也愈多，对统治阶级只有好处，所以能创立宗派的大僧，都会得到朝廷的优待。文章说，自从阶级社会以来，凡是宗教，包括佛教在内，都适应着剥削阶级的需要而制造或加工出来，凭外力（统治阶级的提倡）和自力（宗教本身的欺骗作用），尽量在社会里扎下根柢。只要存在着剥削制度，宗教是不会消灭的。剥削制度消灭后，宗教失去了依附。但是，这也只能说它有被消灭的可能，而不会自动消灭。所以，宗教余毒不论残存多少，必须从各方面进行认真的斗争，务期干净地拔掉这条含毒的根。
第三，麻痹农民，阻碍起义。文章说，推动封建社会前进的动力是农民战争，而佛教恰恰为阻止农民反抗压迫而说教。有些替佛教辩护的人说，历史上有称弥勒出世下凡，发动起义的事例，这说明佛教也有积极作用。文章说，所举事例是有的，但唐初已有大僧曇选严斥弥勒下凡是妖妄，深怕佛教同农民起义有丝毫关系。曇选是颇有道理的，因为佛教教义里根本不存在赞成起义的因素，可见替佛教拉农民起义的关系是无用的。
文章说，地主统治阶级残酷地压迫农民，不许农民有怨恨心，更不许起而反抗。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佛教对农民说教：你们前生造恶因，所么现世受苦报，如果你们又造恶因，那末你们来世连农民也当不成了，人身是多么难得啊！唐名僧道世就是“人身难得”论等的大力宣扬者。
文章最后说，以上列举佛教三条祸害，哪一条都是不能容忍的，特别是第三条，阻止社会发展，尤其有辞而辟之的必要。中国劳动人民受佛教的祸害，前后将二千年。自从人民革命胜利以来，劳动人民彻底翻了身。每一个人都应该从旧的束缚里得到解放，从宗教迷信、唯心主义的思想牢囚里脱身而出。
（张智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