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创作十八年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业余创作十八年
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八郎人民公社两家子生产大队业余创作组组长 赵景春
“鸡毛飞上天”
我们业余创作组已经建立十八年了。
一九四七年，在党的领导下，斗倒了骑在我们头上的地主——台吉（蒙古贵族），这是我们穷苦农牧民天大的喜事。大伙都要办秧歌，热热闹闹地过个翻身年。可光有秧歌没有唱还显得不“火暴”，还不能说出心里话，唱吧，旧秧歌词净是“一进大门抬头观，观观财主的灯笼杆”那一套。不用说唱，一听就来火了，根本不能用。唱新的呢？还没有。穷哥们说：“咱自己编！”老支书也说：“景春，你找几个人编吧！”我虽然不知道“创作”这玩艺有多重分量，可也知道这东西不好整。不过我有股犟劲，就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了。
一找人，找了五个。可我们五个人，刘绍义是文盲，我只念了二年书，赵忠和张德念了三年，唐景山文化高才念四年。还找谁呢？穷哥们说我们就是“圣人”。一个字：“闯”！
我们去找村文书要张纸，没想到这个“老秀才”说：“你们也想编词？骑老母猪要高粱叶子，瞧瞧你们的人马刀枪吧！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瞅他那个样，我们转身就走了。
夜晚，我们五个人围坐在一张小桌旁编唱词。编了一句：“大鼓一打响咕咚”，就难住了，七个字有四个字不会写。一碗灯油快熬干了，也没想出“鼓、响、咕咚”怎么写。后来大伙说想不起来就画个号顶着。还没编到十句，满篇纸净是“O”了。一宿功夫白费了。
第二天，村文书看我们眼睛熬得通红，故意问：“编好了吧，拿给咱见识见识！”村文书讽刺，可老支书支持我们，他说：“景春，咱们要用自己的腿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嘴唱自己的歌！不会写不要紧，能记住就妥，有教育意义就行！”我们一想，对！干脆用脑袋记。
我们五个人里张德的记性最好，编完了，记的也差不多，大伙再一提头就妥了。就这样，我们编成了第一批作品。翻身年过的挺热闹，群众夸我们，说我们是“庄稼秀才”，“编的对心思”，由于群众鼓励，我们的劲儿也就更足了。
土改胜利后，村里青年报名参军。贫农李义自愿报名，可他的妻子扯后腿。经过李义和妇女会向她做工作，她想通了，亲自送李义参了军。于是我们创作了小演唱《全家光荣》。这个节目小，可影响很大。李义的事迹传开了，青年们都要学习李义夫妻，结果全村有十四名青年参了军。李义还在几千人的大会上讲了话。一个人做什么比他做了对群众有益的事情更高兴呢！区委书记说我们参加了战斗，打了胜仗。我们真有点乐得睡不着。心里只是翻翻腾腾地想：这是共产党给我们安的翅膀。
村里办冬学，我们几个二话没说，都参加了冬学，以后又学“速成识字法”。人经过难处，学习也用心，几个突击，我们把眼面前的字都捡起来了。这回心里更有底了。
土改后，村里的生产高潮和政治运动一个跟着一个。一九五三年，农村阶级斗争很尖锐。一部分上中农明面上搞假互助组，暗地里雇工放贷，大搞个人发家致富，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一部分贫农由于劳力少，人口多，加上自然灾害，不得不把土改时刚分来的土地卖掉。一些富裕中农在互助组里，占尖取巧，排挤贫困户，把一些组搅得“春插夏散秋垮台”，抵制党的互助合作政策。就在这时，贫农董树方领着一伙无车无马的贫下中农成立了一个“穷棒子组”，他们听党的话，以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战胜了一切困难，夺得了大丰收，在全村农民走向合作化的道路上，立起一面红旗！当时，党支部要我们把老董的事迹编出去。我们就及时编了二人表演唱《董老汉》。戏不大，作用不小，使贫下中农认清了一些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严重的富裕中农在互助组里耍的各种花招，纷纷提出坚决办好互助组。转年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这以后，我们创作组更来劲了，配合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又写了一些作品。我们配合互助合作运动，创作了《互助合作力量大》、《水流千里归大海》、《十夸合作社》等。在高级合作化运动中，编了歌剧《公社前夕》。这些节目在村里演出后，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一九五六年，我们读了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里写的按语，心里更豁亮了。知道了我们农民虽然文化低，没有创作过，可只要在党的领导下，有贫下中农敢于革命的闯劲，也可以拿起笔来，把我们心里想的，嘴里说的，革命需要的，写出来，唱出来。这真叫“鸡毛飞上天”。
争夺阵地的斗争
一九六一年，我国经济遇到困难，地主、富农乘机活动起来。车仁久等几个地主、富农，在屯里设了五个黑“说书场”，大讲《施公案》、《济公传》……；富农张广福在地头唱起了《小王打鸟》、《劈山救母》、《大西厢》；地主子弟周凤俊唱《打牙牌》。地主富农的猖狂活动，使某些觉悟不高的贫农青年受了毒害。第四队会计段占民听书上了瘾，借了一本《绿牡丹》，放在抽屉里，写一会儿账，看一段。后来竟无心记账了，甚至把生产队的公款借给上中农去搞投机倒把活动。
这只是文艺活动吗？不，这是阶级斗争。党支部书记向我们讲：“文艺，它是一杆枪。我们要放下，敌人就会抢过去向我们进攻。”同时党支部确定：加强文艺战线，整顿俱乐部组织。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在创作组内展开了大讨论。阶级斗争的警钟使我们每个成员头脑清醒起来。我们进一步理解了毛主席说的：“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这几句话含意深刻。许多党团员都激动地说：“敌人的枪还没放下，我们怎么能放下武器呢！”多年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创作组成员，只要他脑子里有“革命”，他的创作热情就会象一盆火，越烧越旺。这次活的教育，使我们增强了阶级斗争观念，创作活动又从一个新的起点上发展起来。
但是，争夺阵地的斗争井不是一帆风顺的。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被清除了，可在炕头上、地头上不仅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市场，还有牛鬼蛇神的活动空间。我们既然要搞兴无灭资，就必须对它们发起全面进攻。
这时第二队发生了一场针锋相对的阵地争夺战。一天响午，摘掉右派帽子的赵光，又在生产队里讲起了《包公案》。这时，刚刚当上故事员的赵喜友走了进去。一看，一些老年人坐在炕上静听《狸猫换太子》。革命的斗争精神使他丢开了“讲不好”“张不开嘴”这一切顾虑，他就在东屋讲起了《杨子荣大摆百鸡宴》。他抬高了嗓门，打起了手势。革命英雄惊心动魄的斗争，抓住了听众，听书的越来越多。最后，《包公案》的听众只剩了两名，赵光也只好散了。
随着一次又一次争夺阵地的斗争，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要争夺的阵地很广，由剧场到队部，由家庭到田间，所有这些群众进行生产劳动和休息的场所，都需要用我们的文艺去占领，因此，必须把书面创作和口头创作结合起来，把写、讲、演、唱、画各种形式有效地利用起来。
阵地扩大了，参加创作的人员增多了，创作活动也空前活跃起米。各个角落都出现了一片写新、唱新、演新的沸腾景象。在家庭故事场里，在地头故事会上，不仅讲《红岩》，讲《烈火金刚》，讲《儿女风尘记》等长篇小说的选段，还自编了《一对红》、《模范老党员》、《不走回头路》等很多新故事。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我们创作组用文艺作品与封建残余势力作斗争，也更加主动了。社员李春的妻子一贯迷信鬼神，一得病就说是“大仙附体”、“要出马”，不肯请大夫，结果被疾病折磨死了。我们抓住这个事实，创作了《迷信害人》《再不上当》《侯快腿出丑》等演唱材料，在旧历腊月二十二的晚上（旧俗送灶王的前一天），举办了一个破除迷信专题晚会。在演出中，社员王峰的妈妈，越看剧中的迷信婆越象自己，她看不下去，没等演完就跑回家去，烧了供奉多年的“胡黄二仙”、“眼光娘娘”的牌位。通过这场晚会，没等到腊月二十三，都提前“送”走了灶王，有力地打击了封建迷信的残余思想。
一九六四年冬，常玉民、王雅彬等三对青年男女，结婚不要彩礼，新事新办。团支部、妇代会和文化室，给他们在剧场里举办了个热热闹闹的新式婚礼。我们创作组赶编了《喜事新办》《不要彩礼》等六、七个文艺节目，还有一些喜歌、喜联。举行典礼之后，业余剧团就地演出这些节目。参加婚礼的社员于文龙说：“我家去年办喜事，要象人家这样，那能搞得生活这样困难”。打这以后，谁家娶媳妇都找文化室。
创作组不能改变颜色
随着知识青年的返乡生产，我们的创作组增加了新的力量。我们在加强毛主席著作学习、促进创作队伍思想革命化中，又突出地注意抓活教材，进行思想教育。赵景太就是一例。
赵景太，一九五七年高小毕业，他很热心于文艺创作，可是方向不明确。一九六○年，听说县里搞业余美术展览，他煞费苦心地画了一套《夜战马超》、《三战吕布》等三国人物画，跑了七十里，进城送画，因为内容不好，一幅也没选上。后来通过阶级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明确了什么应当成为青年的理想，什么是革命文艺的战斗任务。从一九六三年起，三年来，他配合本地火热的斗争，写了几十篇作品，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有些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他把稿酬的一半买了毛主席著作和报刊供大家学习，另一半买了纸张文具。他的进步受到老贫农的夸奖，受到青年的称赞。他两次当选为县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今年又被选为大队的团总支书记。我们就把他当做样板，号召大家学习他那种为革命创作的思想，也吸取他过去的教训。
创作组的成员思想觉悟提高了，生产劲头和创作热情也都向前迈了一大步。我们四十三个人当中，今年开春，就有近三十名被评为五好青年。我们大队是个风沙严重、十年九旱的地方，去年春天，眼看着有一百多晌地要种不上，全大队响应党支部的号召，展开了挑水保墒的斗争。我们创作组一面拿起扁担投入战斗，一面挤时间做好宣传鼓动。当时第五小队的困难最大，他们的地离水源三里多路，青年们为了抢种这块地，一天挑水十八趟，往返一百零八里。
创作组员们在这些英勇的斗争中，见到好人好事不写出来，就觉得自己任务没完成。有时甚至不吃饭也要挤空把他们写到板报上，这样，我们的创作组既成了大小队文艺宣传活动的“总编辑部”，也成了自我教育的学校。就拿最近宣传老党员刘振才的情况来说吧，这位老党员今年六十二岁，解放以来，一直走在各项运动的前头，现在队里不让他再参加劳动，他不干。他说：“一个共产党员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革命！”生产队拗不过他，只好分派他去看果树园子。他一到果园，不但看的好，还给生产队捡了很多粪，一开春还挑水在园子里种了七百多埯子窝瓜。春耕前，他到住在纳河的弟弟家去串门，听说那里的麦种、糜种好，就要了一些双粒糜子和克强麦，他怕自己带着误了农时，就提前邮了回来。回来之后队里表扬他，他说：“这是社员的本份，用不着表扬”，我们创作组及时创作了《千里背麦种》、《红管家》等作品，宣传他的共产主义思想。
我们创作组，就是这样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在现实斗争和具体创作中锻炼提高，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
编者的话
毛主席说：“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在思想领域里，封建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也是一样，不经常打扫，它是不会自动退出的。只有用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跟它较量。比过了它，胜过了它，革命的、转会主义的正气才会抬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邪气才会压下去，无产阶级的文化阵地才会一天天扩大。
八郎人民公社两家子生产大队创作组的同志，吕燕华同志，刘成义同志，正是在一定要占领无产阶级文化阵地的信念的鼓舞下，通过“比”来斗争的，在茶馆里比，在田头上比，在炕头上比，比的结果，破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立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东西。一旦占领了文化阵地，精神就变成了物质，“别看都是口头语，撒到地里变米粮”，正是具体的写照。
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文化阵地，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看看人民群众的毅力和天才，可以确信这个阵地一定可以占领，并且会不断发展巩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