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读后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读后
亦鸣
姚文元同志说，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影响很大，流毒很广”。这个结论下得未免轻率。
海瑞，不管他的主观动机如何，他一生所作所为的客观效果是冲淡了当时的阶级矛盾。他虽然斗倒过几个权门巨富，但正象鲁迅所说，这等于替皇帝掐死几只填肥了的鸭子，掐出来的家私大部分还是落入头号地主皇帝的腰包，换上几只空肚鸭子，对人民也只有被吃得更凶。——这些，似乎已不难肯定。因为海瑞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所以今天不能把他抬得太高。要不然，就是把我们的创作水平降低到旧日海瑞戏的水平了。
如果姚文元同志的批评基于这一点，归结到这一点，平心静气，实事求是，我想他对《海瑞罢官》的缺点以至错误，一定会提出比较公允的意见。可惜他的文章从这一点起步，就象脱了缰的野马，远远地奔到界外去了。而那界外的某一点，恐怕还是批评家为自己立在那里的目标，以便得出他那“一株毒草”的结论。
姚文元同志主要认为海瑞被塑造得一无缺点，成了农民的救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从剧本和戏看，这个海瑞明明是有缺点的。海瑞满口皇上，不就是他最致命的缺点吗？即如姚文元同志所说，海瑞被摘了印还聊以解嘲地口里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令人为他的精神胜利法哑然失笑，不也正是他的缺点吗？姚文元同志还说海瑞被写得孤零零地一个人在斗争，这不也正是海瑞的缺点吗？怎么能说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怎么能说作者要拿他来做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呢？
至于戏上的农民把海瑞当作救星，不等于作者也把海瑞当作农民的救星。农民唱：
“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这正表现了四百年前的农民在偶然满足了一点狭隘的经济要求和基本的人权要求之后的感激和喜悦，恰恰使今天的观众想到这些农民的好光景何等可怜，而且完全保不住。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今天的农民有多少幸福。水平高一点的观众就能从而想到，这正是海瑞的改良主义在当时起着冲淡阶级矛盾的害处。
姚文元同志在肯定了这出戏是这样那样塑造海瑞的以后，就得出了他的第一个结论：“一个假海瑞”。
人物的真与假，在历史剧和现代剧里的要求是共通的，即要求艺术的真实。写现代剧不要求照抄生活，写历史剧也不要求照抄历史；写活人写古人都不要求替活人、古人照相。《海瑞罢官》不是连台本戏，因而只能要求以一点表现出了全体，或者只能要求这一点与海瑞的其他方面并无根本的矛盾。总而言之，这个海瑞是剧作者在大量历史素材面前，经过取舍扬弃，加以突出渲染创造出来的。为了成真，却确是弄假。
在加工创造上，原作决非完善。批评家应该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根据党的文艺政策，对吴晗同志的第一号作品进行细致的分析，把批评文章写到有助于这个作品的提高和第二号作品的生长。但是，姚文元同志不在此，他从一个假海瑞的结论出发，说什么“既然是一个假海瑞”，就要看看作者拿这个假海瑞来宣扬什么了。好象只要是一个真海瑞，就不产生宣扬什么的问题，而假海瑞呢，就一定是在宣扬要不得的东西了。于是他又得出了第二个结论：“宣扬阶级调和论”！紧接着追问作者要人们向海瑞学习什么，而且马上替作者作主，说是学习退田，学习平冤狱，要么准是学习以傲骨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了。而照他看来，退田者，吴晗同志主张把今天人民公社所有的土地退给地主或农民也；平冤狱者，吴晗同志想为地富反坏右翻案也；吴晗同志的横眉呢，是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于是乎最后结论来了：“一株毒草”。好痛快！这篇批评文章不正是这样急转直下，一气呵成的吗？
文艺作品要人学习什么，未必决定于它的故事情节有些什么。《海瑞罢官》有退田和平冤狱两个情节，但是写海瑞而着眼于这两个情节是最不足为奇的。被徐阶并吞的土地，不管是原属于贫雇农还是原属于中小地主和富农，总是该退的吧？戏里的冤狱，总是该平的吧？海瑞是怎样跟土地兼并者和冤狱制造者进行斗争的呢？吴晗同志着力写了他用不畏权势、不计个人得失、刚直不阿的精神来进行这种斗争。我看作者要人学习的就是这种斗争精神，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在封建社会里极其难得的东西，有一些正是要到了社会主义时代才得以普遍发扬的，刚直不阿可以说就是其中之一。
讲到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又有何不可？姚文元同志也说，官僚主义确实要反。是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长期斗争的内容难道应该排斥有关反官僚主义的文艺作品吗？这出戏不是触及了官僚主义的历史根源吗？何况，学得刚直不阿的斗争精神，是也可以用来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活命主义的。
姚文元同志还认为，傲骨就是魏延后脑杓上的反骨。这实在太奇特了。看来，他从凡是取材于历史的文艺作品一定意在影射现实这个前提出发，联系一九六一年的“单干风”、“翻案风”，又套上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反映出来这个客观规律，就轻而易举地把虽酝酿于一九五九年，却写成演出于一九六一年的《海瑞罢官》扔进这只染缸里去了。
取材于历史的文艺作品，确有影射现实的东西。但是，无产阶级专政连牛鬼蛇神明目张胆的进攻都不怕，蝎蝎蜇蜇的含沙射影又何惧之有？而且影射也有区别。事实上，我们见过怀着阴暗心情的人，借题发挥，旁敲侧击，对现实作恶意的影射，这种毒草，非拔不可；我们也见过一些作者，好心好意，但是胡里胡涂，也拿历史题材，对现实作了不恰当的比喻，这种作品，大抵只要加以批评，对作者进行帮助就行。此外，出于善意，比喻虽然不百分之百地恰当，却可以起一定的惩前毖后、借古励今的作用，这样的作品有没有出现过？有。今后可不可以做呢？也可以这样做，虽然这样的作品比之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是隔一层、差一点，无妨搁一搁，慢慢地来。
历史的最大用处之一，就在于给后人当借鉴，接受祖先的经验或教训。中国的历史不是劳动人民写的，现有的史书本身很难直接起这个作用；旧日的历史剧和演义戏十之九出于封建文人之手，所以大多数不能原封不动地搬演，极少数可以整理的，整理起来也往往事倍功半，实不如新编。这就有待历史与戏剧两皆在行的作者来考虑动手。这个工作，将来需要加以鼓励，现在也从未被人忘却。倘有批评家不分青红皂白，横加阻遏，吓得人不敢碰一碰，是应该受到谴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