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山上擂战鼓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论联合政府
红岩山上擂战鼓
四川省广元县沙河公社金鳌大队团支部书记　张玉德
四川广元县沙河公社金鳌大队，是在一个山高、坡陡、沟深、路窄、土瘦、地薄的穷山沟里。那个地方啊，真是“上山撞鼻，下山骑驴”，“天上下雨地上流，一场大雨光石头”。可是最近几年来，我们治山治水、改良土壤，改变坡地，使这个穷山沟完全变了样。在这场同自然的巨大斗争中，大队的“文化室”配合各项任务，起了一定的作用。
争夺思想阵地
金鳌大队的“文化室”，是一九六三年八月办起来的。一开始，我们就把大学毛主席著作作为活动的中心。通过学习，广大干部和青年都认清了方向和前途，获得了战胜困难的力量。我们的青年热情地提起笔来，写了上百篇歌颂党、歌颂毛主席，宣传毛主席思想的诗篇，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
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把开展兴无灭资斗争，作为“文化室”的突出的任务。我们大队有几个老年人，过去经常给大家唱旧书，唱得青年整天胡思乱想，搞生产没有劲，夜晚出门还怕鬼。社员都说：“这样发展下去，还搞啥子社会主义？”
党员大队长张必举对我们说：“他们唱旧书，你们不晓得唱新书吗？有了新书，才有武器去压倒旧书。”这话很对。团支部和“文化室”决定帮助和培养回乡知识青年张福元，让他学唱新书，并且寻找机会，让新书和旧书直接交锋，见个高低，把说书阵地夺过来。
一九六四年四月初四，青年杨荣堂结婚，请了一个老先生去唱《安安送米》。晌午过后，老先生在厨房内摆下书桌，清咳两声，开言唱道：“人生在世莫欢愁，好比蝼蚁度春秋，出世阎王定了数，无有阴功岂长留？……”刚唱完书头，只听得隔壁厅房里“啪，啪”两声，新评书《智取奶头山》开了场：
“话说小分队分兵三路，直向奶头山挺进……”。说得有声有色，十分热闹。坐在厨房内的三十几个听众，一个接一个转移到厅房里去了。老先生看到他的听众全部溜了，只好合上唱本，转身来到厅房。他站在人群里抬头一看，“呀”了一声，拔腿就走。原来，这个新说书人张福元正是他的儿子。
张福元说开新评书以后，群众十分欢迎，还要求听本乡本土的故事。在团支部的帮助下，张福元苦思苦想，终于编出了一段评书《大战红岩山》，说的是金鳌大队学习大寨精神，改造红岩子陡坡的事。评书一提起某人的声音面貌，社员们就猜到那一个人出场了，高兴地说：“听听，我们自己也上了书了，好扎劲啊！”
从此以后，金鳌山上再也没有人说唱旧书了。这一场争夺战使很多人认识到文艺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许多有文化的青年都提起笔来，参加了创作，投入了兴无灭资的斗争。
鼓添生产干劲
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为工农兵所利用。我们的“文化室”，运用了各种文艺形式，为农业生产添干劲。
广元有一种民间文艺形式——山歌锣鼓。这是直接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演唱的。每到挖地、锄草时，歌声锣声遍山岗，劳动不停，歌声锣声也不停。
山歌锣鼓本来是劳动人民的创作，但在旧社会，受了封建思想的影响，掺杂了不少糟粕，许多是黄色的。解放以后，大家感到山歌锣鼓也需要破旧立新。老贫农王建基是一个有名的歌手，十多年来，在党的关怀下，在旧套子中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深受群众欢迎。团支部和“文化室”就发动青年人向王建基学习，配合中心任务，编唱新山歌锣鼓。一九六四年，我们编的《战三秋》，表扬了在三秋战斗中的好干部、好社员，鼓舞了干部、社员的劳动热情，加快了“三秋”进度。
但是，社员们不光是要听评书，山歌，还要看戏。我们又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个任务。并且创作了第一个剧本《王老汉办酒席》。
一九六三年生产大丰收后，队里出现大办酒席、请客送礼的浪费现象。社员马万成嫁女，主张办二十桌酒席，并向男方要斗米斗面。女儿反对，老人偏要包办。正在这个时候，《王老汉办酒席》上演了。它批评了铺张浪费的作风。看了戏后，女婿女儿理直气壮，抓紧时机说服老人，大队长也赶来多方开导，终于把老人的思想打通了，同时也在全队刹住了大办酒席之风。
第一个剧本发挥了作用以后，更增加了写戏的信心。我们先后创作了歌剧《赶决算》、《公社红四员》、《送弟参军》等等。都受到社员的欢迎。
大写英雄人物
评书、诗歌、戏剧，越写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也越来越多，在英雄人物事迹的鼓舞下，在群众的迫切要求下，我们更不断地大写而特写英雄人物。这种形势的发展，使许多青年都提起笔来，业余作者的队伍不断扩大，并且出现了英雄人物写英雄人物的生动场面。英雄人物笔下的英雄人物，思想最鲜明，感情最充沛，读了振奋人心。新人新事，英雄人物层出不穷，写了一批，又出现了新的一批，怎么也写不完。我们深深感到，我们的时代是伟大的时代，英雄辈出。我们一定要永远写下去，永远唱下去。（附图片）
我们生产队的文化室〔木刻〕 廖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