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突出政治　第一步怎么走 中山县委领导农业生产中是怎样突出政治的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县委突出政治　第一步怎么走
中山县委领导农业生产中是怎样突出政治的
编者按：在解决政治和生产、人和物的关系中，为什么要把政治、把人的因素摆在第一位，要以政治统帅生产，以人统帅物？中山县委体会到：是政治摆在生产之上，还是生产摆在政治之上，这首先是一个把群众引向什么方向的根本问题。县委领导如果不能把这个问题提到原则高度来认识，那么在领导生产中，就容易迷失方向，就容易产生单纯生产观点，就只能见物不能见人。这种认识是值得重视的。
中山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中，县委领导通过增产的事实，初步看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巨大作用，但是对于政治与生产的关系还没有深刻的认识。他们感觉到了的东西，一时还没有理解它。只有当他们带着这个问题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问题，来实践，来总结领导经验的时候，才对政治与生产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才比较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这是个好经验。
广东省中山县农村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去年早稻备耕带来新气象。开耕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发展，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工作对生产采取了更积极的态度。中山县七十多万人口，八十多万亩水稻，县委一向以“大县”自居，从不肯向兄弟县认真请教，现在一改以往作风，几次到外县虚心学习。社员出勤的数量是历年最多的，精耕细作的水平是历年最高的，先进技术的推广是历年最快的。去年早稻生产与丰收的一九六三年相比，论“物”的条件，诸如水利、化肥、贷款、气候等，基本相同，但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突出地抓了“人”的因素以后，同样的“物”便发挥了更大的效能，每亩早稻平均增产了一百斤，总产量增加了一亿多斤。全县每亩平均高达四百五十斤，一造产量比解放前一年的产量还多百把斤。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中山县带来的早稻大丰收，有力地说明了只要正确处理了政治和生产的关系，正确处理了“人”和“物”的关系，工作和生产会取得多么重大的成就。
中山县委从早稻大丰收的事实中，感觉到了“人”的因素和政治工作的巨大作用。但是，那时对政治与生产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总结，没有作为一个根本问题加以系统考虑，认识还是不够自觉的。
首先是个政治方向问题
为谁生产，靠谁生产，怎么样生产，我们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走着根本不同的道路。
去年九月广东省委发出“突出政治，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的指示。中山县委在全体党员干部中，根据省委指示，就政治和生产关系问题大辩大议，在总结了自己的实践经验以后，才使主要干部从认识上较好地解决了“突出政治”这个根本问题。这次辩论和总结，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说，是一次必要的补课。县委在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召集大队党支部书记以上的主要干部开会，一反过去开会的老办法，既不由下边先汇报，也不是县委先作指示，而是由县委委员带领大家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几篇文章，以毛泽东思想作标准，以正面反面典型作教材，组织讨论。得到了主席思想的教导和启发，县委一开始便能把政治和生产的关系问题提到政治方向的原则高度去看待。县委把大家的看法归纳成四个问题：第一，我们搞生产的目的和方向究竟是什么？是搞社会主义呢，还是搞资本主义呢？第二，是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搞生产，还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搞生产？第三，不问政治只抓生产，想以单纯的生产观点把生产搞上去，生产上去了没有？第四，以单纯的生产观点领导生产，即使生产一时上去了，后果怎么样？
讨论展开以后，县委同志和到会干部都从切身经历中，认识到政治和生产的关系，首先是一个将人民引往那个方向的政治问题，其次才是以政治促生产事半功倍，以单纯生产观点抓生产事倍功半的问题。大家举出了环城公社员峰大队党支部作例子。一九六三年这个大队党支部放弃政治领导，不顾国家计划，过量缩小水稻面积，扩种甘蔗，追逐利润。干部和社员在利润的刺激下，虽然积极出勤，户户增加了收入，但是不少干部和社员的思想向损公利私的错误方向发展了，个别人竟至发展到不择手段牟取暴利，向往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程度。员峰大队生产上升思想倒退的典型事例，生动地说明了不问政治只顾生产的指导思想，会把群众引导向怎样危险的道路上去。一位县委副书记对此深有所感地说：“资本主义也搞生产，修正主义也搞生产，我们也搞生产。三者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我看，我们搞生产有着崇高的远大理想，有着革命的政治工作。我们搞生产，不只是高速度地为共产主义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我们还要为新社会培养出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新人。”
会议接着又专题讨论了：“突出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我们党员干部的一项根本的思想建设呢？还是完成当前生产任务的手段呢？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是不是统一的？”讨论以前，干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多是偏重后一点忽视前一点的。县委为此特地组织大家听取了高钻、梁义田等人关于遵照毛主席教导树立革命世界观的报告。高钻、梁义田都是广东省学习毛主席著作最好的优秀基层干部。他们那种首先对照毛主席著作，时时处处改造自己，然后以“身教”、“言教”影响和团结群众搞好生产的事迹，正确地回答了大家正在讨论的问题，使大家很受教育和鼓舞。最后又经过讨论，划清了革命的生产观点和单纯的生产观点之间的区别，弄清楚了我们要树立的是“为革命而种田”的革命的生产观点，我们反对的只是不问革命，不管方向，只顾生产的盲目的单纯生产观点。
纠正“党不管党”现象
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首位，把县委领导从纯生产事务中解放出来。
经过辩论和总结，中山县委自觉地把政治工作抓起来了。
一，县委开始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县委领导同志现在比较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几位县委常委已开始运用毛主席的思想观点，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县委的推动下，全县涌现出三百多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二，县委会基本上从纯生产事务中解放出来了。县委几个常委过去的情况是，包了生产行政业务，丢了思想政治工作。县里各个单位的生产和业务问题，往往事无巨细，都找县委常委解决。县委常委同志日夜纠缠在这些一般的生产行政事务中，办不胜办。为什么形成这种状况？县委同志讨论时说，除了对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指示理解不深以外，主要是对县委今天的职能认识上有缺点。夺取政权以前，县委是干什么的？大家是明确的；现在我们是执政党，县委是干什么的？看法就不一致了。中山县委在几次开会讨论了“县委究竟是干什么的”以后，县委同志才明确了：“我们是执政党。生产是国家大事，人民大事，县委当然应该领导生产，把生产搞好。但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不抓政治，不抓党，不抓人，天天只是具体研究水稻怎么种，番薯怎么种，把生产代替了政治，是不正确的。
县委能够从生产行政业务中解放出来，还和明确了县委第一把手（指县委书记，下同）的责任有很大关系。“县委第一把手起司令员的作用？起政委的作用？”也是经过讨论，大家的看法才明确了：“县委第一把手要起司令员的作用，更要起政委的作用。县委第一把手固然要统帅全局，但屁股必须坐在政治工作这把椅子上”。
在解决认识问题的同时，中山县委在组织上和领导方法上也做了一些调整和改进。它加强了各职能部门的工作，特别是农业生产领导部门的工作，县委有一位副书记负责农业生产的领导；又把县级领导机关的人员精简掉四成。县委要放手让各部门去工作；各部门也要敢于负责，兢兢业业地把工作真正担当起来。中山县委是向“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这个方向去努力的。这样，县委书记和县委常委，才可能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政治工作和解决重大生产问题上来。几个月来县和公社两级党委的会议，大部分是研究思想问题和讨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山县委初步地纠正了“党不管党”、“党不管政治”的缺点。全县不少农村党支部学习县委的样子，也做起思想政治工作来了。
三，抓了前边两条，县和公社两级党委领导生产中，开始出现了一种新作风：做到了遇到重大问题从毛主席著作中找寻指示，着重从思想政治工作角度去考虑问题，努力避免重复“就事论事”的现象；县委常委同志下乡多了，有事多和群众商量了。
一切工作首先是政治工作
把具体问题提到原则上来，按照毛主席教导办事，既解决了实际问题，又提高了政治觉悟。
中山县委强调边学边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试着以新学到的思想和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这里举一个例子：一九六五年早稻大丰收后，发生了怎样正确对待积累和分配的问题。当时，县委和多数干部对怎样奋发图强、怎样迅速改变中山县的面貌考虑较多，认为这才是从根本利益上关心人民，而对相应地改善社员当前生活关心得较少，因此主张多积累少分配，主张由干部卡紧分配这一关，不愿在广大社员中就分配问题放手发扬民主。社员呢？看到大丰收了，希望“大队搞一点建设，生产队搞一点建设，社员家庭也搞一点建设”，主张分配比例要适当，反对过多地积累，批评“干部想一步登天，积累无底”；对干部卡紧分配这一关的做法尤为不满，提出了“你当家还是我当家”的尖锐意见。因此，干部和社员的关系一时有些不协调。
这个问题很大，怎么解决？有的说，这是分配政策出了问题，把积累所占比例降下来就行了；有的说，算算账，把钱赶快分下去就没事了；也有人坚持原来的做法。县委说，让我们带上这个活问题先学毛主席著作，看看毛主席怎样说的，把问题弄清楚了，积累多少就容易办了。这时，广东省委也发来了夏收分配中正确处理积累和分配关系的指示。县委同志组织干部一起学习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严重的教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等文章，大家对照检查了思想。县委认识到这远不只是一个积累所占比例的分配政策问题，它反映了县委“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没有做到毛主席要求的那样，“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县委还是存在着单纯的生产观点，还是重视“物”的因素，重视基本建设，不大重视“人”的因素。它还反映了县委和干部中存在着较严重的不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错误思想。以后，县委一面教育干部听毛主席的话，什么时候都要相信群众大多数，把积累和分配问题，放手地交给社员民主决定；一面也及时反对了某些干部和群众中新出现的“放任自流”和“分光思想”，坚持以毛主席关于分配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指示去教育社员，加强了党对分配的领导。
事实发展的结果，出乎大家的预料。环城公社库充大队的干部，原来也是不敢放手发动社员民主决定分配方案的；后来，按照毛主席“相信群众大多数”的指示，向社员交了权，交了底，让社员弄清了早造增产增收账，基本建设需要账，晚造、冬种生产资金需要账，债权债务账；再发动贫下中农总结经验教训；同时，支部加强了对社员的阶级教育。在这以后，绝大多数社员都认为应当还清欠债，留够积累和晚造、冬种生产资金，然后才分配。这样，国家、集体、个人这三方面都照顾到了。后来县里了解到：全县各地社员大会决定的积累和分配的比例，大部分是适当的。在绝大部分社员增产增收的前提下，全县集体积累总额仍达到三百多万元，接近社队干部原来估计的数字，比县委预计还高。县委和公社党委从这个事实中，深切地领悟到了毛主席说的话：“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县委还从这个问题的处理中，懂得了应该把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结合起来；也认识到了我们是搞革命的，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不应该不问观点、不问思想，只是就事论事地去解决。这次积累和分配问题，如果只是简单地从降低积累比例去解决，那么大家就受不到如此深刻的教育，积累问题也不会解决好的。
政治落实到哪里
政治怎样落实到生产，现在面前摆着三个问题。
县委和农村基层党委经过讨论和总结，端正了政治与生产关系的认识以后，下一步怎么办？落实到哪里去？广东省委负责同志说，今后一个时期内可以考虑落实到三点上：一，突出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世界观，这是总纲；二，坚持自力更生，勤俭节约方针；三，发扬民主作风，走好群众路线。用这三点衡量中山县委，“突出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条总纲抓得还是紧的，学得多些，用得多些，经验也多些。中山县委是体会到了“学”而后知不足，“用”而后更知不足这条真理的。用县委书记的话说：“过去学毛主席著作的目的，是增加知识，提高理论，看了就算，和实际没有连在一起，因此看不到它的威力，尝不到它的甜头。这一段用了一下，甜头尝到了，慢慢抓起来了，自觉性逐渐提高了，确实感到非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可了。”但是突出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怎样才能和贯彻执行自力更生、勤俭节约方针紧紧扭在一起？怎样用突出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来更好地改进自己的作风？还缺少经验。这个问题必须正确解决，不然“突出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就会有悬空的危险。这是中山县委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突出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目前还带着相当的突击性。今后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呢？会不会象一阵风那样吹了呢？
第三个问题是，县委和多数公社党委现在动起来了，但是大队党支部一级还动得不够好，有的还没有动。大队的党支部，是我党在农村进行政治工作、领导生产的战斗堡垒。党支部没有很好地动起来，一个县的政治工作就是不落实的。这三个问题，县委作过一些分析，也有些经验，正准备研究解决。
中山县是珠江三角洲的主要水稻产区之一。一九五六年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生产高潮，每亩平均年产量由解放前的三百斤左右提高到五百八十斤，就是说解放后的第一个七年之间增产了将近一倍。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三年是第二个七年。这七年之间，中山县进行了以电动排灌站网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建电站四百多座，九成以上的稻田有了水利设施，耕作条件比第一个七年期间好了许多，但是一九六三年每亩产量只有七百五十六斤，比一九五六年只增产两成多。这是为什么？原因很多，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政治与生产关系处理不当。中山县紧邻香港和澳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一直比较尖锐。第一个七年间，政治工作较好，干部、群众革命精神旺盛，尽管生产中“物”的条件不如后七年好，但事半功倍，生产和工作便上去了。后七年县委大抓基本建设时，忽视了政治工作，这样“物”虽然多了，但干部群众革命精神不象一九五六年那样振作，没有做到物尽其用，生产就上得比较的慢了。中山县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突出了政治，生产又上去了。一九六五年每亩平均产量已猛增到八百三十斤。
中山县委在领导农业生产中，突出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时间不长，经验不多，今后也可能有曲折，但是它的方向是正确的，效果是好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本报记者　杜导正　黄向青　黄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