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不一致怎么办？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意见不一致怎么办？
北京市怀柔县北宅公社一渡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刘宗悦
我们搞农村工作，不论干什么事情，一开始就要所有的人都乐意，不可能，开头总有人不通，有人反对，甚至有人指着鼻子骂我们。十个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有长有短，人哪能都是一样的？若是所有的人一下子都乐意了，一点意见都没有，我看倒要好好思索思索，也不一定就是好事。
有矛盾，不统一，是常见的，是合乎情理的，要紧的是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是采取强制压服的办法？还是采取充分讨论说服教育的办法？根据我们工作的经验来看，后一种办法比前一种办法好。就拿我们村打井来说，打井抗旱本来是件好事，可是，开头也有人反对说：“咱们村百分之九十的地都浇上水了，还打井干什么，这纯粹是劳民伤财”。我们让大家充分讨论，把不同的意见都讲出来，然后，再向群众说明，搞水利不能只搞地上水，还要搞地下水，准备两套，作到有备无患，保证旱年也丰产；再说，我们多搞点水利，支援兄弟大队，这是我们一渡河的义务。当群众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反对、不骂我们了，还积极抢着干哩！要是强制人家通，硬要人家干，势必要造成强拧的瓜不甜，把好事办成坏事。
开会讨论，就要让人家讲话，让人家把话讲完。一次会不行，就多开几次，三次、五次，实在不通，也要耐心地等一等。少数人的话，反对的话，刺耳的话，难听的话，都要让人家说完，说充分；不要听见一些不同意见，就火苗窜起多高，听不进去。这次会上你不听少数人的意见，以后再开会谁还说话呀？有意见也不言语了。有些反面意见，只要我们仔细琢磨琢磨，也是很有好处的。再说，少数人的看法，出的主意，不一定不正确。去年春天，旱的很厉害，多数人不主张种棒子，少数人说：“春天不下雨，下雨就是春，抢种一点，总比闲着地板好”。我们访问了老农，都说：行，种吧！我们按照少数人的意见抢种了棒子，秋后收成还不错。当时，要是简单地按照多数人的主张办事，得少收多少？
要讨论就免不了有争论，有说对的，有说不对的。说对了大家就照着办，错了就改正。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错了就大胆地检查、改正。根据我们的体会，要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经常开展“小整风”是特别必要的。党员有了缺点和错误，不管党龄多长，工作成绩多大，都按“功不抵过”的原则，在“小整风”会上进行检查，当面锣，对面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论是思想、生产、工作、作风，谁对谁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摊开来进行批评。这种批评会开多了，习惯了就好了。老也不开，冷丁子开一次，要大家展开批评，不容易着哩！那个月的账（问题），就那个月还，不等年终算总账。这样一来，大家也都习惯了。
有了争论，支部书记尽可能不早下结论，一定要让支委们充分地发表意见，敞开说，吵个清楚。不要书记说了，大家就奉承几句，就决定下来，这样工作没法做好。不管是谁，说对了，都算数，还要照着人家说的去办。比方说，一九六四年春抢种棒子的建议就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党员提出来的。这个意见很好，我们就采纳了。要是光书记一个人点头才算数，以后谁还肯提意见？书记除了以身作则，做出样子来，还要充分发挥委员们的作用。我们这儿，开支委会大家都说话，不是管猪的只说猪，说别的就不言语；大家都关心全面工作。这样，做出的决定，大家都有责任，不是在屋里开会点头，一出门就摇脑袋，好事有一份，出了毛病就推说是别人弄的，是书记的主意。有时为了统一大家的意见，一个支部会要反复开几次。一九六一年春天，党支部研究怎样开十边地的问题，当时意见有分歧。先后召开了七次支部大会，分歧的意见才得到了统一，大家一致同意集体开荒。
光开会讨论还不行，有些事情，特别是生产上的事情，还要拿出个样子来，人家才信服。毛主席告诉我们，一切都要通过试验。我看搞试验，示范，参观，开现场会都是个好办法，既不犯强迫命令，又不当群众尾巴。农民群众最讲实在，眼见为实，你说的再好，他没见过，也不信服。一九五八年以前，我们村每年都要吃国家二十多万斤粮食。那时，我们就提出不吃国家的粮食，有些人反对说：“不吃国家粮食也行，得把咱们村的树都砍了。”我们没有砍树，开始试着在树底下种庄稼。试验成功了，粮果都丰收，再也没有人说砍树种粮了。还有，对多年不结果的鸭梨树实行剪枝、打药的问题，也有许多人反对。我们在一百八十多棵鸭梨树中留下了几棵不加管理，进行对比。这一年经过整理的树挂的果很多，都把树枝压断了，没整理的树还是老样子，没挂果。许多人都信服了，可是还有人说：“这是碰上好年头了。”接着我们又按新技术一连管理了几年，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一回大家心服口服了，接受了这项新技术。
要搞好工作，除了干部、党员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以外，关键还在干部们的行动，特别是支委们的行动。讨论清楚了，就要干起来，光说不练不行。怎么干？支委们，各部门干部要协同动作，都负起责任来，有问题就反映，没问题就分头去办。就象毛主席指示的那样：要学会“弹钢琴”。
（原载《前线》一九六六年第二期，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