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农业要靠毛泽东思想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发展农业要靠毛泽东思想
北京平谷县门楼庄公社南张岱大队党支部书记　张体伦
在我们国家里，发展农业，增产粮食靠什么？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挂帅；突出政治，也就是让全体社员学好毛主席的书，懂得种地为革命、种地讲科学的道理，别的路是没有的。
靠毛主席著作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越来越体会到思想政治工作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去调动人的积极因素。突出政治也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群众有了思想问题，你给他讲应当这样，不应当那样，这也叫思想政治工作；但是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拿出毛主席的书来，让群众知道毛主席是怎么说的。这样，一讲就灵，而且解决得彻底，长期起作用。我们觉得这是因为毛主席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说的话是真理，讲得深，讲得透，容易懂。当然，这要有个宣传和组织的过程。宣传毛主席思想，也要通俗易懂。我们采取的是用具体事例说明问题的方法，比如，毛主席过去说能打倒日本、打倒蒋介石，就打倒了；提出打倒地主，我们就分得了土地；说组织起来好，我们就有了今天的好生活；说农业机械化，我们就有了电井能浇地等等。毛主席又领导我们搞三大革命运动，也一定能实现。群众一点就通，越听越信服。
一九六二年，我们大队受涝灾，社员情绪低落，有些人指望政府救济。当时，我就组织大家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里的一段：“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和《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里的：“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大家又对比了新旧社会受灾后的不同遭遇，一致认为：毛主席说的对，一定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提出“洼地丢了上地找，粮食丢了蔬菜找，早的丢了晚的找”的口号。我同社员逐块查灾情，订措施。把冲倒的玉米、谷子一棵棵扶起来，给晚玉米削尖、追肥；给白薯地中耕，减少土壤含水量。结果粮食反而比上年增产，不但没要国家救济，还卖给国家二十一万五千斤粮食。就是这样，有了毛主席思想，改变了人的精神面貌，受了灾也可以顶住。
过去我们大队有个老贫农，经常说怪话，骂骂咧咧，谁也奈何不得。有些同志认为对这样的人只有批评，压一压。我想，越批评疙瘩会越大。我分析，他出身好，思想上也必然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一定要抓住他思想上的积极因素，按《矛盾论》的观点，促使矛盾转化。有一天，我们发现他在地里赶走一头吃麦苗的猪，就表扬了他。第二天一早，他又挑水浇了门前的两棵树，又表扬了他，并且号召社员向他学习。他很高兴，回家又教育他儿子要服从领导，好好干，按时出勤。他儿子练兵好，也得到了表扬。从此，他完全转变了，经常扫街，给军属和困难户挑水。结果在一九六五年被评为五好社员。
由于我们注意了用毛主席思想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社员中政治空气大大加强，“种田为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并已成为实际行动。一心为集体，关心别人的好人好事不断出现。社员尝到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甜头，参加学习的人越来越多。
靠辩证法种田
种什么粮食收什么粮食，这是肯定的，可是收多少，就得由人来决定。只要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敢于革命，敢于改造自然，就能改变不利的条件。我们提出“夺高产，穷变富”的口号，措施是彻底改洼换沙。有的群众说：“没有千顷地，别想打万石粮。”“我们庄条件不好，没法改变。”我们就组织群众学习了“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一段话。在讨论中，大家认识到：具有革命精神的人能掌握土地，改变土地。地靠人去种。同样的条件，决定粮食能不能高产的是人，不是土地。有的举例说：“园子地也是地，为什么能高产，还不是水肥条件好？”这样一说，大家的劲头就起来了。社员说：“今冬流点汗，明年保增产。”结果，二百亩岗地，用了一冬一春的时间就改成梯田，四百亩洼地也改成台田，六百来亩沙地铺上坑泥，改成了好地。土地变，产量就上去了。一九五八年，亩产一百五十八斤，还要吃国家供应粮；到一九六五年，亩产提高到六百七十斤，卖给国家余粮四十七万五千斤。社员说：“毛主席著作力量大，瘠薄土地能搬家。”
在生产中，新旧思想、进步与落后思想之间的斗争是经常存在的。一九六三年，我们推广密植和种两茬作物时，就遇到这个问题。群众对密植还接受不了，他们说：“垄大苗稀秸秆粗，粮食不少打，秸秆不少出。”硬推行当然不行。毛主席说：“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怎么办？我们就组织老农、干部、技术员三结合共同试验，用事实改变社员的看法，推动内因起作用，使采用新技术成为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开始，有些社员不相信能成功，要跟我打赌。到秋后，一百二十多亩小垄密植的小麦中，有六十亩亩产四百二十八斤，有十五亩亩产五百二十三斤，另五十五亩亩产三百二十斤。没密植的地，产量就低。有的社员又说：小片可以增产，大片就不行了。我们又组织大家学习了《矛盾论》里认识事物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规律的论述，使大家认识到既然小片能增产，大片地一样种法，也能增产。到一九六四年，我们全改成小垄密植，产量比过去提高一倍。一九六三年，我在二队搞了几十亩小麦套种玉米，亩产五百九十多斤。一九六五年又搞大麦、稻子两茬，亩产一千六百多斤。这时候社员反而说种少了。
一九六五年，棉花种得细，种得好，增产的决心也大。可是不能按时现蕾。技术员抱着书本说：“现蕾最晚不能过六月二十日，不然霜后花减产。”群众却说：“棉花不害羞，里里拉拉长一秋。”不管哪种看法，都把棉花生长期看成是不变的、死的。我们就学习《实践论》，毛主席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我想，棉花为什么不现蕾，参加劳动后不就知道了吗？于是我就参加棉田管理，经过观察，看出来是下种时天寒，以后又天旱缺水，又套书本经验，老蹲苗，因此不现蕾。我们分析，天时不是绝对的，要改变条件，促使它生长，争取按时现蕾，消灭霜后花。我们采取了浇水、追肥的措施以后，一下子就长上来了。结果亩产达到一百一十八斤。运用唯物辩证法大破形而上学，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结果，不仅棉花得到丰收，而且再一次尝到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甜头。
一九六五年春季，我去上海参观，看到了上海人民种田为革命、实干苦干的巨大成绩，特别是南汇县搞的格子田对我吸引力最大。回村以后，我就到二队去搞格子田，初步方案是埂上种玉米，埂边种豆子，沟底种水、旱稻。群众一听就说不行，他们告诉我：垄小、苗密不能中耕，一刮风就要倒伏，上海无霜期长，北方无霜期短，稻子熟不了，又耽误种麦。我也打了闷雷，是我错了，还是群众不接受新鲜事物呢？于是，我就看《实践论》，毛主席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我就想，我主观上想搞好，却不顾气候、品种，也没跟群众商量。毛主席这话就象专批评我一样。于是，我就在社员会上检查了主观主义、盲动主义、风头主义的错误。大家一块研究计划，按格子田的基本要求和做法，因地制宜，改变了作物安排。结果亩产八百六十多斤。而一样的地，老种法只收七百多斤。这一次，我不仅摸到了种格子田的一些规律，更重要的是使我进一步懂得种田必须老老实实，依靠群众，这对我来说比多打几百斤粮食的意义还要大。